知识分子的两难

知识分子的两难

知识分子及其批评者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思想者所固有的两难困境及其必然性。我们要面对这一困境，因为它是人类思想发育中的自然组成部分。

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人类的情感——不受理性控制的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造就了这个世界。如果他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他的思想必然是浅薄的，他的意见也必定是狭隘的。然而，一旦学会了思考并以理性为指导，他就不可能人云亦云，并因激烈变化的大众情绪而摇摆不定，除非他自己停止思考或故意违背自己的思想。后一种情况就像在实施智识自杀，“以一种凌迟般的方式”。

如果对过去左派知识分子的毛病进行更加深入的诊断，也许能够表明，他们的困境并非源于追随理性太深，而是追随理性还远远不够，不足以认清非理性的全面威力。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也遭受到无法在国内外事务上都运用理性的痛苦，因为他们不能用理性来控制自身的情感。这样，他们就在无意中使国家陷入了上次大战的泥沼，最终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心智上的混乱。

乔治·奥威尔[1]曾经对此进行过相当尖锐的批判，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他说：“真正塑造世界的能量来自于情感。”他指的是“种族自豪、领袖崇拜、宗教信仰、好战”这些深层而强大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的能量也是来自于情感，即对真理的热爱，他们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领悟。世界史的研究充分表明了，这种情感为塑造世界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当思想者不再相信思想的指导力量，并且允许自己仅仅充当当下主流大众的情绪媒介时，这种能量的源泉就会枯竭。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64年说，“使各国政府和民众认识到核战争的灾难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他接着又说，这一说服工作借助“一系列煽动人心的手段”才得以完成。如果说还有一件事情看起来能够确认的话，那就是这种煽动的效果远不如合乎逻辑的论证。军事领袖们能够转变思想认知，并领悟到核战争是徒劳和自我毁灭的，正是逻辑论证之功。

历史见证了“先知”在人类进步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证明了毫无保留地表达其所见到的真理的终极实践价值。然而，历史同样表明，先知们所见到的景象要想被接受和传播，往往取决于另外一类人——领袖。他们是沉着冷静的战略家，能够在真理与人们的接受能力之间达成妥协。他们的成效常常取决于他们对真理的感知程度，以及他们在宣扬真理时的实用智慧。

先知必须殉道，那是他们的命运，也是他们成道的考验。然而，一位领袖如果也以身殉道，则只不过证明了他的失职——要么是因为缺乏智慧，要么是因为他混淆了领袖与先知的职能。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种牺牲能否弥补他作为一个领袖表面上的失败，尽管这给予了他男人的荣耀。至少，他避免了领袖更常犯的错误，即为了权宜而牺牲真相，最终对事业却没有益处。任何习惯于为了利益而隐瞒真相的人，他们思想的子宫中都将产生畸形的胎儿。

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可以将实现真理的过程与接受真理的过程相结合呢？对战略原则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该原则指出，既要坚守始终如一的目标，又必须以适应环境的方式追求目标。

真理必然会遭到反对，特别是当它以新观念的形式出现时，但对真理的抗拒程度是可以被减弱的——不仅要考虑目标，还要考虑实现目标的方法。不要对长期阵地发起正面进攻，而是要迂回到它背后，则它薄弱的一面就会暴露在真理的突击之下。不过，在采取任何这种间接路线时，都要注意不可偏离真理。对真理的真正进步来说，误入非真理的歧途是最致命的。

从个人经验中寻求例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这些反思的意义。回顾各种新观念逐步获得认可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当它们不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曾经被遗忘的古老原则或惯例在现代复活时，它们就会更容易被接受。这不是欺骗，而是要用心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毕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展现机动装甲车（快速坦克）从本质上是继承装甲骑兵，重现骑兵在古代的决定性作用的一种自然手段，通过这种方法减弱了人们对机械化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