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的重要性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在任何一场长期战争之后，幸存者往往会达成共识，即没有真正的赢家，大家都是输家。只有迅速获得胜利，战争才是有利可图的。只有侵略者才期望速战速决，如果他进攻受挫，战争注定会长期化，并导致两败俱伤，除非双方能以协议的方式结束战争。

既然侵略者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有所收益，因而他通常更愿意以协议的形式来寻求和平。而被侵略者则更加倾向于通过胜利来完成复仇——尽管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已经表明，胜利不过是长期战争所造成的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对复仇的渴望是很自然的，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长期的自我伤害。而且即便这种渴望得以实现，也不过是带来了新一轮的冤冤相报。因此，一旦战争明显要被拖长，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都应立即考虑以协约的形式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被侵略的一方主动求和是不明智的，以免被视为软弱和怯懦的表现，但是重视敌人提出的任何动议则是聪明的做法。即使最初的方案不够好，一旦对方政府已经出价，那么就不难让它提高价码。而且，这也是瓦解他们士气民心最有效的方法。当敌方的军队和人民发现轻易取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他们自然就倾向于恢复和平，只要代价不是被征服。相反，受攻击一方常常有较强烈的战斗意志，因此他们比较容易坚持按他们满意的条件进行谈判。

古希腊的历史表明，相较于其他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中情感支配理性的程度更甚，在情绪的主宰下，国家易于卷入战争却又难以脱身，不到你死我活不罢休。民主体制可以遏制战争准备，无论是侵略战争还是防御战争，但这种体制却无法对战争进行限制，也无法带来良好的和平前景。当群情激愤，没有哪种政治制度能比民主制度更容易失控。这些缺陷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被成倍地放大了，因为这些国家的疆域已经大幅扩展，其数量庞大的选民也制造出更巨大的情绪压力。

历史应该教会政治家，在完全征服式的和平与真正克制的和平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历史还表明，前者容易使胜利者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当中，除非他能赶尽杀绝，然而这是不现实的。而后者需要一个足够合理的解决方案，使失败者不仅能够接受，而且还会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维护它。

在获得胜利后，惠灵顿公爵[1]（Wellington）对欧洲前途的最大贡献是与法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在占领被征服国家时，他像以往一样有意保护该国人民不受虐待，这一策略曾经为他铺平了入侵的道路。他竭力遏制盟友的报复行为，他甚至在巴黎的耶拿桥上设置了一个英国哨岗，以防布吕歇尔[2]（普军统帅）炸毁该桥，同时要求自己的军队必须树立温和有礼且自律的榜样。

惠灵顿公爵

要着眼于结果，而不是痴迷于手段。只有真正了解战争的人，才善于确保和平。

在拟定和约条款时，普鲁士和其他日耳曼国家为了补偿损失和获得安全保障，均要求分裂法国并索要巨额赔款，惠灵顿公爵则动用所有的影响力抵制这种要求。他以非凡的洞察力认识到没有节制的愚昧，以及建立在压迫基础上的和平是根本靠不住的。后来的结果证明，他的克制政策是正确的。

正因为他真正了解战争，所以他才如此善于确保和平。他是最没有黩武精神的军人，也不贪求荣耀。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和平的价值，因此才会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一直着眼于结果，而不是痴迷于手段。和拿破仑不同的是，他不受战争浪漫气息的影响，那会导致错觉和自我欺骗。这就是拿破仑为什么失败而惠灵顿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

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错觉是，这次的敌人与过去完全不同，他们更加邪恶。令人注目的是，不仅这种印象一再出现，而且连措辞都一模一样。甚至当历史学家将目光从过去转向自身时代的问题时，都常常会失去平衡感。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曾经在1860年被问道，当英国正在为拿破仑三世的入侵而忧心忡忡时，为什么“英格兰人和日耳曼人一直是历史上爱好和平的民族”？（这对两国而言都是极端不符合历史的说法。）他对此的答复是“因为法国人今天的表现和一千年以来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好斗、无德和虚伪”。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战争拖延了足够久的时间，紧张局势几乎必定会松懈。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它们永远不会静止不动。不过，在试图推进和平进程时太过主动和急躁，常常也是危险的。紧张的战争局势只有两条路可走，如果可以不用投降就避免战争，最后它总会好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