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的忠诚

盲目的忠诚

我们从历史中得知，那些不忠于自己上级的人最容易告诫下属要忠诚。几年前，有一个人在身居高位后不断地宣扬忠诚，以至于“忠诚”都成了他的口号；然而他早年间的长官、同事和助手却在私下里把他形容为是那种为了升官什么都可以吞咽下去的人。

忠诚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只要它不是盲目的，而且不排斥对真理和正义更高的忠诚。但是这个词却被滥用了。因为，细究之下会发现，“忠诚”往往是一句客套话，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上下皆无能的互相蒙骗”（a conspiracy for mutual inefficiency）。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本质上是自私的——就像奴隶式的忠诚，既辱没了主人，也贬低了仆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如果我们深入探究的话，就会发现被如此推崇的忠诚最终可以追溯到双方的自私心理。“忠诚”不是一种孤立的品格，只要它是真的，而且有其内在价值，那么它也应该蕴含在其他美德之中。

这些低级的忠诚同样也侵入了历史领域，并且破坏了它的成果。为真相而求真相是历史学家的特征。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很多，然而只有少数人配得上这个称呼。他们不是没有天赋，而是缺乏始终追随光明的渴望或决心。有太多的人背负着情感的包袱，哪怕他们主要不是受亲友或师生之情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历史传记领域十分常见。等而下之的是那些为了迎合受众或主顾的口味而修正自己观点的人。

在历史著作与历史真相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而战争史的情况尤甚。战争史通常是由没有受过史学训练的军人所写，而且在作者与主题之间常常存在着某种私人性质的联系——或者是因为彼此熟识，或者是出于传统。如果说以上两点是造成上述鸿沟产生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思维习惯。对军人来说，“忠于祖国，无论对错”是一句口号。无论是对国家、对军队，还是对同志，这一基本的忠诚观念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他从行动转到思考时，很难用历史学家只忠于真相的态度取而代之。

这并不是说，最公正无私的历史学家就能够获得完整的真相，但是如果他具备这种专一的态度，他就有可能接近真相。忠于使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像某些著名的战争参与者所说的那样，在战争史中“对某些插曲最好加以掩饰”。这些军官都是无可争辩的荣誉人物，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不仅正在危害国家今后的利益，而且正在背离真相，而真相是荣誉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在负责编撰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史的埃德蒙兹[1]将军身上，这种效应就十分显著。在历史学家应具备的调查方法以及背景知识等方面，他都相当杰出，足以胜任此项工作。最初几年，他常常说，出于对军队和旧时袍泽的忠诚，他不能在官方历史中记录有损于他们的史实，不过他愿意在私下里透露给历史学家。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逐渐催眠了自己，坚信他有义务给事实披上的那层外衣就是真相本身，也是事件的核心，而不仅仅是保护层。

这一做法严重妨碍了及时认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教训，以便下一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以因此而受益的可能性。那些能够不受官方掣肘和制度约束的史书作者，与其为自己诚实的优秀品格而自豪，倒不如为自己不受限制的自由而庆幸。

真相也许不是绝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以纯粹的科学精神去追寻真相，并且在分析事实时只忠于真相本身，我们就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它。这意味着在追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着抛弃个人偏爱的观点和理论。

在军事史领域里，追求真实比在任何其他领域中都更为困难。除了事实被隐藏的情况，军事史研究所需的技术性知识使得这一工作常常由训练有素的军人来承担，而他们却没有受过史学方法的训练。

此外，军队里的层级体系显示出一种自然的焦虑，担心年轻的军人知晓了以前将领们的错误之后，会影响他们对今天和今后将领们的信心。不过，若能认清那些常见错误无休止地循环出现，充斥着整个军事史，也许能够促使人们意识到，摆脱它们的唯一希望在于对过往的经历进行更加坦率的审查，并且重新以诚实的态度来面对事实。

但是人们也要理解，那些害怕后果的人的观点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在危机时期，信念的确非常重要。只有在深入了解历史之后，才会坚信真相比信念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