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信仰问题

世界信仰问题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我有太多的机会看到活人是如何成为传奇的，以及领袖或先知的言行是如何被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故事所包装的。这些故事激起的个人奉献精神越大，它们就越深入人心。在现代条件下有这么多考证办法可供查验事实时尚且如此，那么在历史意识尚未成形且缺乏核查手段的年代，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此外，作为古代史学者，我十分清楚即便是在古代的历史作者当中，严格忠于事实的观念也不常见，大部分人关注的是提出新的经验教训。慎重地对待史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新的观念，然而在宗教导师看来却无关紧要。编撰福音书是为了将其当作宗教教学和宗教崇拜的基础，而不是为历史服务。不能忽视这种目的上的根本差异。

最早的福音手抄本出现在公元4世纪。它们是抄本的抄本，在这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里，任何抄录者都可能改变原文，使之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宗教观念。除了传统上认定最早的福音书成书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圣经》学者再无其他凭据。如果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这确实是推测），我们也无法知道在之后的三百年里有多少内容被修改了——在此期间，教会内部出现过多次的争议和分裂。

即便根据最乐观的估计，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门徒们的记忆仍然是口口相传的——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任何记忆被情绪化的回顾所粉饰和改变。因为我们必须记住，那些门徒是在怀疑和反对的压力之下宣扬他们的信仰的。如果他们没有倾向于“改进”基督的言行以迎合批评和取信于人，那就不符合所有人类的经验。

基督教教义本身同时也处于演变当中，并影响到了它的文本。认为有思想的人应该继续相信两千年前在黎凡特[1]-罗马世界极度迷信的精神氛围中形成的神话和教条，我可以理解这种说法，但认为它是极其不合理的。这种教义是令人瞠目的政治幕后操纵的结果，是几个轻信而迷信的罗马皇帝的淫威所强加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获得能够帮助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魔法”。

我发现，在与品格高尚的人打交道时，如果他们是虔诚的和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的话还不如非基督徒那样可信。一个好人如果还是一个好教徒的话，他很有可能把他认为是好的事情排在真理前面。这不足为奇，因为任何热衷于真理的人都很难像这个好人一样，毫无困难地将神话作为史实全然接受。后者狂热的信仰使他迟钝到了轻信的程度。

许多基督教学者一方面承认无法考证历史上的耶稣，另一方面在谈到福音书中讲述的事件时，又好像它们真的发生过一样。这种包容能力说明他们对不同程度的真理缺乏敏感。

过于强调基督教的历史性使得教会给自己招致了不必要且无穷尽的麻烦。如果教会只是打算将基督故事作为宗教真理来介绍，那么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它的进步也将更有保证。因为它可以借此更好地培养不断启示和持续进化的观念，教导人类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教会在向后看这方面也许做得太过头了。

要想确立由事实陈述构成的信仰，历史的沙粒无法提供稳固的基础。我们可以在这些沙粒上构建一个笼统的结论，但如果我们将信仰完全寄希望于历史细节，那么这些沙粒很容易就会被知识的海浪冲走，信仰也会破灭。如果我们依赖于广泛的经验真理，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觉察并且吸纳超越底层意识的精神。那就是生命的气息。

我将简要地说明我是如何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的，这一证据能够用理性来解释。在这个到处是邪恶而且自私明显占有优势的世界中，却维持着一种非尘世的、不可抑制的善良潮流。按照人类的标准，自我牺牲和舍己为人毫无意义，然而有无数的事例证实了这种无私的动机。除了存在一种更高的灵性之源，还能如何解释呢？

最优秀的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是窗户。光线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但这光线不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而像是灵性的阳光。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仅仅是接收器，调到了能够接收灵性“无线电波”的频道。他们可以擦拭窗户的玻璃，他们可以提升他们的接收能力，但是他们清楚光源是来自外面，远远超出他们认知范围的地方。

所有这些不过是一种表达“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真理”的现代方式，而福音书的编撰者则试图以鸽子的形象来描述圣灵的降临。人所画的神“像”多种多样，但神启常在。神的概念以及信仰的形式会有差异和变化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差异和变化产生自我们的心智，而有限的人类心智是无法理解神的无限的。但是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感受到神，因为我们无需像思考时那样，去构想什么东西。因此，神的灵就可以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触及我们的心灵，于是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了更纯净的气息。

我相信我们被赋予头脑是用来思考的——去寻找习俗和神话背后的真理。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恩赐是来自于一位人格化的神——就这个词最深刻的含义而言，这种创造力是源于更高的人格形式。

我们被赋予头脑是为了使用它，而最好的用武之地莫过于宗教思想了。但是我们应该谦逊地承认可能存在不同的道路，并且对其他道路上的行者抱有共情之心。宗教教义和人类历史中的难解之处常常使富有思想的人进入无信仰的状态。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如果人们能记得这些教义和历史是由人类解释者所编写，而人类又很容易犯错，那么这种困难就不复存在了。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即使科学和历史表明许多宗教记录并不是事实，也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精神真谛而非物质上的事实。如果人们不把《圣经》当作世俗意义上的历史记录，而是将其视为宏大的神圣寓言，这些怀疑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教会担心，如果《创世记》被证明在事实上是错误的，信仰会经不起这样的冲击。由于它不愿意接受这种可能性，教会的所作所为不仅动摇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更动摇了对教会本身的信任。现在回想起来，它的恐惧似乎和它的论点一样荒唐可笑。然而，它现在同样害怕承认《新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如果我们声称相信圣灵，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在宗教观念的演变过程中依赖于它的指引。我研究和思考得越深入，就越深刻地感觉到，所有伟大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家最终都趋于殊途同归——这与完全一致是不同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在我看来，人类整体的精神发展就像一座金字塔或一座山峰，他们攀登得越高，上升的路线就越向着一点汇合。

一方面，这种趋同的趋势以及较高层次上惊人的一致，对我来说是最有力的经验论据，证明了道德是绝对的而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宗教信仰也不是一种妄想；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类进一步提升最令人鼓舞的保证——只要那些追求精神真理的人认识到他们基本的精神共性，并且学会充分利用他们的一致之处，而不是一味地强调他们的差异和唯一性。

要建成这一精神联合体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危险已迫在眉睫。时间所剩无几，因此将避免发生世界性灾难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复兴——即便是广义的宗教——似乎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必须记得，宗教只对少数人而言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对于多数人来说，它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它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不过恰恰是这种思考为人类带来了一线希望。思想和行为上的部分改变也许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转变，但是却足以使人类获得恢复平衡的喘息空间，同时也使宗教更加深入人心。

历史证明了这种适度的希望是合理的。在西方，基于道德价值的行为准则已经两次拯救了我们的文明。在带领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时，对骑士精神的崇尚和教会的努力，它们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第二次是在17世纪的灾难性战争之后。教会分裂所导致的宗教狂热的暴力使得这些战争愈演愈烈。人们逐渐认识到暴力的致命后果，并养成了克制的习惯。

在世界的另一边，人们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并进行了更为系统化的应用。孔子及其追随者们通过教导“礼”帮助拯救了中华文明，并使其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我们西方人应该好好向儒家智慧学习，如何重视并培养良好的习惯和美好的心灵。儒家思想认为，好的举止（礼）与好的道德（义）之间有着密切而互补的关系。

行为举止容易被当成是一种表面文章。这种观点是肤浅的，它们源于内在的控制。当今世界需要重新认识它们的重要性，它们的重建有可能拯救文明。因为只有更深层次的行为举止——为了彼此的安全而共同克制——才能控制住因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大发雷霆的风险。在核时代，这很可能使大家同归于尽。

基督教强调的是“改变心意”，因而难免会忽视改变习惯的重要性。一时的改变心意比改变习惯要容易，但是深刻而永久性地改变心意就困难得多了。记录显示，基督教所要求的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远超出了信徒们的能力。只要信仰得以保持，教会就满足于行为方式的细微改善。为了理想，改变行为的可能性被忽略了。

从人性的角度说，儒家思想更为明智。它对于经验真理的认识和运用，要好于基督教教义。亚里士多德将这一真理概括为：“借由重复某种特定行为，人们获得某种特定品质。”同时，中国人自己似乎发现儒家思想“还不够”，因此常常将佛教与道教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它们提供了人类想要的更具灵性的元素。

西方人倾向于强调积极的价值：“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2]而东方人则强调消极的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都是必要的。“黄金法则”是所有宗教所共有的，世界需要一个更好的平衡以应用这一法则。所有的信仰都可以为实现上帝的旨意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