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沦陷区内的货币战
抗战全面爆发后,山西大部沦陷于日军之手,然而日军始终未能彻底占领全省。除日伪发行“联银券”“蒙疆券”外,国民党中央军、八路军、阎锡山军各持法币、边币、新旧山西票,加上流通于局部区域的各种杂币,形成多种货币混杂流通的局面。日本在山西沦陷区内推行的货币战,由此受到多股货币力量的牵制,从侧面反映省域沦陷区内货币战的激烈程度。与河北沦陷区的情况相似,日本军政当局也在山西沦陷区内开展“宣抚”工作,并将之与货币战挂钩。
在晋北地区,朔县的货币流通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抗战全面爆发时,朔县境内流通的货币除大同公社发行的约5万元纸币外全部为山西票与法币。
1937年12月,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授意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成立“蒙疆银行”,发行“蒙疆券”,并于晋北沦陷区内回收法币、山西票等。日伪当局通过农民救济资金、中小商工业者复兴资金、春耕资金等贷款形式,促进“蒙疆券”在当地流通。至1938年下半年,县内已几乎不见法币与山西票等流通。1938年3月,日伪当局另以百万日圆资本创办“晋北实业银行”,并于朔县设立分行,至1939年6月已贷出十余万元。虽然朔县“在通货政策上发展极为顺畅”,然而当地日军对其最为警惕的通货膨胀问题却并无任何“高级政策”,“作为县自身,不过停留于对暴利、投机等恶性商人的管理,及对当地产出一部分物资规定最高价格等应急处置措施而已”。(44)
而在临汾地区,日军的货币工作伴随“宣抚”工作展开,“为求加快联银券的流通,不仅使物资集散旺盛,且在宣抚上亦属紧要之事。中国人最需要的物资,特别是对棉布、盐、糖等在销售上进行斡旋,促使联银券流通……部队抵达警备地时,民众虽然对联银券抱有恐惧之心,一个月后,联银券10元已可兑换山西票11元,此乃因临汾物资充沛所致”。(45) 处于旱魃威胁下的霍县,“几乎所有村落都卷入中日事变漩涡中极度贫困”,当地“设立村公所也好,开办小学也罢,没有经费出处。也不忍向村民征税。各村村长所言情况都差不多。即使有利用金融机构及军方资金贷款的动向,也只能指望县公署对此采取积极活动。警备队仅对此进行形式上的指导,若深入干涉内务,反会招致恶感”。(46)
在曲沃、汾城地区,当地日军通过销售一百数十万斤棉花,使数十万元“联银券”得以流通于民间,将县内币制、滞货销路等问题“毫无困难地皆加以解决”。(47) 驻曲沃的日军部队认识到,“经济工作在使物资流通顺畅的同时,也需要使民众能够购买廉价的必需品,在寻求生活安定的同时,也得以强化并扩大联银券的流通”。当地日军“以确立切实经济基础为主眼”制定若干措施,如:傀儡民政组织“商务会”每日九点开设市场,使民众得以购入廉价必需品;由傀儡县政府分配春耕资金、复兴资金、种子等,对各村落展开详细调查;派遣伪警务局财务科员巡视市场及各村,调查“联银券”流通状况,“在寻求金融通畅的同时,及时应对国民政府的金融搅乱策略”;利用有产阶层者的资本设立民众农民银行,在傀儡县政府监督之下贷出小资本,以求效果等。(48) 在平遥县,日军的货币战战术更为隐秘,除扩大“联银券”流通范围之外,当地宣抚班班长将印刷机从伪满运来,大量伪造山西票,以破坏该币的信用。(49) 日军以山西票为伪造对象,系因该币原本印制粗糙,币面图样花糊,民间谐称“大花脸”。
在晋南地区,邱村当地日军守备队全力推动联银券在当地的流通,“伴随治安恢复,民众在知晓旧纸币并无价值的同时,好像其已无踪迹”。(50) 而在闻喜县,“销售日货在经济工作上效果明显。由此使民众在认识到日币价值的同时,也需要使纸币流通更为顺畅……然而现实中日军在物资采购时每次都要支付现金,对于人夫等的工资也需每日支付”。(51) 在姚村地区,“联银券的流通渐渐良好,而为敌人所注目。随着与我军驻屯地的距离,其所受阻碍尤甚。与敌相接的村民,若所持联银券,即感受到人身危险……然而在已确立治安的宿营地附近,发行小额联银券纸币的同时,其价值也陆续提高,流通状况则极为顺畅”。(52)
在稷山县,日伪当局虽规定旧币必须与“联银券”交换,然而成效甚微,当地实际交换金额不过寥寥数千余元,后因公益市场的开设、日伪对棉花小麦等物产的采购等因素,“联银券”在民众中信用急速提升。当地日军已渐感“联银券”在量上的不足,强调“晋南地区应讲求办法,再次推行旧纸币与联银券的回收交换”。(53) 在万泉县,“联银券”流通不畅。1938年春后,该县棉花行情低落,农夫几乎已不再栽培棉花,当地小麦因旱魃不作,兼之处于战地,农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民需物资的匮乏导致其价格暴涨,当地经济状态极其恶劣。(54)
在夏县,当地驻屯日军虽然通过传单宣传“联银券”的价值,然而效果不佳。据日军调查所得原因,乃“本警备队驻扎地曹张镇自战前以来不过是一个寒村,兼之数次沦为战场,住民皆逃亡避难,归来者大部分为贫民,且其人口也因部队驻军自身受到限制”、“因民需物资供给困难,其量很少,即使由交换比率而付出减价(实情乃城内联银券80钱兑旧币1元,附近各村则等价,而二里以外的远隔之地则联银券流通困难,物资的蒐集必须以旧币支付)之牺牲,也不能充分取得物资”、因日伪当局宣布于1939年3月10日禁止“联银券”与法币兑换,“敌军对住民胁迫的理由,第一即在于其所持联银券,且由此屡屡出现牺牲者。故民众不喜手持该币,且离交换截止日期为时尚早,尚未对保守的民家彻底宣传交换的意义”。(55)
在绛县,日军在道路施工及其他工程使用大量劳力,为促使“联银券”的流通,亦给予一定工资。(56) 在五里头,日伪发现,在民需物资中,砂糖、食盐是民众最为迫切需要之物品,通过销售糖、盐,更能促使“联银券”流通。(57)
自1940年末起,日本对山西沦陷区的货币战进入第二阶段。因国民党军的接连败战,法币在民众的信用逐步丧失。华北日军所汇编的《联银券流通状况》之《山西省联银券流通状况》以日军视角陈述山西省沦陷区内货币战的新动向,“因物资的极端缺乏,法币价值日益崩落,尽管敌方工作活跃,然完全为联银券强韧的流通力所蹂躏。特别是山西票低落已甚,除太原周边、临汾周边匪区之外,与法币相比处于三成乃至八成之低位。大概联银券流通仅在于部队驻屯地周边,随着进入接敌地区,渐见多种货币混合流通,当进入敌地后则完全不见联银券流通”,据华北日军的调查,1940年末山西沦陷区内货币流通量约6000万元,其中“联银券”5500万元、法币360万元、山西票1350万元、边币65万元。按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如下。
1. 潞安地区(58)
据临汾宪兵队、当地部队及其他情报机关调查,“联银券”在当地的浸透情况并不活跃,相反法币、上党券、山西票等“敌性通货”则流通较畅。“联银券”在以长治、襄垣为首的潞安地区占有优势,集中于都市的倾向很明显;而法币在潞城、壶关、晋城、高平等方面占绝对优势,但出现跌落的征兆;上党券在屯留之外的偏远地区较为流通,然而出现“土券化”倾向;山西票在东南部势力微弱,在泌水附近则完全不见流通;晋察铁路券仅于长子县一带流通;冀南券仅于襄城县一带流通,与晋察铁路券相似,流通力式微;河南农工券在晋城县方面流通,其流通领域狭小。各种通货在各县域流通情况如下。
在晋城县,“联银券”以警备地区周边为中心流通,其势力为法币所压倒,流通也并不活跃。日军认为其原因在于当地敌人便衣出没频繁,使用“联银券”者受到威胁;“联银券”在数量上与法币相比寡少;“联银券”与法币比价为1∶1,民众考虑到“联银券”购买力有限,大多将之保存或弃用。“联银券”在数量上少于法币,尽管在上级阶层有一定信用,但使用颇为不便。法币在“治安圈”内与“联银券”有略对等的实力,而在其他势力圈内则占绝对之优势。
在高平县,“联银券”流通量较少,除日军驻屯地之外,其他各处均未所见。然而“联银券信用度高,可以看到其价值逐渐提升、势力圈不断扩大。法币渐有为联银券侵食之倾向,但在中央军、国民政府县政府的压力下仍占绝对优势。然而法币自山西票禁止流通之后,其为日尚浅,在数量上难以满足一般民众之需要,从而导致当地物物交换盛行,其流通状况也并不顺畅”。
在长子县,“联银券”流通于潞安、鲍店镇、贾村、国益铺连接线内之区域。因有国民党中央军的驻屯,法币在该县西南郊方向仍有流通。
在壶关县,“联银券”能够购买沦陷区内生产的谷物,而法币购买的物资则无任何限制。“联银券”于日军驻屯地及兵站线为中心的沿线流通,法币则在县城东部地区流通。
在潞安县,“联银券”主要流通于县内行政第一区,法币在敌军出没地区的第三、四区流通。“联银券”在“治安圈”内占绝对优势,且不断扩大流通范围。法币则在“治安圈”以外流通,在混合流通地区内很少流通。
在潞城县,法币在县境内完全得以流通,而“联银券”仅在日军驻屯地及西南部流通。法币流通不活跃,但具有较为强韧的持久力。1940年8月,因冀南、大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成立,边币流通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
在襄垣县,“联银券”于铁路沿线及兵站线为主轴的狭小范围内流通。法币则在“治安圈”以外流通。在沦陷区外的各种货币,以法币最有势力,随着山西票、上党票价值渐渐跌落,“(法币)今后将成为相当坚强的存在”。而法币的缺陷,在于“民众认识到其在治安圈内并无价值,且因其交换价格较低而将之保存起来”。
在屯留县,“联银券”在兵站线地区强势流通,在其他地区则并不活跃。法币在日军“宣抚”圈外占有绝对优势,但其流通力有渐减倾向。日军指出,法币得以于当地流通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抗日政权的存在及其掌握丰沛的物资。
2. 运城地区
据平田部队、临汾宪兵队及日军其他情报机关的调查,至1940年9月,当地“联银券”流通额约516万元,强势流通于运城以北地区,但为山西票所压倒,渗透、流通也并不活跃;法币流通额约156万元,在南部地区与山西票略有对等的流通力,但有逐渐衰弱的倾向。山西票的流通额约387万元,因民众对“联银券”的畏惧,山西票在当地占有绝对优势,能够全面流通;当地另有杂票,在局部地区占有一定市场。“联银券”流通地域集中于县城及其近郊、日军驻屯地附近,若离开县城及日军驻屯地10公里乃至20公里,即为“混合流通地域”,离开“混合流通地域”则完全是法币、山西票等旧票的天下。在汇兑行情上,“联银券”100元可兑山西票140—250元、法币150—250元。调查者由此得出结论,“联银券”伴随治安确立而逐渐渗透当地,然而因敌方地区物资丰沛,法币、山西票等势力依然强大。“联银券”无法在治安工作推行之前大肆流通,也不能与法币、山西票等“敌性通货”对抗,故而“确立并扩大所谓治安区乃急务”。各种通货在各县域流通情况如下。
在永济县,“联银券”在日军驻屯地、铁路沿线地区与旧票混用,必须依靠民用物资的支撑才能流通。法币除日军驻屯地之外,流通十分活跃。在铁路沿线地区与“联银券”混合流通。
在卢乡县,“能够了解时代、预见将来、怀抱希望的民众,一般对联银券抱有绝对的信用”。然而在“敌方”势力地带或“接敌”地带,民众并不喜好使用“联银券”。在属于“敌方”势力地带的南部山麓地区,当地民众普遍使用法币。鉴于存在旧币数十万流通之现状,当地日军较为灵活地处理各种通货间的关系,“对于货币只要不引起通货膨胀,再度给予短时间期限,使之可与联银券交换”。
在解县,“联银券”于县城内及山麓村落公署附近流通,“联银券”以外的货币在离县城较远的地区秘密流通。在中条山脉附近一带及县西北、东北方仍可见民众使用法币。在“接敌”地带,“联银券”持有者往往被视为汉奸,故使用法币;当地民众预计日军将会撤退,故而存在将法币保存起来的现象。
在安邑县,“联银券”在与日商有交易往来的商人中流通。在国民党军与八路军的宣传下,民众离开日军驻屯地后不再使用“联银券”。当地民众“对联银券的未来感到极大危险”。日军调查发现,“离开日军驻屯地外之一步,就能看到法币流通。愈接近敌地,则流通量愈大”。
在夏县,“联银券”于日军驻屯地附近及铁路沿线流通,相对于法币、山西票的跌落,“联银券”的信用度较高;县境东南部、中条山脉地带及有国民党军队的地域,民众一般使用法币或山西票。
在绛县,“联银券”在日军“治安势力圈”内颇有信用。法币则在日军驻屯地外的农民中流通,随着对民需物资采购日益困难,其信用也日渐衰落。
在闻喜县,“联银券”在日军驻屯地以“绝对信用流通”,在第四区、县西北地区、第五区、第三区东南方山中,国民党军为采购物资而使用法币。
在新绛县,在城内及日军驻屯地附近的交易需使用“联银券”,在城外交易时,喜用“联银券”者很多,然担心受到检查而隐秘交易。在离开县城之地,可见法币、旧山西票流通。
在稷山县,当地“对于联银券的信用是绝对的”,然而其流通量很少。法币主要从盘踞于北方山岳的国民党军及抗日县公署处流出,为一般民众普遍使用。
在河津县,因大部分日用物资,可由“联银券”采购,故其“具有绝对信用”。县北部乡宁县境与汾河南岸一带的居民与国民党军均使用山西票。
在万泉县,“联银券”在日军驻屯地内流通,“联银券”的信用逐步提高,但旧币势力仍占优势,“联银券”的流通与信用因物资的上市得到支撑。
在荣河县,“联银券”在县城外15里内的村庄及日军驻屯地附近流通。旧币在边区村庄流通,为农民及八路军使用。
在猗氏县,“联银券”在特定商人间流通。“联银券”在流通范围上稍次于山西票。尽管“联银券”在当地民众中具有一定信用,但仍可见旧币大量流通。
在临晋县,“联银券”在城内及城外10公里内的区域流通,法币则在全县境内流通。山西票则在北方地区的农民中流通。
3. 临汾地区
据临汾宪兵队及日军情报机关调查,临汾地区“联银券”流通额约436万元,除灵石、赵城、临汾等各县外,其流通势力较山西票、法币等“敌性通货”处于劣势;山西票流通额约为597.5万元,在霍、洪洞、安泽、翼城、汾城等县,占有优势,然渐有跌落趋势;法币流通额仅2.8万元,“为联银券与山西票的绝对势力所压倒,徘徊于崩落一途”;另有杂币流通额约2.7万元,在一部分民众中流通,其流通范围狭小。在汇兑行情上,“联银券”100元可兑换山西票150—450元、法币130—500元。在流通领域上,该地区的“联银券”不断渗入国民党统治区与中共抗日根据地,以北部县城为中心,民众为采购铁路沿线的日用物资而使其得以流通,然而“联银券”的实力依然难以超过“敌性”通货,山西票在当地具有相当强韧的势头,成为“联银券”在当地渗透、扩张的最主要对手。调查者得出结论:“联银券伴随治安工作而扩大其流通领域,因为敌性通货的强韧抵抗,需治安工作先行后方可渗透、流通。鉴于如此状况,作为将来之对策,仅仅数量上之增加,不能带来流通上之优势。必须以扩大、强化治安工作为第一要务”。
在曲沃县,“联银券”流通额在诸币中最大,在城内候马镇、曲村等主要地区,商人为采购县外物资,促使其流通。而在采购日常物资时,当地民众则需要法币。山西票则几无价值,在当地并不流通。
在翼城县,因“联银券”能够采购到日用品,在民众中具有一定信用度,但其数额甚少,流通范围亦狭小。但另一方面,虽然法币能够采购农产品,却无法采购日伪控制的民需品。尽管法币流通区域较大,然而其价格却不断下跌。
在阳城县,“联银券”被专门用以采购物资。法币占当地流通货币之大部分,山西票则自1940年2月起被日伪禁止使用。
在泌水县,“联银券”流通额伴随治安恢复而上升,因民众采购民需物资而向翼城、临汾方面少量流出。法币虽可在全县流通,但在国民党军撤退后则渐渐失势。逃亡他处的富裕阶层担心受到土匪劫掠,而将法币秘密保存。因“联银券”流通量很少,一般农民都使用法币。
在浮山县,“联银券”在民众中的信用不断扩大,而法币的信用则逐渐减少。
在安泽县,“联银券”因旧县镇附近物资缺乏及交通不便,在商人间的流通额很少,“处于悲观状态”。法币则于全县货币流通额中占第一位,在农民间有相当高的信用。旧山西票在全县都可通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币不足。当地并无中共边区发行的上党券流通。
在灵石县,“联银券”在铁路沿线、日军占领地区、“敌方”地区皆有流通。“联银券”在县境内普遍流通,当地一部分国民党军也默认其流通。
在霍县,“联银券”于县内普遍流通。法币在国民党军驻扎地区内流通,国民党军撤退后则失去信用。上党票在八路军驻扎地区流通。
在赵城县,“联银券”在城内及铁路沿线日军驻屯地流通,法币则在全县流通。上党票则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流通。
在洪洞县,“联银券”在县城内及附近各村落流通,法币在县城东北及西南方流通。
在蒲县,“联银券”在以黑龙关为中心的10公里范围内流通。法币在民间仍具较大信用。新山西票因阎锡山的军队大量滥发,其价值极低。
在临汾县,“联银券”在以县城为中心的日军“治安势力圈”内流通。法币在远离“治安势力圈”的各类市场中流通。
在襄陵县,“联银券”在民众中的信用颇高,其流通颇为流畅。法币在县境西部西山地带、东部东山附近地带流通,因其流通量少,民众为此感到困扰。相较“联银券”流通额较少,旧山西票则广泛流通,结果导致其价值逐步下降,“民众认为新山西票无价值,厌恶使用之”。
在汾城县,联银券在以县城为中心的地区及铁路“爱护村”内流通,法币则在边境地带流通。山西票或法币在“敌方”地带流通。
4. 汾阳地区
据1940年临汾、太原宪兵队及其他情报机关的调查,在汇兑行情上,当地“联银券”100元可兑换新山西票200—10000元、旧山西票140—670元、法币120—330元。在流通量上,当地“联银券”流通额约647万元、山西票115万元、法币29.8万元,另有土券文水票29.8万元、大洋银17.5万元等。在流通区域上,“联银券”以县城为中心,铁路沿线地区的流通量较大。因“联银券”大量渗入当地,“敌性”货币向内地遁避。民众战时保存的旧币被大量抛出,在“敌方”地带,“敌性”通货具有急剧膨胀的倾向,由此导致整个地区物价的高涨。伴随“联银券”信用扩大,“敌性”通货急剧崩落,其流通空间受到压缩。然而山西票在国民党军活动地区依然流通,山间的村民间依然以其进行交易。大洋银作为现银,虽可见其流通,但流通范围狭小,价值有限。各种通货在各县域流通情况如下。
在介休县,“联银券”在县内大部分地区流通。法币在县南部流通。上党券在边区流通,可以采购粮食、燃料等日常物品。
在孝义县,“联银券”在县城及日军驻屯地附近流通。法币在山岳地带流通。
在平遥县,“联银券”在县城附近的村落及日军驻屯地区具有绝对信用,其他地区也有一定量的流通。法币在县城内难以流通,但在县城外的村落中得以流通并可采购所有物资。山西票在县境南部的山间地带流通,而上党券则在中共抗日边区流通,可以采购粮食、燃料等日常物品。
在祁县,因民众必须从日军占领地区采购各种物资,“联银券”在“敌方地带”渐有流通。法币在县南部的一部混合地带流通,上党券在南部山间地带流通。
在交城县,“联银券”、法币混合流通,法币可以采购到大米等日用物资。
在文水县,“联银券”在县城内及日军驻屯地附近流通,在金融市场颇为活跃,“联银券”在民众中具有一定信用。“联银券”与其他券相比,价值较大,在市场上具有一定势力。法币得以采购乡村土产,在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及距离日军驻屯地较远的地区流通,但其价值下跌,一般民众并不爱用。
在汾阳县,“联银券”于全县流通。法币在“接敌”地区的村庄中流通,“眼下渐潜其踪”。
在离石县,“联银券”在以日军占领地为中心五六公里内流通。法币在日军警备区内几乎绝迹,但因八路军的活动而在日军“治安势力圈”具有优势,在离石北部地区流通量较大。
在中阳县,“联银券”在以县城为中心半径四公里内具有绝对优势,县城四公里以外则处于混合流通状态。当地“联银券被视为能在华北永久流通,故具绝对信用”。法币仅在县城东南一里外八路军活动区域内流通。
5. 太原地区
据太原宪兵队与日军其他情报机关的调查,在汇兑行情上,当地“联银券”100元可兑法币125—230元、边币80—150元、大洋票30—230元、山西票60—200元;在流通数额上,“联银券”约2066万元、法币约20.3万元、边币约14万元、大洋银约12万元、山西票约35.4万元、土票7万;在流通领域上,该地区“联银券”以太原为中心全面流通,其势力已完全压倒“敌性”通货。法币在国统区与边区临时流通,仅限于极小范围。法币、山西票与边币可见于国统区与边区,“不过抱有极少数之余端”,大洋银“作为购买家畜类依然强劲的通货受到民众珍视,但不过作为杂币而存在”。在调查者看来,“敌性”通货将与大洋银、土票等特殊性通货“一同徘徊于毁灭一途”。各种通货在各县域流通情况如下。
在太谷县,“联银券”在日军势力控制下的220个村中流通,在日军势力控制以外地区民众为购买生活必需品也有使用,流通较为顺畅。法币、山西票在县城东南的山岳地带可购入一些日用物资。
在徐沟县,“联银券”可在全县通用,具有一定信用。当地并无其他货币流通。
在榆次县,“联银券”在日军势力地区内流通,在日军势力控制以外地区,当地民众购入日用物品时也有使用。一般民众因考虑将来情势,在换购物资时担心被视为汉奸而将之保存或藏匿。法币在日军势力控制以外地区广泛流通,可购买田地、家畜、房屋等。
在清源县,“联银券”的势力已驱逐其他货币,在民众中“拥有绝对信用”。
在太原县,“联银券”于该县境内各村流通。
在阳曲县,“联银券”在全县流通。在西北部西庄村一带抗日武装活动时,有山西票流通。
在忻县,“联银券”在日军警备地区流通,在民众中具有“极大的信用”。法币则在日军势力控制以外地区有一定流通。
在静乐县,“联银券”在日军势力范围内(第一区、第三区之一部分地区)流通,且流通势力逐步扩大,在当地“极具优势”。法币在第二区及第三区之一部分流通,因抗日武装的活动,在日军势力控制以外地区流通。
在岚县,“联银券”在东林镇等日军驻屯地附近流通。法币在河口镇等地极小范围内流通。
6. 崞县地区
根据当地日军情报机关调查,在汇兑行情上,该地区“联银券”100元可兑大洋银30—50元、边币83—220元、法币250—285元、新山西票120—2000元、“蒙疆券”100元。在流通数额上,该地区“联银券”约532.5万元、大洋银约42万元、边币约25万元、法币约7万元。在流通领域上,“联银券”在“治安”地区的物资交易中占有绝对优势。大洋银作为现银秘密流通于民间,处于“极有力的状况”。边币在抗日根据地“强制流通”,“其势力颇为强劲”,法币在游击地区流通,却“渐渐崩溃”,“概不过保持余端而已”。调查者认为,在该地区,“敌性”通货依然有相当数量流通,但“联银券”的渗透并不充分,“联银券伴随治安工作的扩大其渗透逐步强化,显示出与敌性通货相对峙的态势”。各种通货在各县域流通情况如下。
在定襄县,“联银券”除南方山岳地带外全县流通,是铁路沿线两侧约5公里内唯一流通的通货。法币于第一、二区南方山岳地带及第三区流通。晋察冀边区银行券则于山岳地带流通。
在五台县,货币流通情况颇为复杂。商人与“治安区”农民使用“联银券”,以之采购日用必需品,“联银券”以日军驻屯地为中心10公里范围内流通。该县“若满足正常的县经济运作,则需至少120万圆”。“联银券”不能在县内循环,而不得不向县外流出;法币主要由河北省境内的农民商人用于购买粮食杂货类,流通于阜平、平山县境及第四、第五区东台镇附近。法币的价值因难以明确,故为县内富裕人家秘密保存,极少一部流入河北省内。山西票则主要由“中间”地区农民使用,也仅流通于“中间”地带。县内交易原本由山西票进行,随着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开展,边币对其取而代之。旧山西票广泛流通的主要原因在于“联银券”的不足,且日益受到边币压力,逐渐潜其踪迹,“其流通领域被不断蚕食”,而“边币的势力常按治安比例而流通”。
在繁峙县,“联银券”在“治安地区”约70%区域内使用。在“治安地区”的商业交易中占绝对优势,在“非治安地区”也秘密被使用于各种交易。法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券在繁峙、浑源、应县县境附近及繁峙南方山岳地带流通,若要从“治安”地区采购物资,就必须使用“联银券”。晋察冀边区银行券因八路军的活动而流通。
在代县,“联银券”以县城为中心在北方、雁南等地区流通。晋察冀边区银行券流通额约13.5万元,在代县北方山岳一带、县城东南方山地一带流通。
在崞县,“联银券”于县全境流通,是“治安”地区唯一流通的通货,“准治安地区”则有小量法币、边币流通。法币在第二、三、四、五区南部山岳地带流通。
在宁武县,“联银券”在日军“治安势力圈”内有一定信用度,该地区并有极少量的法币流通。山西票为国民党军强制流通,民间则处于物物交换状态。当地虽禁止“蒙疆券”的流通,但在朔县县境附近商人间也有使用者。
在神池县,“联银券”在傀儡政权“政令可达区域内”普遍流通,法币则于此区域外流通。在商人间也流通少量的“蒙疆券”。
在五塞县,“联银券”在日军驻屯地域流通,货币流入量很少,民众入手后即用以购买物资,其“流通状况良好”。在八路军及边区内,“联银券”被禁止、山西票、八路军发行的纸币及法币则可于当地流通。
在偏关县,“联银券”仅在日军驻屯地一带流通。目前流入该县的“联银券”极少。法币在全县有相当数量流通。大洋银在当地具有绝对势力而被民众秘密保存。
在岢岚县,“联银券”以岢岚县城为中心数公里内及在五塞道附近流通。法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券在除县城以外区域内普遍流通。
7. 阳泉地区
据太原宪兵队及日军其他情报机构于1940年6月的调查,在汇兑行情上,该地区“联银券”100元可兑法币200元、边币200元、山西票500元。在流通金额上,阳泉地区流通“联银券”约864万元、法币约43万元、边币约26万元、山西票约67万元。在流通领域上,该地区与河北省交界,交通便捷,“呈现纸币种类繁杂之观”。“联银券”表现出稳定流通的倾向。法币沿省境流通,其势力强韧有力。上党券、冀南券则于东部一带秘密流通。各种通货在各县域流通情况如下。
在平定县,因采购物资所必需,各类纸币皆具有一定信用,当地使用顺次为法币、“联银券”、上党券。
在孟县、寿阳县,“联银券”流通于日军驻屯地、铁路、主要道路沿线,物资的采购销售则完全以“联银券”进行。因生活必需品集中于铁路沿线及日军驻屯村庄,当地民众对“联银券”颇有需求。货币流通量顺次为银货、“联银券”、法币、边币、山西票、晋绥地方铁路券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国共的宣传下,潞安地区的法币、冀南票暂处小康状态。然而因日军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在汇市上两种货币价值均出现下跌。至1942年2月,当地“联银券”100元可兑法币500元以上。而日伪采用各种宣传战术,反复宣传法币价值之下跌,迫使民众交出手持的法币。3月以后,日伪当局意图以封锁第三线为中心,而民众携带法币至第二线、第一线即行没收,在他们看来,“没收工作对于抑制法币的流通,在使其货币功能消失上起到相当的效果”。(59)
而泽州地区流入大量冀南票,与法币形成竞争,从当地汇市“联银券”100元得兑与冀南票700元,而法币100元得兑冀南票约200元可知,“联银券”可兑换法币350元左右。(60)
在晋中地区,全区几乎已处于“联银券”压倒性势力之下,地方通货只在偏僻村落、山岳地带等“非治安地区”有少量流通。各种通货兑换比率,按“治安地区”、“非治安地区”有明显高低之分。晋中地区“联银券”百元可兑法币300—1200元,一般600—800元居多。因法币信用低下,当地民众喜好以“联银券”进行交易。在汇兑行情上,“联银券”兑边币之比率,在东南地区100元可兑400—650元,而在西南则“联银券”100元可兑冀南票1000—1500元、山西票1800—4000元。1942年8月时,当地各县货币流通情况如下所示。
在榆次县,“联银券”流通额约85万元。
在阳曲县,“联银券”流通额约80万元。
在清源县,“联银券”流通额约47.5万元。
在太原县,“联银券”流通额约50万元,法币流通额约1500元,山西票流通额约2000元,冀南票约500元。
在徐沟县,“联银券”流通额约25万元,法币流通额约4000元,大洋银流通额约1万元。
在寿阳县,“联银券”流通额约60.3万元,法币流通额约1.7万元,冀南票约3万元,边币约4万元。
在太谷县,“联银券”流通额约13.05万元。
在和顺县,“联银券”流通额约12.35万元,冀南票流通额约3.1万元。
在昔阳县,“联银券”流通额约17.3万元,冀南票流通额约4.12万元。
在平定县,“联银券”流通额约155万元,冀南票流通额约3.4万元。
在孟县,“联银券”流通额约24.5万元,冀南票流通额约9万元。
在长治县,“治安”地区“联银券”流通额约144万元,“非治安”地区“联银券”流通额约42.9万元,两者合计186.9万元;“治安地区”法币流通额约21.9万元、“非治安地区”约30万元,两者合计51.9万元;“治安地区”边币流通额约8.5万元,“非治安地区”约17.2万元,两者合计25.7万元。
在晋城县,“治安”地区“联银券”流通额约366万元,“非治安”地区“联银券”流通额约150万元,两者合计516万元;“治安”地区法币流通额约34.1万元,“非治安”地区约86.9万元,两者合计121万元;“治安”地区边币流通额约4.4万元、“非治安”地区约17.4万元,两者合计约21.8万元。(61)
可以看到,在长治、晋城两县境内,法币、边区券之流通力较强,与“联银券”形成激烈的竞争。
在晋北地区,“联银券”于流通领域内居于压倒性优势,其中代县、忻县、宁武县、五寨县诸县“联银券”的流通比率占货币流通总额的九成以上。当地除边币之外,另有农民银行券、山西票、大洋银等少量流通,总额约70万元。此外,与晋北接壤地区的宁武县、代县、五台县等,有少量“蒙疆券”流通。在汇兑行情上,“联银券”100元可兑边币220—600元(其中250元程度最多)、山西票300—1000元、大洋银50—250元、“蒙疆券”100—140元。(62)
在曲沃地区(含安邑、绛县、闻喜、夏县、解县、永济、虞乡、荣河、临晋、猗代、平陆、芮城、垣曲、曲沃、新绛、稷山、河津、泌水、冀城等县),“联银券”与法币激烈竞争,联银券流通额在900元左右,对之法币的流通额推算在500万元左右。
在临汾地区(含赵城、祁县、文水、汾城、襄陵、汾西、岚县、洪洞、临汾、中阳),极小额的边币、大洋银与其他杂券等流通,主要通货为“联银券”、法币。当地“联银券”流通额200万元,法币流通额为250万元,二者处于抗衡状态。(63)
在与伪满接壤地带,全地域都有“蒙疆券”流通,“满银券”流入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各旗及多伦县、宝源县)等地,在与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带,民众使用法币、大洋银、西北农民券等。各地通货与“蒙疆券”的交换比率大致为:“蒙疆券”100元可兑联银券60—80元、“满银券”100—130元,从中可见日圆金融体系内部出现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