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银券”的第一次危机与日本军政当局的应对
日本将其对华北的货币政策视为对伪满货币政策的延伸。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军政当局已为之预谋,正如1936年11月朝鲜银行内部对此之认识:“此际日本乘满洲国之金圆化,乃确立对华北及中国之方针、推进各种工作之最适宜时机”。(13) 然而,朝鲜银行券等日币在华北的广泛流通,其价值必然会受到华北物价体系的影响,从而使日本银行券的价值及日本国内经济体系受到冲击。故而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日本军政当局即筹谋在北平开办伪中国联合银行,发行“独立”的货币。(14) 日本军政当局为将华北沦陷区如伪满般纳入日圆金融体系内,实行将“联银券”与日圆等价联系之政策。“联银券”是日伪当局用来驱逐法币的经济武器,日伪当局先要求民间将法币与“联银券”等价兑换,不久又要求按九折、七折兑换,继而宣布自1939年3月11日起禁止法币于华北沦陷区内流通。(15)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日本政府派驻华北的各类机构、日商会社、伪政权的各项开支和日军的薪俸均以“联银券”支付。但事实上,直至1942年1月1日日伪当局严禁一切小额货币于华北沦陷区内流通之后,“联银券”方成为华北沦陷区内的统一货币。(16)
1939年末之后,华北沦陷区内各地物价出现膨胀的趋势,这与日伪将“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的政策密切相关。这一联系对于日本将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至华北沦陷区内并从当地进口各种生产原料极为有利。华北沦陷区从属于日本经济体系的这层关系,如战犯古海忠所言,“这一情况意味着强加给华北如此庞大的‘需求’,但却同生产与物资的扩大和增加毫无关联,而且同增加部分的相抵也不从日本运来,同其他国家的联系也被切断。这样一来,立即造成华北的物资匮乏”。(17) 华北物价膨胀的真实原因,正如当时日本经济学家所分析的,在于“联银券”名义上与日圆的等值而实质上的贬值。(18) 为了满足当地日军军费支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对资源“开发”的需求,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发“联银券”。1938年末“联银券”的流通量为16196万元,1939年末已达45804万元,1939年度“联银券”膨胀速度之快,几近1938年的3倍。(19) “联银券”的流通量在1940年初进一步突破,达到5亿元,已接近抗战前法币及其他旧币在华北的流通量。“联银券”的增发导致华北物价指数飙升,以1936年12月华北物价平均指数为基数100,1939年11月时为308.79,1940年1月中旬已达350.98。抗战全面爆发后,“联银券”的流通区域远比战前法币的流通区域狭小,兼之水灾、战祸导致民间生产力低下,以及伪政权对日本的大量出口等,至1940年初,华北沦陷区内的物资供给已近枯竭状态。1940年3月,以小麦粉、杂粮等粮食的价格高涨为先声,棉布、绢布、棉花等各种商品出现齐涨态势。在资金换物浪潮下,华北市场呈现出的狂热商况终于引起日本军政当局的关注。(20)
在日本军政当局看来,若对“联银券”的增发毫无对策,则“不仅军费不得随意运用将导致军队无法作战,而且日‘满’华经济圈也会因华北一角之崩溃而危及母国”,(21) 由此出台“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即在维持“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对华北民间的资金投放,从而抑制华北物价的膨胀。其中对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之具体要求,体现于两点:
一、 彻底实行开发技术上的重点主义及对中方资本的利用。
1. 在经济开发上,缓和对单一品种的重点主义,而从地域重点主义角度限定于华北最有利的品种,若非如此,则应以指向国内、满洲为重点,并且完备设备资材,发挥其最高能率。
2. 将重点放置于华北当下农业及其他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开发、培养,通过扩充此领域的物资生产来支持联银券。
3. 鼓励利用当地中国人的资金,打开实现这一利用之途径。
二、 彻底回收游资。
1. 奖励购买国策会社之社债等,极力压缩日本人的购买力。
2. 开发会社向第三国物资的相关预订,除物动计划所认可者,皆加以抑制。
3. 对于国策会社的政府资本一味由联银(22) 借出之习惯,改为通过购买公债、社债来引导和利用中国方面的土著资本。
4. 使国策会社开放临时政府之持股,以吸收民间资本。(23)
或许这些规定对于国策会社经营者而言过于抽象,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与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在《昭和十五年度华北金融货币对策》中则进一步明确国策会社对资金的运用方式,其出台的规定更为具体:
1. 各会社要树立精密的资金计划。
2. 对国内汇款、当地银行的借款,要尽可能地加以抑制。
3. 在开发会社相关会社新设之际,中国方面的现金出资不要从联银处借入,而应通过政府的经常性岁入或当地资本等来筹措。
4. 与以上相关的新会社的设立,未必急切。
5. 对于开发会社等资金不能强迫现地捐款(至少应调整之)。
6. 至少开发会社对第三国运向华北方面相关物资预订,要采取许可主义。(24)
可见,虽然这些规定在国策会社对华北傀儡政权与第三国金融关系上更具弹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正如当时经济学家高桥龟吉所指出的,“要极力扩大华北国策会社的利润,将之转投于联银券的收缩,即使如此,也必须对物价的高涨有所觉悟……大陆开发事业要极力吸收中国民族资本。但是,华北开发会社等开发事业就不得不预留能够吸收民族资本的利润,为此作为当下低物价政策的代价,事业将持续处于赤字状态,而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就必须要有导致物价进一步高涨的觉悟”。(25) 为了实现日本军政当局制定的低物价政策,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事业”必将蒙受损失,这当然是日本军政当局与会社经营者均不愿见到的结果。而作为另一种策略,即在尽量减少资金投入的前提下,国策会社的“开发”重点就不得不集中于煤炭、铁、盐、棉花等军需物资。为了满足日“满”华经济圈之综合需要,华北国策会社集团还必须实现日本军政当局所规定的这些物资的增产计划,故而企业只能通过强化经营管理与节约经费等策略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26)
1940年4月,在北京所举行的日本大藏、商工、农林、拓务、外务各省次官与军部官员的恳谈会上,日本军政当局专门讨论了维持“联银券”价值之对策问题,随后公开发表了“联银券”绝不贬值,且将极力抑制其增发及减少国策会社支出的声明。(27) 为了安定华北的“民心”,1940年5月,日本军政当局再次向华北社会强调“联银券”与日圆将维持等值联系。日本军政当局的反复声明,恰如当时日本舆论所道破的,“今日‘联银券’价值下落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即使一次性将之贬值也不会达到稳定之效果,而每每将之贬值,则唯恐将导致政道的紊乱,故而在方法上必须最为慎重。联银券与日圆等价挂钩所涉及之影响,不仅在于会对华北民众的生活产生痛苦,且对于物资不断流出的我国也是相当头痛的问题”。(28) 日本军政当局不断宣称“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不仅将其视为在经济上支持华北傀儡政权的具体表现,而且将其视为确保日圆金融圈内部稳定的重大问题。
然而,尽管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开发”重点集中于军需物资,物价高涨之风却并未得到抑制。当时日本经济学界从华北“开发”及国策会社集团资本所受影响之角度,就是否坚持“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进行过专门讨论。支持等值联系者认为:(1) 从充分获取军费及华北“开发”费的角度来看,需要利用圆元等值之方针来发行大量纸币;(2) 从“开发”华北之角度来看,因为不易获取来自日本的投资,故而有必要将“联银券”作为日圆之“替身”;(3) 若圆元等值方针发生变动,华北投资的资本及现存日人的存款、债券等都会发生混乱。而反对等值者则认为,若坚持圆元等值方针,则会导致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及其他华北开发事业的在财政上出现赤字化,过多的支出将逐渐使其开发“事业”窒息。他们认为,为了进一步“开发”华北,“不要束缚于目前不自然且不安定的圆元等值联系,另寻求合理且安定化之策乃当下之急务”。(29)
然而,日本学界的讨论并未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回应。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军政当局已决议通过对国策会社产品的价格采取调控手段来减少“联银券”的增发,实施“国策会社产品之物价及费用,在成本范围内允许提高其价格,通过恢复原来之利润,以减少日本对开发资金的投入”、“将煤炭、盐等对华中输出品的价格提高至适当程度,以之克服华北对华中的支付超出问题”等具体策略。(30) 这些策略取得了一定效果,“联银券”的发行量自1940年7月以后逐步减少,8月达到5.7亿元以下,此后略有膨胀,1940年末控制在7亿元左右。
“联银券”的价值危机是否真正得到了解决?1940年12月中国通货制度调查秘密委员会在给大藏省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联银券”的对内价值及对第三国汇兑行情之实际情况,与对日圆等价联系之方针并不相符,“作为华北货币工作之基干……不仅使华北作为东亚经济圈之成员承担其使命,作为当前之要务,乃是要使该行(指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认真检讨关于华北开发或对内对外价值维持的调节策略”。(31) 1941年1月,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秘密报告中,专门述及“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的效果:
鉴于前年以来华北物价的高涨,极力压缩通货的同时,促进物资的进口运入及上市,通过中央、地方勉强维持低物价政策,去年6、7月左右达到顶峰,此后渐渐下落。去年8月以来逐步稳定,特别是粮食价格打破每年之例,抑制了涨势。其原因在于通货紧缩政策的成功。然而去年8月实施的日满华进出口物资价格调整的国内措施,带给华北经济不安,伴随着内地调整费的保留及保留费率的政策迟缓未定,再次出现物价高涨之气象。为了维持联银券价值,不得不考虑采取别的处置……华北开发相关各会社及其他商社的金融极度梗塞,其经营上带来障碍,例如华北交通会社、眼下正处于解散中的兴中公司、华北电业株式会社等都对支付大量负债感到困难,由此陷入经营困难中。(32)
即使在日本军政当局看来,“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虽然暂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谈不上成功。为了维持低物价政策,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已出现资金周转梗塞等问题,一些国策会社如华北交通会社等虽已负债累累,却仍对股东支出了高额分红,这都说明尽管国策会社的经营出现危机,但其背后的投资者并没有从“联银券”的通货膨胀中蒙受任何实质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