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军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安全竞赛中，“裁军”不仅起步晚，而且跑得像蜗牛一样慢。1932年，经过漫长的初步讨论之后，世界裁军大会终于在日内瓦召开。就在裁军大会开幕前的几个月，日本在远东试探性地开启了它漫长的侵略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裁军计划复苏了。裁军突然成为联合国议程中位于前列的事项，尽管1946年秋季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时还没有提到裁军问题。

裁军议题的复苏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出现的，起因是苏联提议对各个国家境外驻军的数量进行调查。一开始这仅仅是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但是却出乎意料地达成了全面裁军的决议，接着还令人惊讶地在原则上接受了国际核查——这之前曾经被认为是侵犯主权而遭到反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Test Ban Treaty，PTBT）当中部分地落实了这一原则。

经验表明，在任何国际安全或裁军计划中，都有一个虽不甚明显但却根本的缺陷，就是专家们的观点难以调和。会议一再因技术上的扯皮而延长，达成协议的前景变得渺茫，政治气氛也变得紧张。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就战争的深层问题（与指挥作战完全不同）征求陆军司令、海军上将或空军元帅的意见，就像向本地的药剂师咨询如何治疗顽疾。无论他们对配药多么在行，他们都不关心疾病的成因和后续发展，也不在意患者的心理状态。

尽管经验已经表明，国际预防战争计划是靠不住的，不过早期的经验也显示，由于敏锐地意识到相互克制从长远来看对本国利益是有益的，因而有可能培养出一种遵守克制原则的习惯。战争越“形式化”，它所造成的损害就越小。过去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超出普遍认知的成功。

1963年10月7日，肯尼迪总统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

战争越“形式化”，它所造成的损害就越小。

独立国家不承认主权有高下，它们之间的战争与个人之间的战斗基本相似。在对这种致命争斗进行约束的过程中，中世纪早期的司法决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到国家的权威足够普及和强大到能够强制执行法律判决时为止。在司法决斗的正式规则被接受之后很久，“个人之战”（individual warfare）才被实际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根据法律程序做出的司法裁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恰当地总结了这些规则的价值所在。他指出，正如许多聪明的事情是以非常愚蠢的方式操作一样，一些愚蠢的事情的处理方式反而是非常聪明的。

中世纪晚期，当混战动摇了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个人之战”就又以决斗的名义死灰复燃。在16世纪的意大利，繁复的规则抑制了决斗的危险性，并使其渐渐消失——规则导致决斗失去了意义。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法国，决斗存在的时间较长，但是可以看出来，决斗的日益形式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助力，它使得法律、理性和人文关怀共同努力来废止这种行为。即便是从最坏的方面看，决斗的习俗也为极端的情绪提供了一个规范的出口，从而遏制了个人杀戮更为猖獗的复苏。

孟德斯鸠

个人决斗是愚蠢的，但加以规则约束的司法决斗却是聪明的。

与之相似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斗，以及18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之间更大规模的战争，不仅证明了人类的好斗性，而且也显示出约束它的可能性。这些战争是人类侵略本能和好斗天性的发泄途径，同时为了文明的福祉又将它们的破坏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此类战争有其必要性，理想主义者不会愿意承认，然而它们限制战争罪恶的效果要超出一般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