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谬论

强制谬论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强制原则在实践中往往会失败。防止人们做某事是可能的；而且，只要是用来限制干涉他人的自由，那么约束或管制则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实际上，要强迫人们做事不可能不冒得不偿失的风险。这种方法也许看起来可行，因为当它应用于那些仅仅是犹豫不决的人身上时，常常会收到成效。然而对于那些确实不愿意的人，它就会失败，因为它会制造摩擦并鼓励阳奉阴违，从而达不到预想的效果。一项原则是否有效，要用结果来检验。

效率源于热情——只有热情才能够带来强劲的推动力。热情和强迫不能相容，因为热情在本质上是自动自发的。强迫则注定会扑灭热情，因为它掐断了源头。一个个人或者国家越是习惯于自由的生活，一旦转向强迫时就会越发失去活力。

我花了多年的时间用于研究战争，这项研究逐渐超越了当前的技术层面而指向其源头，并改变了我早期对征兵制的固有看法。我的研究使我发现，强制性原则从根本上是无效的，而征兵制度也已经落伍过时——在战争日益趋向素质化发展的时代，它却像藤蔓一样纠缠于数量标准。在一个为了有效地运用新式武器而日益需要技巧和热情的时代，征兵制却固守着单纯的数字崇拜。

征兵制已不符合现代战争的条件——包括专业化的技术装备、机动作战和变化莫测的形势。胜利越来越有赖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这又出自于个人的责任感——强迫则会使责任感萎缩衰减。此外，每个心有不甘的人都是一个“病菌携带者”。总之，他会到处传播“病菌”，强迫他服兵役实在是得不偿失。

经过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我逐渐认识到，引发近代大型战争并使全世界深受其害的罪魁祸首正是征兵制度。

对历史经验的分析证明了这种逻辑推理。当代征兵制度起源于法国——讽刺的是，它是大革命激情下的劣等产物。它曾将整整一代人搞得天怒人怨，因此当拿破仑倒台后，废除征兵制就成了法国人民的首要诉求。然而，它又被移植到了普鲁士，那里才是最适合征兵制的土壤。而就在半个多世纪后，普鲁士的胜利又使得征兵制在法国复活。由于拿破仑三世新一轮的独裁统治使得法国人民已经习惯于官僚主义的干涉和束缚，征兵制的再度实行相当顺利。在随后的一代人中，伴随着法国自由精神的复兴，寄生在这一政体上的小官僚主义也随之成长。法国人自此一直未能摆脱这只寄生虫，他们的努力仅仅带来了腐败——企图用逃避的手段来减轻强制的压力，其结果必然失败。

今天人们已公认，此种因官僚主义而导致的腐败的疯狂滋长，实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祸根。但是深入考察之后会发现，其原因可以追溯得更深远——一部分法国大革命的缔造者误解了他们自己的原则，从而采取了一种与他们的成就根本对立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认为，征兵制对于德国人来说可能不那么有害，因为他们更愿意服从制度，也没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传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纳粹运动在本质上是自愿性质的——是排他的，并非谁都可以加入；而且德国军队中最重要的部分——空军和特战队——则是在半自愿的基础上招募的。很少有证据显示，德军中的普通“大众”具有同样的热情，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种被强迫从军的大众构成了德军表面力量中的薄弱环节。

正如我所说的，征兵制衍生自法国大革命的混乱思想，然后被拿破仑所利用以实现他的个人野心，随后转而服务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利益。在破坏了18世纪“理性时代”的基础之后，它已经为当代的非理性统治铺平了道路。

征兵有引发战争的作用，但是不会使战争加速进行——除了在消极的意义上，它会加快厌战情绪和其他导致失败的因素的增长。征兵在1914年就引发了战争，因为新兵动员破坏了国民生计，并造成一种不可能进行谈判的氛围——从而证明了“动员即意味着战争”这一警告。在那次战争中，从俄国、奥地利和德国军队溃败之前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军队衰退之前的迹象中，都可以找到征兵制的影响。在战争的压力下崩溃的都是最不自由的国家，而它们是按不自由的程度逐个崩溃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战争的第四年，公认战绩最好的部队是澳大利亚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仅排斥征兵，也是最不鼓励盲目服从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提倡征兵制可以追溯到战前几年，甚至是在军方采纳这一制度之前。当时，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对纳粹制度的社会发展印象深刻，对其所隐藏的危险却不够警惕。慕尼黑会议之前的那个冬天，德国发起了一项“全民服役”运动。洛西恩勋爵[1]（Lord Lothian）在1938年3月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阐述道，“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紧急情况下”，“每个人都被分配给”某种特定的服役形式。现在，又有人将它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来重新加以提倡。

这种制度必然会压制个人的判断。它违反了自由社会的基本准则，即，除了主动干涉他人自由的自由，不应对个人自由有任何限制。我们的个人自由的传统是经过多少个世纪的努力才慢慢成熟的。如果我们在国外为捍卫它而战，之后却在国内放弃了它，这将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讽刺。就个人服役而言，自由意味着有权利忠于你的信念、选择自己的路径，并决定何种事业值得效力和牺牲。这就是自由人和国家奴隶之间的区别。

除非绝大多数人民都愿意为之效力，否则国家一定是在根本上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有可能经受不住或者不值得接受考验，而强制性措施并不会使结果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我们也许尚未达成充分的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但是对于未来最佳的保证在于改善自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放弃我们已经获得的自由的要素。

强制服役的支持者们在坚持这一观念时经常强调说，在某些非常时期，这一原则曾经被我们的成文法所接受，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偶然地应用于社会中的贫困阶层。在这里，他们忽略了我们国家在19世纪中已经获得的发展，而我们的自由观念也进一步提升了。

英国文明的进步使我们首先对强征入伍和贩卖奴隶提出质疑，并随之摒弃了它们。这两种违背我们原则的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难道我们的文明浪潮现在正在退落吗？

另外一个错误的观点是，既然征兵制一直是大陆国家（包括那些仍然是民主制的国家）的惯例，所以我们不必担心采用征兵制的后果。但是我对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和战争研究得越深入，我就越发现，征兵制的发展已经损害了大陆国家自由观念的成长，从而降低了它们的效率——因为它破坏了个人责任感。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英格兰的临时性征兵制也已经永久地伤害了自由与民主的发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逐渐坚信，自由的重要性至高无上。我相信，自由是效率的基础，对国家和军事都一样。因此，为了争取生存，与极权主义国家做斗争，其结果却是自己也“通往极权主义”，这既是一种实践上的愚蠢，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投降。切断了自愿服务的动机，就会使自由社会的生命源泉干涸。

我们应该认识到，对国民生活采取强制性原则相对容易，而采取之后再想摆脱就难了。一旦在和平时期实行强制服役，就很难抗拒将该原则扩展到国民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思想、言论和写作自由。在向极权主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之前，我们应该慎重考虑并且未雨绸缪。还是我们对锁链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不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