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宜的短视性

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权宜之计鲜少有被证明是合宜的。然而，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大谈特谈如何权宜变通，他们似乎担心一提到原则就会被贴上“不切实际”的标签。他们尤其喜欢强调“现实主义”的需要。如果这种态度显示出对真正的历史教训的理解，那么还说得过去。例如，低估理想主义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同样地，在采取政治措施或做出承诺时无视军事原则和条件也是不现实的。而且现实主义要与深谋远虑相结合，要能够预见到未来的一两步。

英国政策的优点在于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而它的弱点是，这种（通常是困难的）形势本来可以通过未雨绸缪而避免。百年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我们处理地中海事务的历史表明，当英国的政策最接近于真诚时，它不仅在本意上而且在效果上都是最好的。英国人道德冲动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相互拉扯，给英土（土耳其）关系带来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反转。我们曾一再讨好苏丹，希望苏丹能够抗衡法国或俄国在近东的野心，而又常常被迫对苏丹采取行动，因为它对待臣民的方式大大地震撼了我们的正义感，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

从百年来的历史及其后果来看，我们爱好妥协的民族天赋在现实中的运用并不尽如人意。这种微妙的调整若要真正生效，需要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然而英国人并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永远无法摆脱道德上的顾虑，来扮演这种角色。因此，在口是心非或者铁血主义这种与道德无关的比赛中，他总是无可避免地居于下风。认清这种内在的“弱点”，英国人发现也许还是继续坚持道义比较好。无论如何，这一实践还没有被尝试。

另一方面大量的经验表明，道义和实利主义之间的失调也使得英国人常常陷入困境和危险当中。当我们沾沾自喜地指望土耳其人会心怀感激时，他们却没有忘记我们的态度是不可靠的。当我们运用影响力帮助苏丹及其衰朽王室对抗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改革运动时，我们不仅失去了约束后者的影响力，无法遏制他们采取过激行动，而且还冷落他们从而将他们推入德国人的怀抱。

如果能多一点正派，多一点真诚，以及多一点考虑，世界局势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啊！首先，试着向前多想几步，并且意识到宽恕邪恶的危险。我们试图玩古老的外交游戏，却不能指望着能够成功，因为我们还背负着顾虑，而旧式的现实政治拥护者却可以免受这种负担。

对于一个满不在乎地实施“海盗”行径的人——他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管其他人的，他的观点是可以被理解的。他也许能够获取他的利益，尽管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失去的更多，因为他正在扼杀自己的灵魂。但是对于那些在私生活中维持着某些道德标准，却在公共和国际事务中提倡或者默认丛林法则的人，即使是目光再短浅的人也看不出有什么道理。而那些在国际事务中鼓吹纯粹自私的人，同时又大肆宣扬爱国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及其崇高性，就更加没有逻辑可讲了。

如果不是怀抱希望和梦想，为国家精神的持续进步提供机会，并使国家变得更加美好，那么牺牲个人保卫国家又有什么意义？若非如此，那么他仅仅是留住了国家的外壳——只挽救了形式而不是灵魂。只有愚顽的爱国主义才会做出这等毫无希望的蠢事。

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像猫一样只眷恋自己在火炉边的窝而不爱人类，那么爱国心又有何价值呢？而且，当屋子失火，这样的“爱国者”也像猫一样很可能会被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