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军票—‘中储券’”经济体系下华中日企的因应

二、 “法币—军票—‘中储券’”经济体系下华中日企的因应

日本对华中沦陷区内的通货政策较之华北的情况更为复杂。华中是日本及列强经济势力集中之所在,也是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较为彻底之区域,日本军政当局在华中沦陷区发行的军票、“华兴券”、“中储券”无不遇到强大阻力,两国在华中沦陷区内的货币战异常激烈。在华中的日本企业中既有华中振兴会社伞下的国策会社,也有长期立地中国的日商纱厂,还包括一些中小轻工企业,种类可谓多样化。然而,在货币战的漩涡中,这些企业不得不对在生产经营中使用何种货币做出抉择而陷入苦恼的境地。笔者希望利用留存迄今的9所华中日资企业的经营文书,揭示货币战中这些企业的因应之策。

1.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成立于1938年8月10日,华中振兴会社、中日两国丝商等共对之投入资本800万日圆(1940年10月末增资至1000万日圆)。该会社本部设于上海,主要经营机械制丝、蚕种的生产及配给、蚕茧之加工业、日本军政当局所需土丝的收购以及其他附带业务,至1939年10月末,该会社已具相当规模,社内有日本人职员154人,中国人职员593人,中国人劳工14514名。战前的日本亦为生丝出口大国,日本军政当局对该会社的经营颇为重视,特别要求日方出资者注意,“以使其不与日本国内的蚕丝业发生对立关系”。(66)

华中蚕丝会社创立之初,“社业运营之困难,实言语难以形容”(67) 。据其社史,可运转之工厂仅有数所,且多破败,会社对于购茧也未做充分准备,以致生产多受障碍。然而,1938年10月因广州、武汉的陷落,法币汇价急剧下跌,上海等地商贾投机囤购各种物资,丝价行情逐渐高涨,如白廿一种标准品,每担达法币1000元。至1939年初,日本国内因强化战时体制,纤维产品生产受到严格统制,市场出现紧缺。日本丝产品之不足促使上海丝价发生无限制暴涨,至2月末,其行情“已达当年度未有之高值”。然而,当时华中蚕丝会社产量极其有限,“可称成就之交易毫无,几成有价无市之局面”。(68)

在原料采购上,华中蚕丝会社受到日本军政当局与傀儡政权特别照顾,为解决以浙江省为主的春季茧种短缺问题,该社得到特务机关及伪厅署的协助,得以进口日本蚕种3642120瓦,并以较低廉价格配给于江浙两省及山东省内蚕农。当年秋蚕期为了救济蚕民,江浙两省伪建设厅又支出蚕种补贴21万元。因伪维新政府实业部将公定价格之蚕茧完全交由华中蚕丝会社垄断收购,且江浙两省蚕农因茧价渐涨,上市意气旺盛,当年华中蚕丝会社的收茧工作取得成功。(69) 以1939年8月法币再次贬值为契机,上海丝价为之猛涨,9月时每担达到4600元之高值,华中蚕丝会社开始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上海丝价行情随法币汇价而起伏,对华中蚕丝会社的利润产生重要影响。1939年11月,丝价曾低落至每担3900元,然至12月末每担却飙升至6500元“创纪录”之高值。为平抑蚕丝市价,1940年7月,汪伪政府财务部发布《蚕丝建设特捐暂行条例》,推行蚕丝高捐赋课,对蚕丝销售实行紧缩方针,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下,丝价得以抑制于4500元上下。1940年是华中蚕丝会社大获丰收的一年,当年度该会社获取纯利润达2913098.5元。(70)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会社《营业文书》当年度的账目中,有支出汇兑抵补(换差)5294415.48元之记录。这一汇兑应指法币与“华兴券”的汇兑关系,如前章所述,华中蚕丝会社的在日本军政当局推行的“华兴券”工作中扮演隐秘的协助者角色。1938年9月至1941年9月期间,该会社从生丝等产品的出口中获取大量外汇,仅从对美出口中即获得1740万美元,从而为日伪财政注入血液。在“中储券”统一华中货币之前,该会社的原料费及各项经费必须以法币支出。为了协助日本军政当局的军票价值维持工作,该会社经常将社中屯留的法币向汇市抛售并购入军票,并有意识地逐渐以军票支付原料费及其他经费,暗中扩大军票的流通力。(71)

因日苏中立条约缔结,1941年4月以后,上海租界人心动摇,法币汇价进一步下跌。至7月英美冻结中日资金,国际关系骤趋紧张,市场传言四起,“此间市场有利用‘物物交换制’出口或向南美方面出口等传说,对于第三国出口尚悬犹有一缕之望,不料当局忽又表示生丝出口第三国暂不准许之方针,出口贸易因之悉告停顿”。(7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蚕丝会社产品的对外出口渠道基本关闭,其经营方针不得不调整为供应内需。这一转变对于会社影响极大,1942年3月,该会社解雇大批劳工,仅保留了最小限度的职员人数。(73) 不久,日伪当局推行的“中储券”统一工作导致华中沦陷区内物价暴涨。该会社全力协助日伪当局的低物价政策,“特将所存生丝不顾牺牲,贱价售出,专以维持公正之蚕价”,该社故意使丝价廉于黑市价格,且将部分生丝与中华丝绸业产销互助会之绢布交换,以防止投机者从中牟利。(74) 然而,该会社的努力基本徒劳,丝价很快追随市场涨势,“不幸适逢币制改革之初,致未能克服炽烈之换物人气,及公司方面极行提高蚕价,冀与市价相衡”。(75) 随着日伪当局“中储券”工作的深入,丝价从法币22000元(折合军票1800圆)之高价逐渐跌落至“中储券”9500元,市场上各类产品销出迟钝,金融梗塞,一切商谈处于停顿状态。

至1942年11月末,各种物价再掀涨潮。华中蚕丝会社虽极力防止其产品流入囤户手中,但当时其产品已大量在黑市抛售,至年末时其价格已达每担“中储券”11000元,新年后因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黑市上丝价格飙升至18000元。1943年3月中旬,日伪当局对华中沦陷区内物资出入的限制有所松动,通货膨胀现象已无法抑制,丝价随即突破4万元关隘。尽管产品价格昂腾导致该会社收入大增,然而在原料蚕茧收购上并不如意。自春季后粮食类农产品物价暴涨,蚕价已较其他农作物低廉,蚕农厌嫌养蚕,以致出现毁桑行为,兼天气旱魃影响,产蚕减少而土丝价腾,该会社当季仅收蚕茧5912担。(76)

1943年之后,市场囤积之风猖獗,买户日盛,华中蚕丝会社已不能坚持日伪当局所定之低物价政策,其丝价逐渐提高至市场水平,年初为军票2300圆(折合“中储券”12778元),至5月中旬已提至“中储券”45000元,8月再涨至“中储券”68000元(如图6-1所示),当时日伪当局为平抑以棉产品为首的物价涨势,实行棉纱棉布强制收购令,导致市场交易颓顿,形成“有行无市之状态”。另一方面,蚕价于农产品物价中占最低位,农户拔掘桑树以种粮食,蚕茧日趋减产之势。原料暴腾而产品又不易畅销,华中蚕丝会社日渐难支,至6、7月勉强维持操业者仅一二成。(77) 至11月,会社以顺应日本军政当局对华新方针之名义,将缫丝业等民生产业转由中国业者“自主经营”后,宣布解散。

图6-1 华中蚕丝会社所生产生丝按月价格变动状况图

注: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編:《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第306頁。

可以看到,华中蚕丝会社之产品价格随法币汇率而波动,会社在牟取暴利的同时,也受到日本军政当局对其产品价格的统制,最终因原料采购困难,市场销售不畅而走向破产。另一方面,华中蚕丝会社是对日本军政当局军票工作、“华兴券”工作、“中储券”工作介入极深的一家日商企业,这可能与其手中掌握大量法币采购资金有关。如1940年度该会社支出的法币8000万元中原料采购费即高达5167万元,因蚕茧上市与资金蒐集存在时间差,停留于会社之中的法币采购资金就能够为日本军政当局所利用,该会社扮演的角色类似日商纱厂,然而受日本军政当局的统制程度较之更深。

2. 华中水电株式会社

日本军政当局为尽快恢复华中沦陷区内水电之供应,于1938年6月30日成立华中水电会社。该会社资本额为2500万日圆,名义为中日合资,华中振兴会社投入资本750万日圆,实则为其最大的股东。

华中水电株式会社成立之初,营业区域仅限上海租界周围。因此区域为中日战事最为激烈之地,当地房屋建筑几乎均蒙战火。会社成立后全力修复厂房,积极恢复运营,然而当时的供电量仅及战前的12%。供水量则为战前的77%。该会社受日军之命向沦陷区内派遣工作人员,逐步对华中电力及自来水事业实行一元化管理。为当地日军提供水电成为该社营业的主项。(78)

1939年末,该会社已感受到“华中经济建设最大的烦恼,在于资材与资金入手困难”。当时上海租界内呈现畸形繁荣,而日本国内经济统制日益严峻,日商脱离日本国内,于沪上兴起创办企业的热潮。华中水电会社顺应这一趋势,确立积极的营业方针,自1939年12月1日起对上海地区的水电费用提价40%。(79) 因煤炭价格的上涨,1940年6月1日该会社再次提高会社费用,然而其事业“仍旧无法取得预期顺利之运营”。自9月以后,该会社采取临时比例增加制,电费随煤价变动而浮动,自成立以来收支不平衡之状态才得以明显改善。(80) 1941年4—9月期间,该会社因受日本国内物资动员计划的掣肘,在经营上出现诸多困难。该会社通过业务整理、效率提升、经费节约等措施,克服各种不利条件,当期经营仍取得颇为良好之成绩。(81)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华中水电会社的资金调入极为困难,因煤炭、净水药品等主要生产原料价格的高涨,事业经费亦随之膨胀;随着日军进驻租界,租界内民众的电灯电热消费减少,该会社的收入亦大幅减少。会社强调实行彻底的经费节约政策,极力排除浪费与冗费,勉强维持收支的平衡。(82)

在华中沦陷区内掀起的异常迅猛的物价高涨风潮中,为了协助日本军政当局的低物价政策,1942年12月1日,华中水电会社特意将电费下调10%。日本军政当局则认为,“伴随价格降低必然产生事业利润的减少,应适当指导其经营合理化、增强事业功能等方式来逐步克服”。(83) 该会社则“以经营合理化与对重要部门的供应为中心,坚决执行国策会社的使命”,将一部分工厂封闭或大量减工。(84) 1942年末,会社经营层已感受到“华中经济必将出现巨变”。(85)

1943年4月以后,各项物价高涨之风“漫无止境”,该会社事业费亦随之膨胀不已。会社受战局影响日益明显,令经营者感到绝望的是,资产入手难与物价昂贵已完全“慢性化”。兼之运输困难,煤炭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会社从1944年3月起全面停止受理对电力的新需求。(86) 1944年8月,该会社受日本军政当局之命提高自来水费,“结果销量受到极度制约,导致收入锐减。本年4月以来每月出现巨额亏损,10月末已累计达到7400万圆(折合中储券4.1亿元)”。(87) 企业经营陷入了极度恶化的境地,此状况一直延至日本战败。

对于公共事业型国策会社而言,物价飞涨时代最令其感到头疼者,在于燃料价格的提高,华中水电会社也不例外。煤炭价格的变动牵动着该会社经营者的神经。除经营合理化、经费节约之外,统一提高产品价格是其平衡收支的最主要途径。然而,当华中经济生活中物价高涨已呈“慢性化”,日伪当局不得不采取低物价政策之时,国策会社又不得不顺应此“国策”而匆忙调整产品价格,由此导致收支失衡,其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最终走向破产的命运。这种结构性弊病,从本质而言,乃企业的生产活动并非为了满足市场或社会群体的需要,而是日本军政当局对其施加统制的结果。

3. 华中水产株式会社

日本军政当局为了垄断华中沦陷区内的渔业与水产品市场,于1938年11月成立华中水产会社。该会社资本额300万日圆,其中华中振兴会社投资150万日圆,为该会社的最大股东。日本军政当局规定,该会社的社长及副社长的选任、会社条款的变更、利润的处分、事业计划的确立等,都必须获得华中振兴会社总裁的认可(88) ,实际上该会社是华中振兴会社的子会社。

华中水产会社成立之初,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在企业经营环境上“以上海及南京为中心的华中长江下地域,随着我军‘宣抚’的彻底,治安逐步恢复,产业界为之呼应,表现出强大的复兴气势”。然而,因武汉、广州等城市的陷落,法币价值下跌,引起物价腾贵,无论工商业界还是一般民众,两者的购买力都受到不小的影响,该会社在市场收入及渔获两方面“均遭相当之痛苦”。(89)

1939年11月之后,随着华中沦陷区内渔业的复苏,各地湖沼所产、养殖之淡水鱼及舟山群岛方面所产之海鱼陆续上市。华中水产会社受惠于法币的跌落所带来的鱼价昂腾,其第二期的总交易量较之前期在数量上与金额上都有相当增加,达3010万余日圆。(90) 物价的上涨同样导致该会社渔业用物资入手困难、燃料成本提高,不过,相较当时市场所获巨大收益,这一问题并未凸显。

1940、1941年度,伴随法币的跌落,鱼价上涨,华中水产会社从上海市场交易中获取了大量利润;另一方面,渔捞成本因燃料价格上涨及资金缺乏而不断昂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对军票行情不断低落,仅仅六个月间就急剧跌落至三分之一;时逢海鱼、淡水鱼及腌鱼干之淡季,上市比前期减少28%,两者交织,对该会社的收入造成很大冲击。(91)

1942年4月至1943年3月期间,因海鱼、腌鱼干的顺利上市,市况较为活跃,该会社的市场交易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渔业用资材获取更为困难,渔捞成本大幅高涨,会社为此“需付出极大的努力”。1943年3月以后,为了顺应日本军政当局提出的粮食增产方针,会社致力于提高冷冻、冷藏及加工设备的运作效率,以求扩大对当地日军于侨民的水产食粮的供给,逐步步入被统制的轨道。(92)

战争末期,上海鱼市因鱼价昂贵而活跃,华中水产会社1943年4月至9月的总交易量达“中储券”1.13亿元,较前期剧增5倍余。因华中地区渔业资源的丰富,华中水产会社在水产品增产上也取得了良好之成绩。1943年10月至1944年3月,海鱼受春渔期之影响,河鱼及腌鱼干因运输上的障碍,前者上市减少23%,后者则减少30%,上市总数量减少10%,然而市况始终活跃,当期总交易额高达“中储券”24.04亿元,与前年同期相比,剧增近4倍,会社由此牟取暴利。(93)

综合来看,华中水产会社的经营良好,这与华中地区丰富的渔业资源密切相关。其重心所在的上海渔市,接近渔场,运输较为便捷。日本军政当局对于水产品的增产要求基本得以满足。而该会社从法币的跌落中牟取了巨大利润,其收益率(利润与资本之比)之高,为华中国策会社集团中的佼佼者。

4. 华中电力通信株式会社

日本军政当局为了满足其国防上之需求,以资华中经济复兴,及实现日“满”华一元的通信政策,于1938年7月成立华中电力通信株式会社。该会社的资本为1500万日圆,其中华中振兴会社出资600万日圆。会社的一切重要事项都由华中振兴会社总裁裁定,实质上是华中振兴会社的子会社。此外,日本军政当局要求“国有之外的同种事业在该会社成立之后应迅速对之采购、合并,处于该会社的统制之下”,(94) 通过该会社对华中电信行业的实行垄断与统制。

1938年华中电力通信会社成立之后,当期即亏损20余万日圆。(95) 11月以后,该会社因治安恶化,器材调入不易,经营极为困难,恢复作业多有迁延。1939年7月,该会社建成上海至大阪及上海至青岛之间的临时无线回路,随着法币汇率的下跌,电报业务数量激增。(96) 不久日本军政当局在华中沦陷区内推行军票一元化政策,8月该会社将苏州、吴江、常熟等地电话局的市内电话费改为军票本位,(97) 由此形成上海租界内业务以法币为本位,其他沦陷区域以军票为本位的两元货币格局。

然而这一格局并非壁垒森严、不可互通。原本华中电力通信会社将电话费之军票价格增加20%后折合成法币价格。而在1939年10月8日上海京城(即今首尔)线路联通之后,军票价格改为增加32%,如上海与内地通话每次三分钟以内为军票7.5圆,折合法币9.9元;上海与京城通话每次三分钟以内为军票8.4圆,折合法币11.1元。(98) 华中电力通信会社按日本军政当局之意故意贬损法币价值,然而法币贬值也导致该会社电话费营业价格出现大幅波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的暴跌对会社的收入造成诸多影响。自1942年4月11日起,该会社不得不通过提高电报电话收费标准,“以图事业财政之稳固”。(99) 因采用“中储券”标价,货币上的混乱得以解消,该会社当期获得纯利润104.7万余元。10月后,随着日本决战体制的紧迫化,会社顺应“新事态下的国防及产业文化开发之策,而被要求采用超重点主义”,将经营重点置于扩充“现地自活”必需的设施及发挥已有设施之效率,极力节约资金及资材,尽管如此,“在此主旨下的企业计划,也因资材入手困难问题,企业的事业亦不得不中止或变更”。(100) 伴随华中沦陷区内物价的高腾,以及日伪当局对华中物资移动限制上的松动,该会社的通信量出现不断增加,电信收入、电话收入与前期相比大幅增收,当期总收入达949.4万元;另一方面,尽管会社在支出方面尽量节约经费,但因劳工费及各种通信器材费用的增加,总支出亦高达837.1万元。

战争末期,为了巩固日本在华中的“电信战力”,华中电力通信会社实行特别紧急电报制度,优先处理日伪军政上的紧急电报。在业务不断扩大、“强化华中动脉干线”的同时,上海异常高涨的物价对于会社大多数中日职员的生活造成极大威胁。该会社了确保其生活及公司经营上的稳定,在日本军政当局的许可下,从1944年1月1日起再度提高电报电话收费标准,当期收入增加至553.8万元。(101) 此后上海物价与电话、电报收费标准之间展开拉锯战,这一状态一直持续至日本战败。

因电话电信与日军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故而华中电力通信会社的业务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严格监督,该企业基本没有自主经营之权。因基础设施薄弱与战火的摧残,华中电力通信会社自成立后营业状况长期不佳。因社内财政收支不稳定,故而该会社对货币变动极为敏感,其多次采用提高电报电话收费标准之战术,以应对物价攀涨之风。这是公共事业型国策会社应对货币战的典型手段,也是导致当地物价进一步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5. 上海三菱仓库株式会社

上海三菱仓库会社被视为“日本仓库业进军海外的先驱”,原为1919年5月由三菱合资、三菱商社、三菱仓库三家会社合资收购德国人经营的梅尔切克茨(メルチカーズ)码头后改建的菱华仓库,当时投入资本为白银100万两。该会社在张家滨上游的董家渡有栈桥,主要从事煤炭保存业务,运入上海的日本煤炭与抚顺煤炭大部分储藏此地。(102) 1939年初,该会社改名为上海三菱仓库会社,资本改为100万日圆。

1939年初,因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与当地治安的逐步恢复,从沦陷区与海外流入上海的货物大量增加,上海三菱仓库会社的财政收支得以改善,自从1933年后第一次获得利润。(103) 进入1939年下半年后,法币汇率暴跌,又因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政府对流向日圆圈内的物资实行出口调整令,“一般商品的流动尽管稍与期待相反”,但因该会社的主要业务是储存生产原料煤炭,故而业绩良好。(104) 汪伪政权成立后,在该会社看来,“华商的抗日气氛有所缓和”,从内地运至上海的棉布、绢布、砂糖、工业药品等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因欧洲战事,英法对中国之出口减少,仓库出现大量滞留货物。(105) 1940年上半年对于该会社而言,乃“繁忙至极”,尽管因物价昂腾,事业费用支出膨胀,但会社仍受惠于上海战时环境下的畸形经济繁荣,获取大量利润。1940年下半年,伴随日本对华中经济的渗透与对民众“宣抚”工作的深入,作为军票交换物资的棉纱布、绢丝、砂糖,日商纱厂生产的棉产品与棉花、煤炭的大量入库,该会社的业绩更显优异。(106)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日本军政当局强化对援助重庆政权经济渠道的阻遏力度,上海生产的棉纱布等因无法运入内地而形成滞货,中日商人由此掀起换物投机交易,会社所辖仓库始终处于满库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当局实行“中储券”统一工作,对日常用品实行配给制。而上海的对外贸易已处梗塞状态,华商投机活动高涨。当时该会社“煤炭、棉纱布、绢丝、农产物等的入库旺盛至极,经营取得极好之成绩”。(107)

随着战争的持久化,上海经济界蒙受的影响日益深刻,随着中日商人的囤积居奇,上海三菱仓库会社因棉纱布、绢丝等商品的贮存量不断增加,乃向日本军政当局申请增设仓库:

本社现有资金100万日圆,事业仍在继续之中。目前现状,自有仓库1870坪,租借仓库约14100坪,管理之敌产仓库38200坪以及受海军委托之仓库29000坪,作为负责保存战时重要物资之仓库业,从巩固基础,发展事业的角度出发,希望在资金许可范围之内,本社获得自有仓库,以使仓库业务健全经营及合理化。(108)

从中可见,该社与日本军政当局之密切联系,在于该会社为军用物资保存提供极大的便利。因此在上海出现诸业停产、减工的情况下,该社却有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反常现象。1944年之后,上海物价飙升,该社各项经费不断膨胀,因日军及公用物资的储存量伴随战争形势而不断增加,而汪伪商统会及中贸联对棉纱布、绢丝、米麦杂谷等交易实行严格的统制,随着这些货物亦大量囤积,该会社的业绩持续上涨。(109) 迄日本战败,上海三菱仓库会社始终保持较好的业绩,为三菱财阀提供大量利润。

上海三菱仓库会社受惠于战时孤岛的畸形繁荣,利用物价狂潮中的投机交易而获取暴利。即使在战争后期,该会社因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而仍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这充分体现了日本军政当局与三菱财阀在利益上的趋同性。该会社的经营轨迹也能够很好地说明战争时期上海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并非因物资在生产供给上的短缺,乃因商业投机浪潮下的囤积所致。

6.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成立于1917年,具体日期已不可考。(110) 据笔者所见留存最早的该会社《营业报告书》,1923年时该企业的资本总额不过为50万日圆,应该是一家从事各种制版印刷、印刷用纸及墨水销售的中小规模企业。(111)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上海印刷会社位于赫斯克尔路的厂房全部毁于战火,故而不得不租用华商临时工厂勉强开业。1938年2月战事平靖之后,该会社从事日军及日本在华企业委托的印刷业务,作业之繁忙,“处于昼夜需要增加机械的状态”。(112) 会社经营者对于日军的统治充满期待,称“如今时局一转,已步入东亚建设之新阶段。新企业顿时勃兴,市况必然好转。吾社亦顺应此形势,将社内阵容一新,以求迅速复兴充实”。(113)

1939年上半年,上海汇市法币汇率跌落,各种物价为之上涨,企业“出现事态颇为悲观之倾向”。经营者认为,“然而应对现下态势有所觉悟,各材料价格昂腾的同时,日本国内物资需给的统制却日趋严格”。(114) 至下半年,有物价高涨现象益加明显,“因物资缺乏,我社使用的各项材料亦受威胁”,对于会社经营者而言,当时情况仍堪应对,“尽管如此,(我社)所受影响尚较轻微,仍取得预期以上之成绩”。(115)

1940年上半年是法币与军票角逐最为激烈之时期。法币呈现疲软之势,由此牵动物价进一步上涨,会社在原纸及其他材料采购上出现不小困难;另一方面,劳工费用亦随物价膨胀而上涨,对于以法币支付薪酬的职工,会社不得不两次增加薪水或直接支给“米代”(替代劳工薪酬的大米)来避免劳工的流失。经营者对未来局势感到悲观,“今后因汇兑管理导致内地资金的限入、物资进口的限制等,经营上将遭遇更多极难之事”。(116) 1940年下半年,随着日本军政当局加强对国统区经济封锁的力度及军票工作的深入,“本社经营上不良材料堆积如山”。(117) 为了摆脱困境,会社致力于扩张销路、改良产品,在增设机械的同时积极采用优秀的技术人员,以提高生产效率,当期收入仍超前期。

1940年下半年,沦陷区内的交易被进一步压缩,上海日商纱厂、烟草工厂及一般工业都出现减工现象,由此对当地印刷业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因英美对中日资产的冻结,上海市场为之恐慌,市场上出现大量囤货现象,又导致印刷界纸张、墨水等原料价格攀涨,上海印刷会社的经营陷入困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会社“只能等待日本国内的供应,名实同处困窘之状态”。面对法币汇率的暴跌,企业不得不对华人职工多次提高薪水或追加津贴,以避免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失。为了突破这一“混乱”状态,该会社将重点置于扩张新销路,致力于工厂生产扩充,当期仍“取得了预期的好成绩”。(118)

1942年上半年,汪伪当局禁止法币流通,以“中储券”标价的各种物资价格开始暴涨。尽管“会社仍取得了能与前期匹敌的成绩”,但企业已步入被统制的轨道,“本地的印刷界也与国内同样进入一元化的统制圈内,原料的配给获取、产品销售的规格与价格、雇佣者的福利设施等都要合理地顺乎国策”。(119) 至1942年下半年,日本军政当局不断强化对在华企业的统制,作为日商企业,上海印刷会社被彻底“国策化”,在“突破国难、达成圣战目的”的口号中彻底丧失经营权。

上海印刷会社原非国策会社,其收支平衡无法获得日本军政当局的直接补助。尽管战时环境下该企业取得良好业绩,经营者却仍对企业前途感到悲观。上海印刷会社处于中日货币战的漩涡之中,为获取价格低廉的原料费尽心力。随着法币的暴跌,一般生活用品的价格高涨,劳工的薪资问题又使其备感头痛。显然,日本对华中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上海印刷会社这类中小规模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巨大的影响,原料问题与劳工问题迫使这些企业步入日本军政当局的统制轨道而最终被“国策会社化”。

7. 上海油脂工业株式会社

上海油脂工业株式会社成立于1918年,具体时间不明。上海油脂工业会社主要从事化妆品、肥皂等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当时投入资本额为银25万两,是一家规模较小的日商企业。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油脂工业会社厂房遭受严重破坏,不得不假借华商场地临时生产。随着战事的平靖,该会社从日本进口大批生产设备,积极提高生产能率。1939年初,上海市况活跃,该会社的产品销路良好,营业取得良好的成绩。4月以后,因法币贬值,原料价格飞速上涨的同时,其产品价格却无法跟随,这使企业经营者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将此视为坚实之成绩”。(120)

1941年初,因日本军政当局严控沦陷区物资流入大后方,导致上海米价狂涨,由此削弱了民众购买其他商品的余力。尽管原料油脂的价格同步上涨,然而化妆品、肥皂市价“全呈钝化而并未向上伸展”。(121) 上海油脂工业会社同样卷入法币与军票的货币战中,1941年下半年军票呈现强劲势头,10月末时出现未曾有的狂涨局面,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法币与军票汇兑比例已跌至100元法币兑25圆军票。因军票的强势,该会社与华商的法币交易并不旺盛,故而只能向虹口等地日人市场发展销路,因上海孤岛的畸形繁荣,尽管处于商闲期,该会社仍取得较好营业成绩。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市况一时沉寂。以新加坡沦陷为转机,日本对汪伪政权推行新经济政策,在货币层面将“中储券”作为华中沦陷区内的唯一货币,彻底禁止法币的流通与使用。在新货币的刺激下,上海市况开始活跃。从1942年3月开始,肥皂等日用品的购买势头开始抬头,兼之日军对之大量采购,这一时期该会社的业绩较前年同期显著提高。但另一方面,经营者也面临原料入手困难,生产、销售之产品种类受到限制等问题。该会社产品的种类逐渐单一化,而加工油脂类也因其他纤维加工部门的减产,对于该会社的需求也大幅减少。(122)

1942年下半年,日本军政当局对生活日用产品的统制态度与对“中储券”工作的态度一致,“未有丝毫之变化”。当时会社原料入手已极困难,“市价不知狂涨到何时为止”,一般生产层面亦出现萎缩。然而,作为长期立足中国的老牌企业,上海油脂工业会社似也早有应对之策,“本社因较早入库材料,尽管纤维工业方面的减产,油脂加工类还较顺利”。(123)

1943年初,汪伪政府虽然受命日本军政当局,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然自当年新年起物价即掀暴涨之风,该会社经营层在《营业报告书》中对日伪当局的操控失败隐晦地加以批评:“此当局之物价对策,主要是产品销售价格上的抑制,而并未对原料讲究根本之对策。故而本期出现罕见的原料昂贵而产品低廉的市况”,(124) 体现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想法。至1943年下半年,汪伪政权实施棉布采购限制令,肥皂市场亦随之沉寂。因日本军政当局停止发行军票,军配组合之业务遂转让于中贸联。原由军配组合配给于日侨的肥皂,由日本油脂株式会社代行。为了提高“战力”,日本军政当局以工业一元化统制为目标,对在华企业实行“企业整备令”。因华中的电力实行重点配给制,该社的业务受到很大限制。(125)

步入1944年后,在日军的监督下,企业所受统制进一步强化。日军将该企业制定为实行一元化集中生产的对象企业,随着“原料、燃料配给到生产的一元化”,企业彻底失去独立经营权。8月后上海等地的电力消费受到限制,11月末该会社之工厂完全被停止配电,而市场上由米价开始引起一般物价的狂涨,企业所需经营经费不断膨胀,企业生产所必需的苛性苏打等原料几近枯竭,经营者感叹“社运的将来实乃寒心”。(126)

可以看到,上海油脂工业会社的经营者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也并非没有看到战时环境下上海等地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对于物价波动,该会社多能预先将原料采购入库,故而1944年之前其生产基本并未停顿,营业业绩也始终良好。1944年之后,因日本军政当局对之实行一元化的统制,该会社丧失独立经营权。战时环境下上海油脂工业会社的命运,可谓乃诸多从事日用品生产的中小日商企业的缩影。

8. 华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恢复华中沦陷区内主要都市的公共汽车运营业,日本军政当局于1938年11月成立华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该会社的资本额为300万日圆,其中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出资148.8万日圆,为其最大股东。(127) 按日本军政当局之设立意图,该会社“必须服从于公益上必要之命令”,且对华中公共汽车业具有垄断性质,“华中主要都市的市内公共汽车业,除本会社以外,一概不予认可”。(128)

华中都市公共汽车会社成立之后,营业收入极为良好。但不久因法币下跌,会社“直面以挥发油为首的需求物资的价格之惊异暴涨”,事业经费支出为之剧增,由此导致收支失衡,业绩低下。不久,在日本军政当局的调控下,占支出经费大部分之挥发油采购,因日本国内的价格较为低廉,故由日本国内直接供应该社。当时经营者已看到未来生产之危机,“燃料经济对于本社将来的事业经营上影响极大”,作为会社根本方针,“今后主要增加之车辆,在燃料经济上应依靠デイゼル车(节能车?)”,为了应对燃料危机,当时该社已开始研制开发节能车。(129)

1939年5月后,法币的跌势进一步加快,上海进入“未曾有的高物价时代”。企业经营者在《营业报告书》中毫不讳言会社所受影响甚大,汽油及其他诸器材的涨价导致经费膨胀,会社收支已失去均衡。作为应对之策,会社经营者认为“本社的乘车费,从创业当时就制定的价格,需要与奔腾的物价并行,一定要提高”。从1940年6月1日起,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监督许可下,该会社将乘车费统一提高,由此业绩逐步得以恢复,取得显著进步。(130)

目前笔者所见华中都市公共汽车会社的《营业报告书》非常有限,关于该会社在1941年之后的经营活动近乎空白,但可明确的是,作为一家公共事业型国策会社,该会社受到货币变动之影响极大。在货币吸收上,该会社与华中铁路会社一致,虽完全按日本军政当局之要求来设定货币本位,然因租界的存在,军票本位政策无法彻底执行,会社不得不吸收大量法币,且必须以法币采购原料,由此法币汇市行情对之经营收支造成极大影响,会社不得不提高运费价格,以求收支平衡,从而进一步导致沦陷区内的恶性通货膨胀,这是公共事业型国策会社普遍在货币问题上遇到的问题。

9. 内外棉株式会社

内外棉株式会社是老牌日商在华企业。自1911年于上海设厂以来,其规模不断扩大,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已居日本在华棉纺织企业之首。(131)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法币对日圆汇率持续低落,以日圆为本位的内外棉会社,其生产成本大大减少,该会社另将所获利润大量留于社内,从而为其生产经营合理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至战争爆发,内外棉会社在生产技术层面与同时期的日本国内纱厂与欧美在华纱厂相比,已毫不逊色。(132) 综合来看,内外棉会社是战前日商在华成功经营的典范企业。

内外棉会社经营者对于货币变动极为敏感,早在1938年3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业之际,即已感到未来“通货前景不安”。(133) 1939年5月伪华兴商业银行成立,该行发行“华兴券”,引起上海汇市动荡。为了“日圆经济圈”的稳定,华北日伪当局对上海输入的原棉加以限制,内外棉会社在青岛等地的工厂因原棉获取困难,不得不实行高比例减工,当地投机交易极为兴盛,内外棉“水月”牌棉纱行情飙升。(134) 1939年6月,中国银行为抑制法币的进一步下跌,限制民众提取存款,导致上海金融“极度逼迫”,汇丰银行随即停止汇兑交易,引起法币行情急落,上海棉纱布市场投机交易呈炽烈之势。

1940年下半年对于内外棉会社经营者而言是极其悲观的时期。日本军政当局进一步加强军票工作,意图禁绝沦陷区内物资流入大后方,内外棉运往内地的产品受到极严格统制。在日本军政当局的要求下,上海日商纱厂于10月起统一减产五成。伴随国际形势的恶化,内外棉获取外棉日益困难,而销售益加艰涩,由此产品于孤岛之内行情高涨,会社反获巨额利润。(135)

步入1941年之后,因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法币行情益形不安,日商纱厂继续实行五成减工,其产品行情持续走高。日军加大封锁物资流入大后方的力度,对租界内用电加以限制,由此导致租界内华商纱厂减产,棉纱布价格不断向更高值推移。英美随之停止对法币的援助,上海棉纱布市场投机交易之风炽烈不已。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法币行情日益跌落,因汪伪当局宣布“中储券”与法币公定比率为一比二,“市场采购人气为之稍落”。(136)

1942年7月以后,上海市场统一改为“中储券”标价,但投机交易仍未绝迹。不久汪伪政府公布苏浙皖三省旧法币禁止令,公定棉纱布最高价格法则,“市场人气稍定”。(137) 1943年初,“‘中储券’币值仍沿驱逐法币之迹”,4月日本军政当局宣布停止发行新军票,“‘中储券’之位置则蒸蒸日上”。不久汪伪政府设置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颁布公定价格,以抑制物价涨风,并对上海市场上棉纱布实行强制采购。步入1944年之后,日伪当局日益强化战时体制,“日本政府于3月再次确认坚持对华现行汇率,与此同时表明对中国通货政策的积极支持,带给中国财界非常好的影响”。(138) 然而,与其他日商纱厂类似,内外棉会社逐步丧失独立经营之权,其大部分工厂被日军指定为军需工厂。至1944年末时,内外棉几乎所有工厂都“倾注全力于军需生产”,(139) 该会社的经营受到当地日军的控制,会社从性质上则被彻底“国策化”。战争末期的内外棉在华各分厂生产诸条件逐步恶化,“尽管如此,仍全力增产战力资源”,最终与日本军政当局一同接受战败的命运。(140)

其他上海日商纱厂的命运与内外棉会社相似,它们在上海物价膨胀中获取高额利润,但也困厄于日本军政当局严格统制。企业逐步丧失活性,销路日益狭窄,其商品虽受法币、“中储券”的跌落而价格暴涨,但企业无法避免最终沦为军需工厂的命运。

通过对以上18家日本在华企业战时经营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日本对华货币政策对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收益等方面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这18所会社作为不同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些企业的命运视为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政策对不同日商行业所造成影响的缩影。

若按日本在华企业的经营内容来划分,这18所企业大致可分为三类:生产型企业(A型企业)、公共事业型企业(B型)、市场调控型企业(C型企业)。

A型企业包括:华北东亚烟草会社、华北烟草会社、华北车辆株式会社、日华兴业会社、华中蚕丝会社、上海油脂工业会社、华中水产会社、上海印刷会社、内外棉会社。

B型企业包括:东亚电力兴业会社、华北交通会社、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华中水电会社、华中电力通信会社、上海三菱仓库会社、华中都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C型企业包括:华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华北市场助成有限公司。

自1939年末起,所有A型企业普遍遇到因物价膨胀所导致的资材调入、原料采购困难等问题,然而国策会社如华北烟草会社、华中蚕丝会社等因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货币变动引起的通货膨胀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有限。而日商经营会社,如内外棉、上海油脂工业、上海印刷等,货币变动、通货膨胀对之生产经营的影响则较大。

B型企业绝大部分为国策会社,仅有的一家民营企业上海三菱仓库会社也与当地日军关系密切。这些企业同样面对因通货膨胀导致的资材调入困难等问题。因为涉及民生,通货膨胀对这些企业的经营产生极大影响。

仅有的两家C型企业是华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是国策会社与华北市场助成有限公司则是准国策会社。作为稳定市场价格的特殊企业,这两家企业是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重要协助者,通货膨胀引发的物资短缺对其经营同样产生极大影响。

可以看到,所有企业都遇到了资材调入受限、原料采购困难等问题,煤炭、水泥、纸张等原料短缺的问题尤其突出。因物价上涨,劳动力短缺或罢工问题使华北车辆、华北东亚烟草、华中电力通信等国策企业深感苦恼;但另一方面,内外棉等日商纱厂却因日本军政当局军票工作的深入,还不得不减少劳动力以限制产品流入大后方。为了尽可能多而快地掠夺华北、华中的资源,日本军政当局一味加强对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投资或融资,忽视对产生效益较慢的基材生产型企业的扶植(华北沦陷区内的基材主要依赖从日本、伪满洲国进口)。资材调入困难问题,反映了日圆金融圈内物资生产的结构性矛盾。而劳动力短缺问题,从侧面说明日系货币或伪币购买力的低下。

应对以上问题的对策,也即日本在华企业因应通货膨胀之策略,大致有如下数种:

提高产品价格。如华北电力兴业(B)、华北东亚烟草(A)、华北烟草(A)、华北电信电话(B)、华中蚕丝(A)、华中水电(B)、华中都市公共汽车(B)等企业。

加强市场垄断。如华北电力兴业(B)、华北东亚烟草(A)、华北烟草(A)、华北市场助成公司(C)、华中水电(B)等企业。

采取重点主义。如华北车辆(A)、华北交通(B)、上海印刷(A)等企业。

加强经营管理的合理化。如华北车辆(A)、华北东亚烟草(A)、华北煤炭销售(C)、华中水产(A)、上海印刷(A)等企业。

节约经费。如华北车辆(A)、华北东亚烟草(A)、华北交通(B)、华中水电(B)等企业。

开发新产业、新业务。如日华兴业(C)、华中都市公共汽车(B)等企业。

可以发现,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加强市场垄断来应对通货膨胀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是国策会社或军需品生产企业。这些企业深受日本军政当局庇护,营业利润基本不受通货变动影响。此外,大多数的生产型企业都会通过加强经营管理、节约经费等策略来应对物价高企带来的支出膨胀,他们的做法可能来自日本军政当局的指令。另一方面,采取重点主义或开发新产业的企业不多,或因大多数日商企业的生产模式较为固定、不易变动之缘故。在战争末期,除华北车辆等少数企业外,大部分的企业的营业状况都保持良好,其股东仍获得5%以上的利润。

我们发现,战争后期的日本在华企业,无论何种类型之企业,都受到日本军政当局严格的统制。这对于企业而言,具有两重影响:一方面企业的自由经营的“活性”逐渐丧失、生产趋于一元化;另一方面,企业依附于统制经济之下,得以规避通货膨胀带来的收支危机,获取高额利润。这似乎能够说明,军国经济体系在侵蚀并统制日本在华资本经营方式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背后财阀的利益。

(1)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期)、1938年5月1日—1938年10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2頁。

(2)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五期)、1939年11月1日—1940年4月30日、第4頁。

(3)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七期)、1940年11月1日—1941年4月30日、第3頁。

(4)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八期)、1941年5月1日—1941年10月31日、第4頁。

(5) 『華北東亜、北支煙草昭和十六年度資金計画ニ関スル件』、『各国ニ於ケ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関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5。

(6)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九期)、1941年11月1日—1942年4月30日、第5頁。

(7)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十期)、1942年5月1日—1942年10月31日、第5頁。

(8)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大徳興業靴下工場ノ罷業事件発生ニ関スル件』(1943年4月15日)、『各国ニ於ケ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関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5。

(9)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十四期),1944年5月1日—1944年10月31日、第3—4頁。

(10) 華北東亜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十五期)、1944年11月1日—1945年4月30日、第3—4頁。

(11) 北支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等』(第一期)、1939年5月29日—1939年10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4—5頁。

(12) 北支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等』(第一期)、1939年5月29日—1939年10月31日、第6—7頁。

(13) 北支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等』(第二期)、1939年11月1日—1940年4月30日、第8頁。

(14) 北支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等』(第二期)、1939年11月1日—1940年4月30日、第8頁。

(15) 『煙草指導機関設置方認可ニ関スル件報告』(1940年9月2日)、『各国ニ於ケ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5。

(16) 『葉煙草事業ニ関スル打合ニ関スル件』(1941年5月1日)、『各国ニ於ケ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5。

(17) 『華北東亜、北支煙草昭和十六年度資金計画ニ関スル件』、『各国ニ於ケ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5。

(18) 『華北煙草株式会社増資ノ件』(1942年3月12日),『各国ニ於ケ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5。

(19) 北支煙草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等』(第五期),1941年5月1日—1941年10月31日,第3頁。

(20) 据该社经营者自述,原料烟叶自采购至制成产品销售,资金回笼需要3个月左右的周期。参见『華北東亜、北支煙草昭和十六年度資金計画ニ関スル件』,『各国ニ於ケ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5。

(21) 電気新報社編『北·中支電気事業便覧』(昭和14年)、東京:電気新報社、1939年、第24頁。

(22) 这些二手设备,来自该会社管理层所属日本国内电力会社,如日本电力、中央电力、京都电灯、山阳中央水电等会社。参见電気新報社編『北·中支電気事業便覧』(昭和14年),東京:電気新報社,1939年,第25頁。

(23) 東亜電力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五回)、1939年10月1日—1940年3月31日、第11頁。

(24) 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及関係会社概要』(昭和15年度)、北京: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1940年、第205頁。

(25) 東亜電力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五回)、1939年10月1日—1940年3月31日、第5—6頁。

(26) 東亜電力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七回)、1940年10月1日—1941年3月31日、第6—8頁。

(27) 東亜電力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九回)、1941年10月1日—1942年3月31日、第4—6頁。

(28) 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及関係会社概要』(昭和15年度)、第117頁。

(29) 華北交通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一回)、1939年度、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4—5頁。

(30) 『8月下旬匪害事故復旧資材補給に関する件』(1940年10月7日)、『昭和15年 「陸支密大日記 第37号 2/2」』、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06-201。

(31) 華北交通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回)、1940年度、第5頁。

(32) 《华北汽车运输概况》(1943年7月),中央档案馆等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7页。

(33) 華北交通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三回)、1941年度、第5—6頁。

(34) 華北交通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回)、1942年度、第6—7頁。

(35) 華北交通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五回)、1943年度、第5—6頁。

(36)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昭和19年度事业计划书》(1944年2月),中央档案馆等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8页。

(37) 『昭和20年3月16日 支那鉄道の軍運営管理要領(閣議決定案)』(1940年3月16日)、『大東亜戦争中期以降 対支重要決定綴 昭和17年12月—20年3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中央-戦争指導重要国策文書-1140。

(38)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中央档案馆等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6页。

(39) 華北車輌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一期)、1940年6月3日—1940年9月30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6頁。

(40) 華北車輌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二期)、1940年10月1日—1941年3月31日、第3頁。

(41) 華北車輌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三期)、1941年4月1日—1941年9月30日、第3頁。

(42) 華北車輌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七期)、1943年4月1日—1943年9月30日、第3頁。

(43) 対満支問題研究所『北支開発企業の現勢』、東京:対満支時局史編纂所、1940年、第205頁。

(44) 『華北電信電話株式会社設立要綱並華中電気通信株式会社設立要綱ニ関スル件』(1939年7月9日),『公文雑纂·昭和十三年·第二ノ三巻·内閣二ノ三·第三委員会』,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纂02330100。

(45) 華北電信電話株式会社『定時株主総会報告書』(第一回)、1939年1月、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3—4頁。

(46) 華北電信電話株式会社『定時株主総会報告書』(第四回)、1941年7月、第2頁。

(47) 華北電信電話株式会社『定時株主総会報告書』(第五回)、1942年6月、第4頁。

(48) 華北電信電話株式会社『定時株主総会報告書』(第六回)、1943年6月、第3頁。

(49) 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及関係会社概要』(昭和15年度)、第298頁。

(50) 这一竞争,即华北开发会社主张对煤炭销售、价格实行一元主义与三菱、三井等矿业会社主张由各矿业会社各自销售的多元主义的竞争,而兴亚院最终支持前者。参见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51) 華北石炭販売股份有限公司『事業報告書』(第一回)、1940年度、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6頁。

(52) 華北石炭販売股份有限公司『事業報告書』(第二回)、1941年度、第5—6頁。

(53) 華北石炭販売股份有限公司『事業報告書』(第三回)、1942年度、第5—6頁。

(54) 興亜院華北連絡部『華北市場助成株式会社ノ経営スル市場ノ設立ニ関スル指導要綱』(1941年2月14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東亜公益助成株式会社』、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1-3_29_001。

(55) 華北市場助成股份有限公司『営業報告書』(第一回)、1940年11月1日—1941年3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1—3頁。

(56) 華北市場助成股份有限公司『営業報告書』(第二回)、1941年4月1日—1941年9月31日、第1—4頁。

(57) 華北市場助成股份有限公司『営業報告書』(第四回)、1942年4月1日—1942年9月30日、第1—2頁。

(58) 華北市場助成股份有限公司『営業報告書』(第四回)、1942年4月1日—1942年9月30日、第1—2頁。

(59) 華北市場助成股份有限公司『営業報告書』(第五回)、1942年10月1日—1943年3月31日、第1—3頁。

(60) 華北市場助成股份有限公司『営業報告書』(第六回)、1943年4月1日—1943年9月30日、第1—2頁。

(61) 日華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十一期)、1939年4月1日—1939年9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3—4頁。

(62) 日華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十二期)、1939年10月1日—1940年3月31日、第2—3頁。

(63) 日華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十五期)、1941年4月1日—1941年9月30日、第3—4頁。

(64) 日華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十六期)、1941年10月1日—1942年3月31日、第2—3頁。

(65) 日華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十八期)、1942年10月1日—1943年3月31日、第4頁。

(66) 『華中蚕絲会社設立要綱』(1938年7月20日),『昭和13年 「陸支密大日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20-129。

(67) 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編『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上海: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序。

(68) 華中蚕糸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一回』、1939年3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4—5頁。

(69) 華中蚕糸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回)、1939年4月1日—1939年10月31日、第5頁。

(70) 華中蚕糸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三回)、1939年11月1日—1940年10月31日、第1、18頁。

(71) 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編『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第384—385頁。

(72) 華中蚕糸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五回)、1941年4月1日—1941年9月30日、第4—5頁。

(73) 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編『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第6頁。

(74) 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編『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第13頁。

(75) 華中蚕糸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七回)、1942年4月1日—1942年9月30日、第4頁。

(76) 華中蚕糸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八回)、1942年10月1日—1943年3月31日、第4—5頁。

(77) 華中蚕糸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八回)、1943年4月1日—1943年9月30日、第3—5頁。

(78) 華中水電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一回)、1938年6月30日—1938年10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藏、第1—2頁。

(79) 華中水電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回)、1939年11月1日—1940年4月30日、第4—5頁。

(80) 華中水電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五回)、1940年5月1日—1940年10月31日、第3—4頁。

(81) 華中水電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七回)、1941年4月1日—1941年9月30日、第4—5頁。

(82) 華中水電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九回)、1942年4月1日—1942年9月30日、第4—5頁。

(83) 『中支那振興会社関係会社(軍管理ヲ含ム)ニ於ケル電灯料及瓦斯料金ノ更改ニ関スル件』(1942年11月31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関係会社関係/華中水電股份有限公司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1-3_13_21_1_001。

(84) 前波伝八『新政策の進展と中支における国策会社』、『中支那経済年報』(1943年度第四輯)、第227頁。

(85) 華中水電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十回)、1942年10月1日—1943年3月31日、第2—3頁。

(86) 華中水電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十二回)、1943年10月1日—1944年3月31日、第3頁。

(87) 『華中水電公司電気水道供給料金統一改正ニ関スル件』(1944年11月18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関係会社関係/華中水電股份有限公司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1-3_13_21_1_001。

(88) 『華中水産株式会社設立要綱ニ関スル件』(1938年10月27日)、『公文雑纂·昭和十三年·第二ノ三巻·内閣二ノ三·第三委員会』、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纂02330100。

(89) 華中水産股份有限公司『決算報告書』(第一期)、1938年11月6日—1939年10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藏、第7頁。

(90) 華中水産股份有限公司『決算報告書』(第二期)、1939年11月1日—1940年10月31日、第5—7頁。

(91) 華中水産股份有限公司『決算報告書』(第五期)、1941年10月1日—1942年3月31日、第5—6頁。

(92) 華中水産股份有限公司『決算報告書』(第七期)、1942年10月1日—1943年3月31日、第5—6頁。

(93) 華中水産股份有限公司『決算報告書』(第十期)、1944年4月1日—1944年9月30日、第5—6頁。

(94) 『華北電信電話株式会社設立要綱並華中電気通信株式会社設立要綱ニ関スル件』(1939年7月9日)、『公文雑纂·昭和十三年·第二ノ三巻·内閣二ノ三·第三委員会』、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纂02330100。

(95) 華中電気通信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一期)、1938年8月1日—1938年10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藏、第6頁。

(96) 『華中会社事業概要報告書送来ノ件 華中電気通信会社』(1939年9月9日)、『自昭和十三年至昭和十四年·上海駐在官報告綴(附上海銀相場報告)』、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昭47郵政00069100。

(97) 『華中会社事業概要報告送来ノ件 華中電気通信会社』(1939年9月29日)、『自昭和十三年至昭和十四年·上海駐在官報告綴(附上海銀相場報告)』、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昭47郵政00069100。

(98) 『上海電話会社加入者ノ日華通話料改定ノ件』(1939年10月11日)、『自昭和十三年至昭和十四年·上海駐在官報告綴(附上海銀相場報告)』、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昭47郵政00069100。

(99) 華中電気通信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七期)、1942年4月1日—1942年9月30日、第1—2頁。

(100) 華中電気通信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八期)、1942年10月1日—1943年3月31日、第1頁。

(101) 華中電気通信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十期)、1943年10月1日—1944年3月31日、第2頁。

(102) 中外産業調査会編『財閥三菱の新研究』、東京:中外産業調査会、1937年、第248—249頁。

(103) 上海三菱倉庫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回)、1939年上半期、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5頁。

(104) 上海三菱倉庫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一回)、1939年下半期、第2—3頁。

(105) 上海三菱倉庫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二回)、1940年上半期、第2—3頁。

(106) 上海三菱倉庫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三回)、1940年下半期、第2—3頁。

(107) 上海三菱倉庫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六回)、1942年上半期、第4—5頁。

(108) 『上海三菱倉庫株式会社事業設備増設許可ニ関スル件』(1943年2月4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 第十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E-2-2-1-3_012。

(109) 上海三菱倉庫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五十回)、1944年上半期、第2頁。

(110) 樽本照雄『商務印書館の日本人投資者』、『清末小説』2012年1月、第29号、第120頁。

(111)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十回)、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6頁。

(112)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回)、1938年上半期、第3—4頁。

(113)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一回)、1938年下半期、第4頁。

(114)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二回)、1939年上半期、第3—4頁。

(115)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三回)、1939年下半期、第2—3頁。

(116)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四回)、1940年上半期、第2—3頁。

(117)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五回)、1940年下半期、第3—4頁。

(118)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七回)、1941年下半期、第3—4頁。

(119)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四十八回)、1942年上半期、第3頁。

(120) 上海油脂工業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四十一回)、1939年上半期、三菱経済研究所蔵、第4頁。

(121) 上海油脂工業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四十五回)、1941年上半期、第1頁。

(122) 上海油脂工業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四十七回)、1942年上半期、第2頁。

(123) 上海油脂工業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四十八回)、1942年下半期、第2頁。

(124) 上海油脂工業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四十九回)、1943年上半期、第2頁。

(125) 上海油脂工業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五十回)、1943年下半期、第2頁。

(126) 上海油脂工業株式会社『決算報告書』(第五十二回)、1944年下半期、第2頁。

(127) 中支那振興株式会社『中支那振興会社並関係会社事業概況』、上海:中支那振興株式会社、1940年、第63頁。

(128) 『華中都市自動車株式会社設立要綱ニ関スル件』(1938年11月2日)、『公文雑纂·昭和十三年·第二ノ三巻·内閣二ノ三·第三委員会』、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纂02330100。

(129) 華中都市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営業報告書』(第一期)、1938年11月5日—1939年10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藏、第4—5頁。

(130) 華中都市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営業報告書』(第一期)、1939年11月1日—1940年10月31日、第3—4頁。

(131) 大日本紡績連合会『東亜共栄圏と繊維産業』、大阪:文理書院、1941年、第219頁。

(132) 元木光之『内外綿株式会社五十年史』大阪内外綿株式会社、1937年、第148頁。

(133) 内外綿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百二回)、1938年上期、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藏、第2—3頁。

(134) 内外綿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百四回)、1939年上期、第2—3頁。

(135) 内外綿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百七回)、1939年下期、第3頁。

(136) 内外綿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百十回)、1942年上期、第2—3頁。

(137) 内外綿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百十一回)、1942年下期、第3頁。

(138) 内外綿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百十四回)、1944年上期、第3頁。

(139) 内外綿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百十五回)、1944年下期、第3頁。

(140) 内外綿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百十六回)、1945年下期、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