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从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在朝鲜开设分行,至1945年日本战败日圆金融圈解体,近代日本的对外金融扩张之路实质就是一部日圆的侵略史。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圆及其“分身”军票与日本军政当局控制下的“满银券”“联银券”“蒙疆券”“华兴券”“中储券”等伪币等值联系或维持固定比值,形成了一个以日圆为中心的殖民地金融体系。维持日系货币与伪币的价值与流通,不仅是日本帝国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象征,也是其“开发”沦陷区内资源、掠取民间物资、实现“以战养战”的重要手段。战时中日两国围绕各自发行货币的汇兑价值与流通区域展开激烈的角逐,掀起了波澜壮阔而又波诡云谲的货币战争。

通过第一章对日圆金融圈之鸟瞰可见,日圆金融圈是具有鲜明日本特色的殖民地通货体制,从历史的轨迹来看,日本军政当局通过掌握傀儡银行之货币发行权,确立傀儡货币与日圆的价值联系,逐步将沦陷区纳入日圆金融圈内,成为普遍的规律;另一方面,作为货币战的策略,日本军政当局在傀儡银行开办条件尚未成熟、敌方货币势力仍旧强大的情况下,也会通过发行与日圆等值的军票,达到抑制、吸收、驱逐境内敌方货币的目的。

日圆金融圈的根本特征,在于日圆与傀儡货币形成固定的价值联系。伴随日圆金融圈确立与扩张而形成的区域货币固定价值联系制度,逐步实施于伪满、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东南亚军政地区。对日本而言,这一制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区域内货币间的汇兑成本得以大大节约,从而使资本、物资、劳力在地域间的流动更为顺畅,有利于日本企业,尤其是国策会社对傀儡政权的大举投资,为日本获取沦陷区内丰富的物资。然而,另一方面,罔顾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物价水平原本存在的较大差异,固定价值联系制度在实施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结构性弊病。其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通过对敌国货币势力之吸收、驱逐、排斥以达到垄断沦陷区内金融体系之目的。货币战是伴随日圆金融圈不断扩张的必然产物。货币战的本质,既是汇率比价之战,也是物资争夺之战。对日本军政当局而言,通过维持日系货币与傀儡货币之价值,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资,满足当地国策会社对资源“开发”投资与各地日军对当地物资“征发”的需要,是日本实现对沦陷区长效金融统制机制的基础。

第二章通过对“联银券”于华北沦陷区不同区域较为细致的考察,我们发现,“联银券”于平原地带流较易流通,在商业交易旺盛的地带(往往是县城或日军驻屯地)则极易流通。“联银券”的流通存在周期性特点,也即当棉花、小麦等物产上市之际,伴随华商与农民的频繁交易,其流通就会相对旺盛。若从其流通与物资关系的角度而言,“联银券”可谓“都市货币”或“集市货币”。另一方面,在华北沦陷区各县域内,大多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法币,或中共抗日根据地(主要是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所发行的边币流通。在流通区域上,法币具有伴随国民党军作战移动而流通的特点,而边币等在山岳地带相当活跃,从这一角度而言,法币、边币可谓“游击货币”或“山岳货币”。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与中共抗日根据地发现的边币形成货币“联盟”,在华北沦陷区内的穷乡僻壤内逐步分解“联银券”的渗透,削弱“联银券”对当地物资的“征发”能力与通货信用,这一现象反映出日圆金融圈之影响力在基层末梢的疲弱与无力。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在中国沿海、沿江口岸置产兴业。以日商纱厂为先声的日资企业作为日本对华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得以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物产资源与广阔的市场,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全面抗战时期,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庇护下,以国策会社为代表的日本在华企业极度扩张,“联银券”、“中储券”作为这些企业的“开发”资金而被大量增发,企业从中获取了庞大的利润;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日圆与伪币的价值与流通,日本军政当局设置多种秘密“资金”,制定各种统制措施,日本在华企业手中的财力与物力成为日本军政当局进行货币战的“资源”。日本在华企业究竟在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政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通过对第三、四、五、六四个章节的考察与讨论,我们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

战时环境下以华北开发会社为首的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主要任务在于掠取华北沦陷区内的资源。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推动下,“联银券”逐步取代日圆成为华北开发会社对子会社投资、融资的“血液”。在两次“联银券”价值危机中,华北国策会社集团都成为日本军政当局的统制对象,其经营方针逐步集中于对军需资源的开发与对中国民间资本的利用。“联银券”的价值危机与日本军政当局对“联银券”的政策密切相关。作为日圆经济圈的一员,日本军政当局始终坚持“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之政策,这既是为了确保日圆经济圈的稳定,也是为了维护国策会社股东的利益。“联银券”政策充分体现了日本军政当局与军人团体与财阀利益的一致性。(1) 伴随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扩张,日伪当局不断增发“联银券”,导致华北物价恶性膨胀。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可谓战时华北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此外,通过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当地银行的债务关系可见,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也是利用“联银券”大量“征发”民间物资的操作者。“联银券”对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而言,并不仅是“开发”资源的“血液”,也是其掠取民间物资的利器。

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业务取向不同,华中国策会社更侧重于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与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拥有大量法币的华中国策会社集团成为日本对华货币战的重要协助者,法币需给调节基金的设立与运作则是该角色的具体表现。如华中蚕丝会社等国策会社从中获取大量的日圆或外汇,而依附于这些会社的日本商人则从中获取大量采购、生产所需的法币,体现出企业对日本军政当局大力协助与极力确保自身利益的双重面相。华中国策会社集团内部在使用军票还是法币的问题上一直游移不定,对于“中储券”统一工作的协助起到的效果亦十分有限。该集团内部的通货流动情况与日本所处的战争局势密切相联,华中国策会社集团对各种货币之态度,实则反映法币经济、“华兴券”经济、军票经济与“中储券”经济在华中沦陷区内的张力与局限。

日本在华中沦陷区内开展的军票工作是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重要一环。通过解读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未刊档案资料,军票工作的诸多内幕得以明朗。资料表明,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于军票工作中扮演了隐秘的协助者角色。在与军票工作的结合中,纱厂内部的法币等货币资源为日本军政当局所设“伊资金”、“K资金”、“C资金”等账户征调,产品则沦为日军推行“军票经济圈”的工具。军票工作导致纱厂内部货币体系被“军票化”,其经营自1940年11月起一蹶不振。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折射出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各股势力的不同利益诉求与博弈关系,反映出日本发动的货币战对其在华民营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通过对18家日本在华企业战时经营状况的考察,我们发现,它们普遍遭遇了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资材调入受限、原料采购困难、劳动力紧缺等问题。为了尽可能快而多地掠取沦陷区内的资源,日本军政当局一味加强对资源开发性企业的投资或融资,而忽视对产生效益较慢的基材生产型企业的扶持。这些问题既反映出日圆金融圈内物资生产的结构性矛盾,也从侧面说明了日系货币或伪币购买力的低下。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国策会社或军需品生产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加强市场垄断,大多数的生产型企业则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节约经费来控制支出。因大多数日本企业生产模式较为固定,采取多行业兼营或新产业开发的企业很少。战争后期,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都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严格统制。这对于企业而言具有两重影响:一方面企业自由经营的“活性”逐渐丧失,生产趋于一元化;另一方面,企业因依附于统制经济之下而得以规避通货膨胀带来的收支危机,仍获取高额的利润。

综合来看,日本在华企业既是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协助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充分体现货币战争的双刃剑性质。日本军政当局对于在华企业的统制,更多集中于业务而非利润。这似可说明,军国经济体系在侵蚀并控制日本在华资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企业背后投资者的利益。日商与军国主义之龃龉与合作,在日本在华企业与军政当局的货币博弈中充分体现。

最后,希望说明的是,本书属于以史学研究为主的跨学科、多视角综合性研究,因研究时间跨度较长,资料又相对分散,线索繁多,故而难度较大。尽管已经过若干年的研究,然而这本专著仍可谓于仓促间完成。不仅因为关于日本对华货币战的资料并非如想象中的丰富,尤其是相关日本军政人员日记、回忆录的阙如,使一些问题仍处于迷雾之中。留存迄今的战争时代日本在华企业的经营文书十分有限,其中一些历史的真相或许已被永远尘封。我们研究的最大收获在于通过考察战时环境下日本在华企业经营者在货币抉择上的复杂心态,揭示了日本对华货币战中一些不为人知的面相。

另一个遗憾,对于商会档案、华商企业董事会议录、时人杂记以及回忆录等中文史料,我们也未能充分地发掘与利用,这使我们对于货币战的研究仍显得过于单一化。例如,在战争后期日伪政权推行的“中储券”工作中,上海等地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虽使底层民众饱受其苦,但也使一些华商巨头从中谋取了暴利,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仍相当有限。我们如何将日本军政当局对华货币政策的施行与企业、商会与民众的应对结合起来,考察货币战的双刃剑性质,尚有不小的研究空间。

(1) 通过1943年度华北振兴会社经营文书可以发现,该会社的大股东都是军人组织或日本国内的大企业经营者,如军人后援会控63212股、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控46000股,关东配电株式会社控20800股等。参见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七回),1943年度,三菱経済研究所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