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战争的问题

非正规战争的问题

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战争的发展，包括游击战、“颠覆战”和“抵抗运动”，使得裁军或从形式上规范战争的前景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20世纪的各种冲突中，游击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而且也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在西方军事理论中引起些许关注，尽管早先不乏非正规部队采取武装行动的先例。克劳塞维茨在其皇皇巨著《战争论》中只用了一个短小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在第六卷第三十章将近结束的地方，那一章是在分析“防御”的各个方面。他将“武装人民”作为对抗入侵者的防御措施，并阐述了成功的基本条件及其局限性，但没有讨论相关的政治问题。他也没有过多提及西班牙人民对拿破仑军队的抵抗活动，而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游击活动，自此“游击”一词进入了军事领域。

一个世纪以后，劳伦斯（T.E.Lawrence）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一书对游击战进行了更广泛和深刻的论述。他精湛的游击战理论构想集中阐述的是它在攻击方面的价值，这也是他在阿拉伯反抗土耳其起义期间的经验和反思的综合产物。这一起义既是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是协约国对土作战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游击战只在阿拉伯的外围战役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欧洲战场上则不值一提。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游击战变得如此广泛，几乎成为战场上的普遍现象。在所有被德军占领的欧洲国家和大多数被日军占领的远东国家都出现了游击战。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劳伦斯所造成的深刻印象，特别是在丘吉尔的心目中。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并孤立了英国之后，运用游击战作为一种反抗手段遂成为丘吉尔战争策略的一部分。这些抵抗运动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其中最为有效的是南斯拉夫铁托（JosipBroz Tito）领导下的共产党游击队。

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远东地区组织了规模更大、持续更久的游击战。毛泽东在领导层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从那时开始，游击战和颠覆战相结合，在东南亚相邻地区取得了广泛的成功，并蔓延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在非洲，从阿尔及利亚开始，在塞浦路斯，在大西洋彼岸的古巴，现在又再次回到了中东。这种战争形式在今天更有可能继续发展，因为它是唯一适应现代条件的战争形式，同时又十分适于利用社会不安、种族冲突和民族主义热情。

关于游击战有两部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本是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另一本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1960年所写的小册子，里面综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所领导的古巴革命中所使的方法和取得的经验。

至于抵抗运动的作用，武装抵抗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无疑对德军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不过，在分析这些敌后活动后会发现，它们的效果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与一支强大正规军的行动相配合的程度，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敌人作战牵制住了敌人的后备力量。如果没有一个吸引了敌人主要注意力的强大的攻势或者紧迫的威胁与之相配合，抵抗运动就不过只是一种骚扰。

在其他时候，它们的效果还不如普遍的消极抵抗，而且还会给本国人民带来更大的伤害。它们招致的报复要比给敌人造成的伤害更为严重。它们给敌人提供了采取暴力行动的机会，这往往成为敌方守备部队缓解紧张情绪的有效手段。游击队所直接造成的，以及敌方在报复过程中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且最后也不利于解放后的重建工作。但是最严重且持久的障碍还是在心理层面。

相较于正规战争，在非正规战争中更容易养成暴力的习惯。在前者中，对法定权威的服从可以抵消暴力习惯，而后者却具有反抗权威和破坏规则的特点。在这样一个已被侵蚀的基础上，要想重建家园、恢复稳定是十分困难的。

通过反思劳伦斯在阿拉伯的行动以及我们就此进行的探讨，我逐渐认清了游击战的危险后果。我所写的关于阿拉伯游击战的书，以及我对游击战理论的阐述，在上次大战中被很多民兵组织和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当作指南。但是那时我已经开始对游击战的长期后果——不是对它的短期功效——有所怀疑。作为土耳其的继任者，我们（英国）在劳伦斯曾经开展阿拉伯起义的地区一直麻烦不断，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游击战。

对一个世纪前半岛战争[1]的军事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之后西班牙历史的反思，更加深了我的这些疑虑。在那次战争中，拿破仑击败了西班牙的正规军，但取代西班牙正规军的游击队取得的胜利抵消了法军的战果。这是有史以来反抗外来征服者最有效的人民起义之一。在破坏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控制并瓦解其权利基础方面，它的贡献要比惠灵顿的胜利大得多。但是它并没有给解放后的西班牙带来和平，在紧接其后的半个世纪里，武装革命不断出现，并在20世纪再次爆发。

现在从历史经验中学习还不算太晚。用相同的手段还击敌人的“伪装战争”（camouflaged war），无论想法有多么的诱人，更明智的做法还是设计和追求一种更精致、更具远见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