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沦陷区内的货币战
1938年2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以后,山东沦陷区内流入大量“联银券”,当地法币受到驱逐,民生急剧恶化。蒋介石致孔祥熙、翁文灏的电文即已提到这些危机,“现敌区附近人民及我冀西保定及鲁东部队大受困难,若不及早予以适当对策,将使华北部队及民众困难日深。我军行动区内,已进行反对宣传,并提出维护法币、号召民众建立自主经济,但仍非最善办法,请转呈核示对策,或集英、美、法在华北经济力量,赞助法币,稳定金融等情”。(64)
“联银券”在山东沦陷区内具有较大势力,至1940年8月,山东沦陷区内“联银券”流通额达1.3亿元,其中“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卫、龙口等地都设有分行。据日军在山东情报机关的调查,受到物价高涨的刺激,在山东底层流通的“联银券”因民众对必需物资的采购而回流城市,“(联银券)具有大部分流通额集中于都市的倾向”。由于“联银券”不断增发及其在流通领域上集中于都市的特点,山东大城市中均出现“联银券”通货膨胀的现象,而日伪当局对各城市物资的统制、物价的抑制策略,又反映“联银券”在流通层面的局限。另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前山东省内流通的纸币有法币约1.14亿元、民生银行券约600万元、平市官钱局券约400万元、其他杂券100万元,共计1.34亿元。“联银”成立后,尽管日伪当局强制回收各类旧币,但回收额仅500万元左右,“很容易推想的是,除其他机构回收者与流向华中方面占相当多数之外,私藏乃至县政(指伪县政府)不能充分管辖之地区流通的旧通货达到相当之巨额”。(65) 据日军华北派遣军所编《联银券的流通状况调查》之“山东省联银券流通状况”,可知各种货币在山东省内道县级区域的流通状况:
1. 东临地区
在德县,1940年4月全县被日伪指定为“联银券”地区,该县八区、九区仍有法币流通,但民众一般不认可私票。私票即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内流通有多种由银号、钱庄、杂货铺、酒店甚而个人工商业者发行的货币。仅据1940年5月山东省日军特务机关调查,山东省内以个人名义私票者就有103人。如该县民连团办事处等发行额面最高为二角的小额私票;又如馆陶县原财政局长张冠甲、钱庄郭晓峰、原东关乡长自1938年发行馆陶县流通券,在临清县印刷,约1.4万元。私票一般由民众秘藏,随着傀儡县政权对当地经济统制的加强渐呈减少趋势。
在临清县,当地流通一定量的法币,中共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冀南券亦有流通。
在冠县,“联银券”主要从日军及伪县公署流出。但当地主要靠独轮车运输小量物资,因此“联银券”的流出量很少。此外朝城、华、堂邑县境附近亦有冀南券流通。
在清平县的“治安未充分恢复”地区,“联银券”流通受阻、物资交流不畅,法币与私票混合流通,私票流通达15万元。1940年9月之后,在日军治安工作下,该县被指定为“联银券”地区。
2. 莱潍地区
在高密县,当地几乎都是“联银券”流通的势力范围。
在平度县,与县城远隔之地,有法币流通。国民政府抗日县长张金铭发行的平度县地方流通券流通于第三区内,张金铭前往莱阳县后抗日县政府以商票代之。
在昌邑县,县城附近及铁路沿线乃“联银券”区域,其他则为混合流通区域,该县因土产很少,“联银券”亦不易流入。
3. 兖济地区
在清宁县,全县流通的货币几乎都是“联银券”,唯县境之一部分可见极少量法币流通。
在膝县,第二、三、四区仍有法币相当流通量。
4. 济南地区
在长清县,河东地区几乎都是“联银券”流通势力范围,而在河西“匪区地带”,则有一定量的法币与“联银券”混合流通。
在邹平县,伴随“治安”恢复,“联银券”流通区域逐步扩大。周村方面有法币流入,因上一年农作物不足而“联银券”流出,但在第七区之大部分地区,法币流通相当活跃。
5. 武定地区
在惠民县,县内“联银券”普遍流通,但县境附近则有法币流通。
在乐陵县,在省境附近法币大量流通。
在滨县,“联银券”虽因棉花运输与交易而广泛流通,但仍为多种货币混合流通之区域。
在蒲台县,因“匪情恶化”,除县城外全境法币流通均相当活跃,且有“土匪”发行的私票(约2.5万元)于当地流通。
6. 曹州地区
在郓城县,“联银券”在以县城为中心的区域流通,在“治安未恢复”地区,法币、私票则混合流通。在混合流通区域内,八路军严禁“联银券”流通,一般民众对其则“采取隐匿之态度”。当地有鲁西抗日根据地发行的鲁南银行券小额纸币流通。
在城武县,县城及城外10里以内完全为“联银券”势力范围,20里内及第五区则“联银券”的流通量约占全体货币的七成,30里以内则降至三成,其他区域则法币、私票流通。
7. 青州地区
在临朐县,“联银券”流通于县北部,南部地区则有相当数量的法币流通。
在博山县,因该县为商工矿业发达地区,与城市之间的交易颇为活跃,“随着县政渗透圈的扩大,联银券的流通也为之扩大”。在蒙阴、沂水等县境附近则存在法币流通的现象。
在淄川县,其情况与博山县相似,“联银券”很早渗入当地,在县境山岳地带则有法币流通。
在寿光县,“联银券”于县城内及日军驻屯地流通,法币则随县城距离之远隔,势力逐渐增强。
8. 泰安地区
在泰安县,当地有小额私票流通,日伪严令发行者对之回收。伴随“治安”恢复,当地法币流通逐渐减少。
在东阿县,“联银券”流通于县城中心10公里内,此外之区域则法币大量流通。私券在“非治安区域”有相当的流通力。
9. 青岛地区
青岛当地“联银”分行的“联银券”发行额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大量“联银券”与物资一同流入当地。伴随日军“治安肃正工作”的式微,“联银券普及工作告一段落”。然而日伪在当地的法币回收并不如意。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当地有约法币2000万元流通;战事爆发后,当地的法币为民间藏匿或流入“非治安”地带。
另有若干地区(县)存在特殊情况。如在临沂县,自1940年2月起2个月间,日伪将之作为法币南方券特别处理地区,允许民众使用南方系法币,6—8月期间因当地普遍降雨,民众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使“联银券”大量流出,“联银券”在当地的流通量呈减少趋势。在莒县,1940年5月以后,随着民众对土产采购的减少,“联银券”之流通存在减少的趋势。当地约有5万元私券流通,然而其信用低下。在诸城县,法币在除县城之外的区域全部流通,然而其中伪币很多。在鲁东地区,伴随着日军的“鲁东作战”,铁路沿线之外“非治安地区”村落中的农民将物资运入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其交易颇为兴盛,“联银券”由此得以渗透至“非治安”地区。而在山东中西部即牟平、掖县方面,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高锦发行的北海银行券大量流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山东沦陷区内流通货币以“联银券”与法币为主,法币主要流通区域为登州道、沂州道、曹州道之一部分,其流通额不下数千万元,而边币在河北、河南两省境附近地区及鲁南地区流通。山东是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重点地区,法币的流通圈逐步缩小,由此“联银券”对法币的价值则有所上升,1942年10月,“联银券”100元可兑换法币约600元。(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