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许诺的重要性

就对方的期望而言，许下不能实际履行的诺言是不道德的。因此，我曾在1939年对英国将保护波兰这一承诺的道德基础和可行性提出质疑。如果波兰人能够认清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无法使波兰免于失败，而这种失败对他们各自和集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那么他们很可能不会如此强硬地反对德国最初相对温和的要求（但泽走廊）。既然在我看来，波兰人显然注定要失去这些地区，而一旦爆发战争还会失去更多，那么我认为对我方来说，做出会助长虚假希望的承诺就是错误的。

我还认为，任何这样的承诺都必然会导致战争的爆发，理由有三：第一，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候，对一个向来处于我们利益圈之外的地区做出保证，无疑会起到挑衅的作用；第二，对于像德国人这样具有尚武精神的民族，这种保证是在刺激他们来证明我们的保证是多么的愚蠢和不切实际；第三，这种保证具有强化波兰人心态的效果，而波兰人在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任何问题时本来就已经表现出异常强硬的态度。

历史学家不会看不到，波兰与德国之间长期以来的态势与四十年前英国与布尔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应该还记得，当其他欧洲列强试图劝说或强迫我们与布尔人进行谈判寻求和解时，对我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当时的反应是如此强烈，那么也很难期望一个更好战的民族其反应会较为克制——尤其当波兰被真切的开战承诺所促使而拒绝德国的条件时，强迫谈判的努力随之陷入倒退。

值得提一下格莱斯顿[1]这个人，他谴责起侵略行径来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当格莱斯顿在1869年首次出任首相后，为了启发维多利亚女王，他曾为英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原则。当时集体安全机制尚未建立，这与1939年集体安全组织事实上已经解散的情形大体相似。

格莱斯顿对其指导原则所做出的说明，不限于对英国自身，现在看来对其他国家仍然有价值。他说道：“尽管欧洲从未见到英国倒下去，但我们自己心知肚明，虽然确实获得了1815年时的优胜地位，然而为了获得这种危机四伏的成就，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使国内所有的制度都面临着风险……英国的实力是否将其他所有国家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以至于她可以宣称已经准备好矫正世间一切不公？这种宣示和承诺的后果是否将使她过早地耗尽国力，又或者是在行动中毁于一旦？”

他制定的原则是：“英国应该将评估自身责任的工具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她不应该因为对其他列强的表态而压缩自身选择的空间……对于这些表态，其他国家至少会要求共同解释权……无论如何，对于她来说承诺太少要好于承诺太多；她不应给弱国以提供援助的期待，从而鼓励它对抗强国，而更应该以坚定而温和的语言来震慑强国，使其不要侵略弱国。”

格莱斯顿

不要承诺太多，不应鼓励弱国对抗强国，而应坚定而温和地震慑强国，使其不要侵略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