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病菌如何顽强存续?

战争病菌如何顽强存续?

在所有国家耗尽国力之前,类似的影响还破坏了以令人满意的条件结束战争的一切良机。1917年时德国的主和派控制了威廉二世,他们不仅准备撤出所有被占领地区,并且居然还要将几乎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法国——换句话说,法国不需要牺牲更多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最终实际获得的一切。

根据伊舍勋爵后来所透露的,由于这一计划是通过(前总理兼外长)白里安[1]来进行的,气量狭小的里博[2]对此深感不满,因而破坏了它,而英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潜在的动机是(法国)外交部部长和外交部的嫉妒心理。”当这些事实后来为世人所知时,里博因此而下台。不过,此时的威廉二世已经因为求和遭拒而被迫重新回到了主战派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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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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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里博

同样地,当奥匈帝国的新君试图摆脱德国而独自媾和时,他的试探也遭到了断然拒绝,从而错失了绝佳的机会——因为这与意大利外长桑尼诺(Sidney Sonnino)及法国总统普恩加莱[3]毫无节制的野心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向英美两国政府隐瞒了这一提议,却卑鄙地通知了德国人,将奥皇出卖给了他不想要的伙伴,从而破坏了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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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长桑尼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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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普恩加莱

在另外一方,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同样屡见不鲜。霍夫曼将军[4](General Hoffmann)也许是德军统帅部里最能干的大脑,在目睹了法尔肯海因派[5]与兴登堡-鲁登道夫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后,他的反思是对这种状况最好的说明,因此值得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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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将军

任何仅论及战略和政治进程的战争史都只是呈现表象,更深层的人际互动对结果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

当一个人近距离地观察这些权势人物时——他们之间的恶劣关系、他们彼此冲突的野心,以及所有的诽谤和仇恨——他必须牢记,在另外一边,在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的阵营里,情况必定更糟,不然就很可能会精神失常……对权力和个人地位的争夺似乎能够摧毁一切个人品质。我相信唯一能保住名誉的人就是靠着自己的财产生活的人,因为他没有必要搞尔虞我诈和明争暗抢,外部条件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

任何仅论及战略和政治进程的战争史都只是呈现了表象,更深层的人际互动对结果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难怪霍夫曼感叹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近距离观看‘历史’,我现在知道它的实际过程与留给后世的截然不同。”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战争会招致战争,这太正常不过了。战争的环境刺激了各种好战病菌的生长,这些变种往往会在战后找到适于生存的有利条件——暗含讽刺的是,这通常又被称为重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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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肯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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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冯·兴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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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鲁登道夫

漫长而令人疲惫不堪的战争——尤其是交战一方表面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战争——结束之后的环境,特别适于战争病菌的复活。因为失败的一方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胜利的一方,认为所有的困苦都是失败造成的,而不是他们的愚蠢所致。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赢得胜利,就能避免所有这些恶果。

[1]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张对德和解,并因此在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1842~1923),法国政治家,1917年时任法国总理兼外长,这两个职务的前任都是白里安。

[3]雷蒙德·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战时总统及多次法国总理,带领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战争的普恩加莱”称号,极力鼓吹战争,倡导对德复仇。

[4]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1927),德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谋拟定了著名的坦能堡战役计划,但绝大多数荣誉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攫取。1923年出版《失去机会的战争》,批评法尔肯海因、兴登堡-鲁登道夫的战略和作战指导思想;1927年出版《坦能堡战役的真相》,反驳当时的官方说法,即该战役成功的战略计划主要归功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5]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1861~1922),法尔肯海因主张德国应该将战略重点放在西线,这与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的东线战略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