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与军票工作的结合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华货币战的序幕亦逐渐拉开。所谓“货币战”,按日本军政当局之定义,即“为维持日系货币价值与打倒敌性货币法币而进行的经济作战”。在华北,日本的金融布局早在1935年秋“华北事变”时即已展开,战事爆发不久后的1938年2月,日伪设立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与日圆等值联系的伪券“联银券”,并将之作为彻底驱逐华北沦陷区内法币流通的利器。而在华中沦陷区,自淞沪会战后,大量日币伴随日军侵略的步伐流入上海、江浙一带。这些日币与日本国内日币在价值上出现差距,对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造成不利影响。(8) 日军企图将此货币危机转嫁于中国,1937年11月在华中发行军用手票(简称“军票”)。(9) 日俄战争后,日本具有多次在敌国领土上发行军票的经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侵华战争中,军票不仅作为现地日军征调各种物资的工具,而且成为日本在华中开展货币战的经济武器。
军票作为日军战时出台的应急措施,日本政府并未对之投入任何担保,其名义上虽与日币等值,但信用远不及日币,不得与日币随意兑换。军票在发行初期只能在日军与市面间不断循环,流通量也仅数百万元左右。鉴于华中自战前即为国民政府金融、经济、贸易重心之所在,法币在华中的势力远较在华北强大,日本军政当局认为,“比起掌握货币制度,先决问题在于掌握物资,作为外币获得的手段而考虑利用法币。当然这是特以华中为法币牢不可拔之地盘为前提的”。(10) 法币作为能够采购各种物资的贸易货币,日本对华中沦陷区内日系货币(日币、军票等)与法币并存流通的局面持默认态度。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后,法币也是上海日商纱厂经济生活最基本的货币,维系着纱厂的各种生产活动,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于1936年12月即缴纳统税法币56.1万元。(11) 淞沪会战后,上海日商纱厂陆续复工。与“战时体制”下日本国内棉纺织业因原棉不足而大幅减产的萧条局面不同,(12) 上海日商纱厂依托“孤岛”开放的外汇市场与自由贸易环境,可将手中法币换取外汇,再采购生产所需的大量外棉,维持着旺盛生产态势。从战时上海日商纱厂生产率走势图(图5-1)可以看到,1938年10月至1940年5月期间,除个别月份外,上海日商纱厂保持极高生产率,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13)
图5-1 战时上海日商纱厂生产率走势图(1938—1944年)
注: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国》,第240頁。
日本军政当局密切关注上海日商纱厂这一生产动向,但未加阻止。据一日商纱厂业主回忆当时状况:
纱厂在华棉无法上市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外棉,担惊受怕地维持着生产,唯恐哪天突然被勒令停业。然而,因产品可以获取外币,我们得到放手生产的指令,从而进入了真正大生产的阶段,各家纱厂莫不如此。(14)
相对日币或军票,法币是有价值的“外币”,日本政府对日商纱厂的态度实则体现了日本在战初对法币尚持利用的立场。
1938年10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军票发行量的增加,维持军票价值的工作逐渐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重视。12月,日本军政当局对上海金融市场采取迂回战术,宣布以军票统一除上海外的华中沦陷区内所有日系货币。此时军票已随战事扩大流布于华中各地,日军在其所至各地,强制以军票支付各项货款,一些与日军存在业务往来的日商企业开始以军票进行商业交易,军票开始渗入华中日本产业的金融体系之中。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充分利用华中日本产业的物资资源维持军票价值,并进一步扩大军票在华中各级市场的流通,成为日本军政当局尤为关心的问题。
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期间,日军几度以通告形式鼓励华中日商以军票进行物资交易,(15) 上海日商纱厂却委婉回复:“目前尚无使用军票之良法”。(16) 1939年初以来,上海日商纱厂流向汉口的棉产品主要供当地日军采购军用,日军虽强制销售棉产品的日商洋行接受军票货款,而洋行往往将获取的军票想方设法换成日币或法币后,再与日商纱厂结算,因而流入纱厂的军票极为有限。就使用情况来看,1939年1—5月期间,上海日商纱厂以日系货币结算的物资采购额达1728.7万日圆,而其中军票不过91.9万日圆,仅占约5.3%。(17) 5月末,上海日商纱厂内部实际保有的军票仅36.3万日圆左右。(18) 在上海,除与日军个别直接交易以军票进行外,日商纱厂与华商客帮的产品交易、劳工工资的支付,皆需以法币结算。(19) 在日本军方的一再施压下,上海日商纱厂虽作出部分让步,各家纱厂同意按纱锭枚数比例从洋行处收取一定数额军票,但对于吸收军票的态度并不积极。
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全线投产,上海日商纱厂将大量法币投入外棉采购。1939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共同成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以求法币对外汇率的稳定。据调查,4月上海棉花进口额骤升至20万—30万英镑,其中75%的外棉由日商纱厂购入。(20) 日商纱厂的行为导致国民政府手中的外汇大量外流,3个月后中英平准基金即告枯竭。然而,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以基金购买的进口物资既在上海流通,敌伪也就可就地收购获益。如1939年用大量外汇进口的棉花,相当大的部分流入到上海日商纱厂手中,这显然对抗战有害无利”。(21) 从同业会档案可见,1939年4月以后,上海日商纱厂采购外棉的时间、数量、用途都是在大藏省财务官驻上海事务所书记官相马敏夫的监视与默许下进行的。(22)
1939年5月间,上海金融界发生两件大事:其一,日伪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发行与法币等值的“华兴券”;其二,沪上汇市日币价格出现暴跌。“华兴券”的出台,体现了日伪窃取法币贸易通货机能的意图,间接证明了法币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3) 从图5-2(由附表数据生成)可知,1939年初法币兑日币行情开始不断高涨,日币价格不断跌落,说明日圆集团内部货币价值体系的紊乱。(24)
图5-2 1939—1941年上海汇市法币兑日币(军票)平均汇率行情走势图
说明:1939年12月前为法币100元兑日币金额数,此后为法币100元兑军票金额数。
注:《上海軍票円相場ノ推移表》,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361—362頁。
在中国人看来,这两件事均反映了“日方苦闷的加重”,(25) 沪上《申报》分析道:
(本次日币暴跌原因)根本上是在日本的国力问题。换言之,是在日圆购买力问题。我们知道,日本自从发动对华战争后,其所消耗的军费,已达百万万元之巨。军事费的消耗,事实上就是物力的消耗,也就是国力的消耗。……目前日圆不断的跌价,已可看出日本已在走向总崩溃的路。(26)
这篇文章将日币暴跌的根本原因归因于日本的国力问题,认为这揭示了日本国力因对华战争的大量消耗而削弱,日本将最终走向总崩溃的结局,这引起财务官相马敏夫的高度警觉。(27)
日本军政当局立即采取一系列维持日币价值稳定的措施,如要求日商企业尽量使用日币,鼓励它们向日本国内汇款等。为抑止日币急剧下跌的疲势,厉行物资流通统制的日军甚至允许“在华纱厂可将购入的外棉运往华北,而把当地等额的棉产品运来华中”。(28) 日币贬值风暴带动军票行情下落,一般军票较日币更低2—3元左右。汇市不利于日系货币的变动,最终迫使日本军政当局决定以非正常市场货币交易的方式,(29) 在控制日币跌势的同时,竭力提高军票价值,使两者价值不断接近,最终以军票替代日币与法币挂钩,彻底保证日币的安全与稳定。
“日币价值维持工作”与军票工作形成联系后,日本军政当局开始考虑日商纱厂与军票工作结合的问题。有日本学者指出,军票价值的维持,是通过“物资”与“货币”两种资源来实现的。(30) 军票发行之初,日军虽屡次强令日商纱厂通过“物资资源”(棉产品)的军票交易,谋求对军票价值的保证,但由于纱厂态度消极,进展缓慢,效果甚微。以1939年5—6月间上海汇市日币暴跌为发端,国人对法币的信心剧增,“新的纸币已得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在日军占领地带仍有效的直接政策。它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货币的价值,超过日圆或是日本在沦陷区强逼发行的新币制”,(31) 而“货币为经济之枢纽,货币基础稳固者,即为经济力量充实之明证”。(32) 正因看到这点,日本军政当局决心动员各种在华经济力量展开军票对法币的汇率战,以摧垮中国人对抗战的信心。上海日商纱厂在消耗中英平准基金过程中所展现出对货币的强大集聚能力,成为日本军政当局觊觎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