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银券”经济体系下华北日企的因应
1938年2月,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操控下,华北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并宣布“联银券”与日圆等值挂钩。日伪政权利用“联银券”不断驱逐法币,华北沦陷区内逐步形成从属于日圆经济圈的“联银券”经济体系。如前章所述,“联银券”的不断增发导致华北沦陷区内物价高涨,这是1939年后华北沦陷区内经济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与华中沦陷区内情况不同的是,华北经济社会物价的飙升还在于市场物资供给的严重不足与运输渠道的严重阻滞,由此日本在华北企业产品的价格与华北的物价指数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追击战。当然,企业的生产形态是多样化的,我们以不同产业具有代表性的9所企业为例,通过经营者的视角,了解“联银券”经济体系下其经营状况之变化。
1. 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
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系伪满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的子会社,成立于1937年10月25日,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沦陷区的日商烟草公司。
1938年以后,随着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内宣抚工作的开展,该会社的销路良好,尤其蒙疆一带对其产品的流入“迫切欢迎”,会社经营者认为“此际我社尤应积极扩张产品销路,为计划中的工厂增添机械,不断充实生产力”。(1) 1939年上半年,战后的华北市场商品交易出现良好势头,但因原料与器材等费用的显著上涨以及货车、船载等运输手段的落后,该会社在生产与销售上却出现诸多困难。8月京津一带突发的水灾带给该社发展的契机,该社因华北各地对烟草的需求猛增而加快增产,其生产与销路等方面都取得良好成绩。
自1939年末起,华北各地市场物价高涨,物资供应出现不足。华北东亚烟草会社自11月起,“举全社之力顺应军方需求及一般市场需要,通过紧急手段致力于缓和当地烟草之饥馑”。(2) 1940年4月,在日本军政当局的要求下,该会社与华北烟草株式会社形成同盟,以英美在华的烟草公司为竞争对手。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华北日商烟草各会社形成新的统制机构,以与英美在华北烟草公司进一步对抗,“此间英美烟草公司昼夜生产,将手中的原料产品化,并采取迅速换成资金的销售策略,刺激当局及我国业者。故在当局指导下,各日商烟草统制会社成立协议会”。(3) 为了维持“联银券”的价值,日本军政当局鼓励华北日商企业向日圆经济圈内其他区域出口,华北东亚烟草会社即“致力于生产扩充,无论华北之需要,对于蒙疆的比例进口也承担责任”。尽管该社“甘于低率利润,减少各项经费”,当年仍获得了高达10%的利润分红。
1941年7月,英美对日本实行资产冻结政策,日本军政当局随之对英美在华北的烟草公司施以报复,其产品在华北沦陷区内的销售大受限制。日商烟草企业乘机垄断了华北烟草市场,华北东亚烟草会社一举取得数倍于前的销售业绩,由此“自矜于取得业界的决定性地位”。(4) 华北市场因英美烟草公司势力退出出现香烟供给不足的现象,成为该社生产扩张的重要机遇,故而该社“断行昼夜两班作业,取得了划期的大增产”。据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自估,1941年度该社的香烟生产量达到58亿根,而其年产能力更高达70亿根。(5) 但另一方面,该社在满足华北烟草所需绝对量的情况下,在产品的销售价格上坚持不涨价政策。因华北东亚烟草会社因“对当局对英美烟草公司之工作与低物价维持之对策作出了贡献”,在日本军政当局成立的华北烟草配给组合中,该企业代表被选为理事长,也正因取得超预期的增产与巨大的利润,该社“欣然担负起时局之责任”,一举接受现地公债“联银券”500万元。
1942年3月,华北东亚烟草会社与华北烟草会社合并,一举增加资本1700万圆,资本总额高达6700万圆。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北烟草业实行一元化统制方针,“在军、官、民的协力下,按烟草协议会及烟草配给组合的指导方针,在烟叶的收购及配给、香烟产品的顺利配给、市场价格的维持等方面处于一丝不乱的统制之下”。4月,该会社又收购了在徐州的陇海烟草公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为了报效日本军政当局,该社实行“站在量的高度的生产销售”、“品味向上与生产费低下的调和”、“物心融合”等方案,竭力满足日本军政当局交付之生产任务。(6) 面对当时物价高涨带来的压力,“尽管原料烟叶的价格上涨,及卷烟统税税率的提高”,作为应对之策,该会社“致力于经营的合理化,节约冗费,提升能力,仍取得了不劣于前期的好成绩”。(7)
1943年初,虽然该社“日益确保烟草产品的供给,以使民心安定,并扩大中国政府的税收财源”,然而华北物价的异常高涨已波及社内劳工生活的底线。1943年4月,因薪资低廉, 华北东亚烟草会社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运动。(8) 虽然会社经营者通过与劳工的谈判最终稳定了局势,但此后“不得不为确保劳工的粮食而煞费苦心”。5月以后,日本军政当局对于华北烟草业的统制进一步加强,各家会社必须按烟草配给组合限定的比例产量来生产。至11月,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已感受到“进入战局之重大阶段,痛感负担在华烟草事业的重大生产责任”。1944年1月,日本军政当局迫于物价高涨之压力,宣布提高香烟等统制产品价格,作为“低物价先驱”的卷烟,很快逼近物价水平。华北东亚烟草会社从中获得了暴利。在日本军政当局竭力增产粮食而农田有限的情况下,烟草原料又面临减产的问题,从营业报告书可见,该会社对于前景并不乐观。
1944年末,华北东亚烟草会社必须将其利润中的一部分划为“调整费”,作为企业对华北日伪财政的支持上交于日本军政当局。日本军政当局撤废对民间烟叶价格的统制,以促使民间烟叶的积极上市,同时继续提高烟草的公定价格,使会社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当期会社尽管“材料不足、物价暴涨,忧色深重”,仍然取得巨大收益,仅留给后期的企业公积金即高达276万圆。(9)
战争末期的华北东亚烟草会社,“痛感在华烟草事业所背负的责任重大。我社克服异常的物价高腾与生产材料入手困难及劳务获取困难等难局,一意向当局指示的责任产量迈进”,在对确保原料烟及各种材料投入大量精力的同时,着意于改善职员及劳工的待遇,获取了良好的业绩;但另一方面,该会社与日本国内的资金交流日益困难,“且鉴于事业资金的旺盛的实情,对于当局提出许可投入股金的申请。然而战局的推移,前途不容乐观”。(10) 日本战败时,该会社在北京、开封等地工厂在动乱中被焚毁,落得被国民政府接收的结局。
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是日本军政当局1942年后在华北实施低物价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故而其自矜于对华北经济所作的“贡献”。尽管该社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统制,但因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日军与市场对其产品的高度需求,该会社从战时华北的物价狂涨风潮中牟取了巨大利润。迄至日本战败,该会社都维持了良好的经营状况,并保持对股东的高额分红,可谓是与日本统制经济高度结合而又能够牟取高额利润的代表性企业,这或许与其满洲财阀股东之背景有关。
2. 华北烟草株式会社
华北烟草株式会社(下文简称“华北烟草会社”)成立于1939年5月29日,该企业并非从属于以华北振兴会社为首的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经营权上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因烟草是重要的军用物资,该企业受到当地日军的监督,其事业资金计划调查书、资金调入表等重要文件必须提交于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审查,且其每期的利润处分必须获得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认可。(11)
华北烟草会社因生产军用物资香烟,经营者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京津一带唯一的军用烟草生产工厂的天津工厂,要实现后方责任之一端”。(12) 但是,1939年初日本在华北的物资动员计划并不成功,烟草生产类企业普遍遇到生产器材进口困难等问题。当年11月以后,“联银券”的增发导致华北物价膨胀,已为企业经营者所深切感受,他们在当期《营业报告书》中明确表示,“本期会社所受华北物价高昂之影响,屡屡成为本社急速建设计划之一大障碍”。(13) 该会社经营层应对当地物价高涨的策略,即在于不断扩张生产。此策略得到了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在华北物价涨潮之中,该会社天津第二工厂以低廉地价入手15000坪的土地,同时从日本国内获取了大量生产器材,结果“因得当局的理解与援助,得以应对华北香烟产品的匮乏”。(14) 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照顾”下,该企业负责军需品供给的天津卷烟工厂,不仅能够开支建厂期间的启动经费,而且当年实现高达10%的利润分红。
从1940年秋天起,华北烟草会社加快在北京、汉口、开封建设工厂,并为天津工厂增加生产器材,以求进一步扩张。尽管当时华北沦陷区内经济一片萧条,但该会社取得的收益却令经营者感到满意,仅仅该会社天津工厂的收入即足可提供全社经费。然而,在该会社获取暴利的同时,日本军政当局亦开始对华北烟草生产进行统制,其所设立的华北烟草协议会,“对华北农事试验机构的一元化管理、从侧面对治安工作的援助、对建设器材的配给等,使军方、兴亚院与农事试验机构形成紧密的联系”。(15) 不久,日本军政当局推行“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这一抑制华北通货膨胀的策略既要求各日商会社限制资本的扩张,亦要求它们尽可能地吸收华商民族资本。在这一氛围下,该会社希望将原资本50万圆急剧扩大至1200万圆规模之请求为日本军政当局否定,“从将来对制烟业者的统制、对华北东亚及华北烟草均衡的保持,及从当局利用民族资本之一般方针的观点来看,可增资450万圆,达到500万圆,且使该会社所需金额中的100万圆向民族资本开放”。(16) 虽然华北烟草会社增资的愿望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军政当局对其扩张生产加以钳制。不久,在满洲烟草株式会社与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的援助下,华北烟草会社北京、汉口两家分厂投入生产。应日本军政当局的迫切要求,开封分厂亦获得营业许可,迅速开工。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下,1941年该社一年的香烟生产能力达到34亿根的规模。(17)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日本军政当局为了报复英美冻结其在两国的资产,对两国在华北沦陷区内的烟草公司的产品销售严加限制,由此华北烟草株式会社的销量猛增达到数倍。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军政当局鉴于物价因素,又对该会社的烟草零售价格加以抑制。随着英美产品退出华北市场,该会社为了争夺地盘,竭力增资扩产,故而不得不大量借款,由此“出现经营不健全之趋向”。(18) 不久,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北烟草生产业实行进一步的统制,遂令华北烟草会社遂与华北东亚烟草会社合并,结束了该企业短暂的经营史。(19)
可以看到,1939年末后,华北物价的高涨对于华北烟草会社的生产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或许与其资本的回转周期较短有关,(20) 而该社应对物价之膨胀,主要在于不惜大量借款,依靠不断增资、不断投产,通过销路扩张以获取更为庞大的利润。在该会社短暂的经营史上,每期股东的利润都高达10%,这充分体现了日本军政当局对烟草企业的“照顾”,也从侧面说明了烟草生产对于日本军政当局的重要性。
3. 东亚电力兴业株式会社
东亚电力兴业株式会社成立于1936年12月,原名为华北电力兴业株式会社,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华北的子会社兴中公司与天津电力公司联合投资的产物。战前,日本即对华北电力行业有相当的投资,然而这些企业的经营并不顺利,除基础薄弱与民众生活水平较低之外,电费价格居高不下也是一大原因。(21) 为了加快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掠取当地资源的步伐,发展电力成为战初日本军政当局的急务。东亚电力兴业会社设备基础较好,由此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青睐。1939年4月,东亚电力兴业会社在济南成立子会社——齐鲁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后者由中方济南电力公司与日方华北开发会社折半出资,资本为“联银券”400万元。另一子会社芝罘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5月在烟台成立,由烟台生明公司与华北开发会社折半出资,资本为“联银券”400万元。这说明“联银券”作为华北沦陷区内的统一货币已开始被当地的大型日本企业所接受。
1939年4—9月期间,华北电力兴业会社的经营状况一般,上半年仅实现4%分红。日本军政当局对产业用电、治安用电的迫切需要迫使该会社加快投产的步伐,作为应急对策,其不得不通过股东从日本国内的电力会社收购一批二手的发电设备。(22) 1939年10月以后,华北各地电力不足的局面没有改变,尽管当地对电力的需求旺盛,然而其子会社济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原齐鲁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因运转能力低下,“完全处于毫无余力的状态”。(23) 同年8月,兴亚院认为“在追求华北电力事业的复兴于开发的同时,也要对之实行一元的统制,以此获取丰富、优质、低廉的电力,以助治安民生的提高、产业的兴隆。原则上,首先要满足产业用大规模发送电及京津冀东地区发送配电的需要”,(24) 由此出台《华北电业株式会社设立纲要》。次年2月,由华北振兴会社与华北电力兴业会社注资的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投入资本高达“联银券”1亿元,这体现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北电力增产的迫切期待。
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军政当局对产业高度集中的投资导致“联银券”的急剧贬值。至1940年4月以后,这一状况在会社的经营状况中体现,当时的企业不得不顺应日本军政当局的通货紧缩政策,乃至“本年度的事业计划在最近物资及金融津贴困难的实情下,处于不得不顺延乃至中止的穷状”。(25) 至1940年下半年,因煤炭产量的减少,伴随煤炭价格的上升,日本军政当局对电费的价格统制发生松动,电费价格开始攀升。
1941年前后的华北电力兴业会社受惠于电费价格的上涨,在各地子会社都取得良好的业绩。如蒙疆电业会社,“在逐步扩张的同时节约经费、提高电费(煤炭价格高涨的缘故),结果营业成绩得以提升”;济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则“营业成绩日益好转,当期取得超过三成的利润率”;芝罘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所在地域不得不使用高价煤炭而处于不利立场,故而节约经费及实施积极的增收策略,亦取得不少的利润”。(26) 不久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对于华北电力兴业株式会社的经营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应煤炭价格及其他的高涨,各分店费用统一实行修改”;芝罘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则“对应诸物价的高涨,实行电费价格修改,结果取得预期的业绩,实现了6%分红”。(27)
华北电力兴业会社是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提供动能的核心企业,日本军政当局对其经营极为重视。可以看到,华北电力兴业会社面对1939年末之后华北出现的通货膨胀,其产业经营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其利润率还有所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华北官民对电力的旺盛需求以及日本军政当局支持该会社不断提高电价。
4.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受日本军部之命,派遣大批社员至华北战线,管理北宁线等日军占领下的铁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对华北沦陷区内的铁路管理实现常态化。在满铁的经营基础之上,1939年4月成立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该社实力雄厚,总资本额高达3亿日圆。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后,“事业计划稍启端绪,修复、开始改善荒废至极的铁路,建设开发所必需的新线,扩充汽车运营及货运,修筑港口,运营对地方交通及小型运输不可或缺的内河航运等,斟酌使用资金、资材,加紧实施经营”。(28) 该社人力资源庞大,1939年时有从业人员87884人,其中日本人22188人,中国人63729人,伪满洲国人1967人。然而,该社成立之初,经营并不理想,8月又遭遇巨大水灾,在设备上蒙受巨大损失。当年度营业纯收入6865.3万余日圆,支出却高达8040万余日圆,损失达1174.7万余圆。(29)
1940年,华北交通会社之铁路运营因旅客及货物的运送量不断增加而取得良好成绩,年度利润达1243.6余万圆。这与日军对于该会社的铁路运营给予充分援助密不可分,如石太线因八路军的袭击一度瘫痪,日军不惜将其作战器材临时贷于该会社,以作紧急维修所需。(30) 然而在汽车运输方面,虽然营业线路不断扩张,5月以后该会社还提高旅客及货物之运费,然因燃料的异常腾贵,仍亏损达332.3万余圆。(31) 汽车运营业之所以遭受巨大损失,除物价因素之外,还在于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对其之突袭,“特别是治安不良,威胁从业员的生命或者招致车辆损失”,1938年(华北汽车公司时期)车辆被掠夺、乘务员战死、重伤等事故为52件,1940年度则达193件。(32)
1941年度,该会社不断铺设铁路新线,提高运输量。同年2月该社提高货物运费,11月又提高旅客运费,当年度铁路运营获益5278.4万余圆。然而内河航运因华北遭遇旱灾,雇船成本提高,当年度亏损463.7万余圆。汽车运输业则因偿却费的增加与燃料、设备的昂贵,尽管于1941年11月再度提高旅客、货物运费,仍亏损540万余圆。(33)
1942年度华北交通会社得以增资1亿圆,总资本达4亿圆。当年度铁路因旅客运输量的异常增加而取得预想之外的收益,然而又因粮食及其他物价的普遍高涨大幅增加支出,会社“担忧业绩恶化,故而极力节约经费”,当年度获得利润5885.7万余圆。汽车运输业因燃料紧缺,资材不足等因素影响,收入仅为71.7万余圆。内河运输业则因配船减少以及内河枯水,码头、航运业界均不振,亏损高达500万圆。(34)
1943年度,随着日军对华北铁路沿线实行“治安强化”工作,以及战时环境下日本在华北运送能力的提高,华北交通会社的铁路营业实现利润9031.1万余圆。汽车运输业改变既往经营策略,将重点置于长距离运输,取得预期以上收入,但因物价高涨仅获得利润198.9万余圆。内河运输依旧不振,河川沿岸又发生霍乱,当年度亏损达1194.3万余圆。(35) 至1944年,因物价涨潮,该社铁路、汽车、水运屡屡提高客货运费。(36) 至日本战败之前夜,华北日军对该会社实行全面军事化管理,该会社的业务完全为日军的军事需要而服务。(37)
华北交通会社成立以来,营业业绩一般。1942年度以后,以粮食为首的物价上涨迫使该会社大幅增加支出,水运亏损尤巨。因日军军事上的需要,该社的铁路业务获取庞大利润,同年度对股东实行4%分红,1943年度又实现5%分红。(38) 华北物价的高涨以及黄河流域的天灾导致迁徙人数的异常增加,或许是其铁路、汽车运输获得高额利润的另一重要原因。
5. 华北车辆株式会社
1939年4月,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不久该会社出现车辆及车具不足的问题。而来自日本国内与伪满洲国对华北的物资供应已十分困难,在车辆的供给上无法满足该会社的经营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39年11月,军部及兴亚院制定《华北车辆株式会社设立纲要》,由华北振兴会社等国策企业投入资本3000万日圆,于1940年6月成立华北车辆株式会社。
华北车辆会社成立初因大举投资基建,经营状况并不良好,首期收入185.9万圆,支出186.2万圆,损失2千余圆。(39) 1940年10月之后,更因华北的物价膨胀,资金及资材均调入困难,会社不得不将既定的生产计划延后,“现下伴随诸项统制的强化,在获取生产资材上必然出现困难,我社处于难以期待生产活泼增强之状态”。(40) 会社尽管在对策上“极力实行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及经费的节俭”,第二期仅取得利润4000余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华北车辆株式会社在经营上采取所谓的“重点主义”,即一味加快青岛工厂对机车、客车、货车等急需车辆的生产及提高该厂的车辆修缮能力。对于山海关、张贵庄工厂及本社则“止步于生产内容的整备改善而并不添加新的设备。目前情势下机械类的调入极为困难,仅能妥善处于整备充实工作”。1941年4—9月间,该社经营者已面临物价高涨导致的劳动力匮乏、资材采购困难等问题,这一期“因生产资料及劳力的获取缺乏畅通的渠道,故而不能实现所期待的生产。我社只能极力提高作业能力及节约经费来弥补”。(41)
1942年4月以后,因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北物资的生产与销售实行高度的统制,会社中劳力不足及生产资料获取困难等问题更为突出,尽管得到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支援,但因生产资料无法按预期入库,会社的经营出现严重危机。至1943年4月,日本统治区范围内机械类、建设类资材的获取已极度困难,令会社最感短缺者为水泥的供应。(42) 同时粮谷价格高涨等问题如影随形,会社的业绩日益低下,直至日本战败,其经营始终处于不良状态。
华北车辆会社作为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附属会社,其生产资料与建材的获取一味依赖日本军政当局的调集。水泥等基础建材的短缺导致该会社基础建设停滞不前,由此反映出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内水泥等基础建材生产能力的低下。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中并没有从事水泥等基础建材生产的国策会社,供应华北日资企业的水泥主要来自日本国内与伪满洲国,日圆经济圈内的物资供求平衡一旦被破坏,华北车辆会社等企业出现的原料短缺也就在所难免。
6. 华北电信电话株式会社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将垄断华北沦陷区内电信通信事业视为其“最重要与最急迫之事务”。(43) 1938年7月,由华北开发会社、满洲电信电话会社、日本电信电话会社、国际电气通信会社、伪华北政府委员会等共同出资“联银券”3500万元成立华北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此后该会社垄断了华北沦陷区内一切电信、电话、无线电业务。该会社的一切重大事项须由华北开发会社总裁决定,实际上是华北开发会社的子会社。(44)
华北电信电话会社成立之初,就因日本国内的资材统制而难以调入通信器材,线路施工“鉴于华北治安的现状”,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果。河北、山东省之一部、京津地方与伪满洲国之电信联系只能依靠无线设施。至1938年10月末,该会社的电信回线数仅有56条,通信能力低下。(45)
1939年间,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开通中日直通电话及天津、大阪之间无线联络以及中日之间的汇兑电报业务,当年度该会社取得了超过预期的业绩。1940年之后,该会社与华中电气通信会社缔结协议,北京与上海之间开通无线联络业务,该会社还接受天津英、法、意租界内的电话业务,其经营亦取良好。1940年11月,日本军政当局为紧缩华北物价,对国策会社的产业投资实行重点主义。鉴于矿业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该会社在华丰煤矿设立电报局,并在柳泉煤矿设立电报通话处,从而使煤矿地区与海港、都市得以直接联络,(46) 该会社对于日本掠取华北煤炭资源、维持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华北物价开始恶性膨胀,作为应对之策,华北电信电话会社调整抗战以来维持不变的电话费,将此增收的费用用以填补各项经费的超支。(47) 1942年至1943年期间,“为实现大东亚战争下华北被赋予的国防兵站基地的使命”,该会社的经营任务集中于“国防治安通信设施的强化、重要资源的增产增送与华北经济自给圈的确立”,(48) 并不顾及民生所需。为了促进煤炭的增产,该会社开始处理磁县西山等煤矿的电信业务,业务扩张导致其事业预算居高不下,1942年度高达2200万圆;另一方面,为了节约物资与经费,该会社甚至废止了电报书信的抄写业务,体现其收支上的困窘。
可以看到,因为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垄断了华北所有的电话电信业务,使其得以于1941年以后通过提高服务价格以应对物价之高涨。日本军政当局为了镇压抗日运动及加快对资源的掠夺,十分重视华北电话电信产业的扩张,由此造成该会社的事业预算过度膨胀,而该会社大量经费的支出加速了“联银券”的贬值,又导致华北经济生态进一步的恶化。
7. 华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业是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内重点发展的产业。为了统制华北的煤炭销售,维持煤炭适当的价格,确保对日本、伪满、华中、华南等区域的海陆输出,日本军政当局于1940年10月成立华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49) 该公司的成立实际上是华北开发会社在与三井、三菱等五家矿业企业围绕华北煤炭销售统制权的竞争中胜出的结果。(50)
华北煤炭销售公司成立后,“华北地区的治安状况,因我军的连续肃正工作而日益良好。各地的煤炭需求量出现激增趋势”,该公司经手井陉及山西、焦作、磁县、大汶口、中兴、柳泉等地煤矿的销售业务。(51) 1941年以后,日本对华北煤炭实施储备平准价格制(即价格均衡制度),该公司在采算范围内设定统一的采购价格,并通过公积金制度对各煤矿开采企业实行公平的资金分配制度。当年,华北各地的煤炭需求量激增,为了确保对日本、伪满、华中等区域的输出,8月该会社又对各煤矿推行强化增产活动,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华北煤炭销售公司在采购煤炭之前,一般查定各煤矿的生产成本,在此基础上加算折旧费及经营者可获得的适当利润;而在销售时,在采购价格上引入均衡价格公积金,要求煤矿企业将一部分的利润投入增产奖励、开发补助、灾害补偿等公积金中,并加算交易手续费等,将价格统一,(52) 从而避免了日商煤矿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煤炭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国防资源之一。该会社也被要求“克服战时下之诸多困难,向奉献增产及维持物价方向迈进”,由于日圆经济圈对煤炭的需求孟增,为了确保华北煤炭的生产与供给,该公司先后于1942年1—3月、8—10月期间实行“增产强化”、“品质向上”等活动,均取得良好效果。(53)
华北煤炭销售公司对于日本军政当局掠取华北沦陷区内的煤炭资源起到重要作用,其对煤炭采购及销售价格的一元统制,是日本军政当局调控煤炭价格的主要手段。该公司设立的平衡基金保证了在物价狂潮中煤炭价格的相对稳定,对于促进1942年后煤炭产量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8. 华北市场助成有限公司
华北市场助成有限公司成立于1940年11月,是日本军政当局为了统制华北沦陷区各主要城市农产品市场交易的特殊企业。该公司于华北各大都市设置市场,从小麦、高粱、粟、棉花、棉实、花生、花生油、豆类、桐油等农产品的交易中获取利益。(54) 1939年后华北粮食紧缺,如何促使民众将这些农产品上市,是该会社最重要任务。
华北市场助成公司成立之初,经营者奔波于各地分公司之设立,营业成绩毫无可观。不久,在军部与兴亚院之支持下,该公司与各方的交涉“均极顺利”。1940年12月下旬,以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会议为契机,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特别向各地的特务机关长说明了该公司的任务与经营目的,由此该公司获得了各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支持。1941年1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再次讨论该公司的经营方针,要求伪华北实业总署核准该公司的事业方针与营业内容,并给予“完全的支持”。(55)
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谋下,华北市场助成公司成为“准国策会社”,很快于唐山、石门、天津、北京等地设立分公司。1941年4月华北第一家日资交易市场于唐山开业,“开幕以来,市场之活况交易数量之增大,实堪惊异。尤特足注目者,其物资之集聚较开设以前倍增,故开设市场对解决华北物资及物价问题,其关系如何重大,足资证明有余矣。开办仅三个月余,获纯利一万四千余元”;天津市场则于7月开业,“作为华北之中央市场与最为重要之国际市场”,公司与天津特务机关、当地华商代表为之协商数月,方始营业;9月石门市场开业,经营状况良好,“事业成绩上虽无可特记者,然其交易数量激增”。
在诸种交易中,华北市场助成公司最为重视下属市场吸聚棉花的能力,经营者声称,“将来所称年产二百万担之棉花亦能上场交易时,该市场之发展足可压倒印度市场而为东亚之中心市场”。在获取大量利润的同时,该公司经营者亦认识到其责任重大,“以上五大市场之开设,非只本公司事业成绩可获好转,即对全华北之产业振兴与经济发展裨益甚大。本公司所以能受准国策公司之殊遇,承官民各界之绝大支援者,亦不外有此关系所致也”。(5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为日、“满”、华等地之物资蒐集工作,要求华北市场助成公司加快对物资的吸聚,“东亚共荣圈之确立,首在谋求日华满三国间物资之交流,自对英美开战以来,其重要性愈为显著,尤以华北地方对于从来供给不足之粮食倾注全力,使之增产与改善,以期完遂大东亚战争,裨无遗憾”。该公司通过提高收购价格等手段,积极集聚农产品,自称“于食粮调剂上直接间接贡献非浅,本公司得以完成国策使命,殊堪告慰”。
该公司作为准国策会社,极为注重与日本军政当局之关系,对于利润并非一味追求,声称“因时局关系,对利益金之处分务期慎重,故而遵从关系当局意向,使公司保留多额以确立公司基础而备将来发展”、“然对自由主义经济多加压制之今日,而本公司亦绝不徒趋营利,偏重私益,当以国家为见地,锐意增进民众福利,以阐明本公司设立之意义”。为了缓解粮食紧缺,该会社还经营仓库金融事业,设立平衡仓库,以之促使华北农民将屯藏粮食尽快上市。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激烈化,日本将华北视为后方兵站基地。日本对华北物资的大量蒐集,物价高涨等问题亦如影随形。该公司对于其在日本军政当局的低物价政策中扮演的角色,亦有心理准备:
准备长期战,必先确保粮食以培养民生,扩充生产或基于增产计划以确立自给自足体制,或统制消费正以强行低物价政策而显示中日一体足恃之协力,在华北为唯一之杂粮市场,对农产物之需给调节不断努力,本公司所属之各市场亦因进展愈痛感责任之重大。(57)
虽然该公司宣称将举全力抑制粮食市价,但我们也看到战时环境下其必须面对之现实:
惟因从前华北曾奖励种植棉花、小麦、烟草等国际商品导致食粮每年缺乏一百万吨内外,在国外供给不能如意之今日,其粮食政策当然发生甚大困难,加以运送机关之不完备,各地方之割据制度,致使市场机能丧失。(58)
面对自1942年春后农产品价格的暴涨,该会社也尝试通过市场手段来加以调节,如要求商贾提供巨额保证金以抑制其投机,或停止交易开拍施行总清算等,然均告失败。该会社北京市场不得不休业两月,石门市场则自6月起彻底歇业,天津、唐山两市场亦相继停拍、退拍,该公司经营者自曰其经营困境,乃“执行日本内地市场所不能想象者也”。
华北经济因物价高涨而波动,同样给予当地华商企业极大冲击。日本军政当局以“日华协力进一步需紧密化”为名义,将粮食难题推卸于傀儡政权当局。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匆忙组织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全面研究华北全域需求、供给与收购问题。该委员会仍听命于日本军政当局,立即宣布实施粮食搬出入登记制与对采购机构实施“一元化”之管理。然而日伪对粮食采购、运输的严苛统制,导致各市场之运营“感受极度之困难”。天津、唐山、石门各地市场或歇业或停拍。原本石门市场之生存“其唯一希望之由山西移入杂粮、也终未得当局之容许,且石门市内之食粮不足日益深刻化”,经营者最终解散市场。
华北市场助成公司并非没有看到日伪统制经济对于粮食商品化的危害,其北京市场于1943年1月将当地现货市场接收,将之与期货市场直营。当“业务稍见好转,前途微有曙光”时,因伪粮食管理局强行登记制,农产品交易又失去其市场性,“以至将来前途亦不容乐观”;唐山、天津市场于2月、3月重开,终因食粮管理局之政策与市场人心动摇,“未能恢复昔日盛观”。(59) 日伪当局施行的统制策略对于该会社亦有两面性:一方面市场萧条不振,使该公司的业务受到严重打击;但另一方面,该会社在宣誓“协力国策”的名义下,在难关中遇到“新的光明”——会社获得日伪当局之许可,得以合并各地市场垄断全行业。
1943年4月以后,华北农产品供求关系极其不平衡,致使民众生活日益困窘。伪粮食管理局于5月决定将抑制主要粮食的最高价格作为强化统制的最后办法,然而农产品价格飙涨之风毫无受到抑制。迨至8月,华北市场助成公司按日伪当局之要求,为全面支援粮食政策,自行中止各附属市场的交易。当时令该公司经营者稍感安慰的是,其合并各地市场之计划进展颇为顺利,“于是全华北之市场,遂于是本公司直接经营下而一元化,于市场运营上划一新纪元”。自1943年起,该公司的业绩不佳,经营者直陈原因所在,“因方针在强化统制农产物资,故市场机能未能十分发挥,殊为遗憾”。(60) 因该公司部分经营文书的缺失,1943年10月以后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已无以获知。然而大致可以预料,随着日伪当局统制的深入,该会社的经营将持续恶化。
华北市场助成公司的经营轨迹充分体现了日本军政当局利用市场交易型企业应对华北物价高涨、粮食紧缺危机之手段。作为准国策会社的华北市场助成公司并不以牟取利益为急务,不惜损失其自身收益,以协助日本军政当局之物资动员计划,从侧面体现了市场交易型企业对于日本稳定华北经济形势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该公司得以迅速于华北各主要都市扩张,对行业施行垄断,也完全依赖日本军政当局尤其是特务机关之支持,这又体现了其对于当地日军的依附性。统制经济对于企业的双刃剑性质,在该会社的经营上充分体现。
9. 日华兴业株式会社
日华兴业株式会社成立于1919年,具体时间不明,初期资本额为200万日圆。该会社主要从事织染业、酿造业等,其总部虽设于上海,主要业务则在青岛等地进行。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本军政当局在华北采取汇兑集中制,从而使华北沦陷区经济与华中沦陷区经济呈对立态势,平津一带发生严重水灾,当地交通不畅,物资严重匮乏。为使民间供出物资,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北经济施以各种统制政策,由此当地市场出现“跛脚”物价昂贵现象。1939年4—9月期间,日华兴业会社因实行多行业兼营策略,所受物价影响有限,该会社在青岛的加工业达到既定的生产额,在张店的丝厂因丝价上涨,亦取得相当的成绩。(61)
1939年10月以后,华北各地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对日本军政当局而言,“经济上的安定乃燃眉之急”。欧洲战事爆发,国际形势对法币汇率产生冲击,其汇率骤升骤降,导致物价随之波动不已。因物资不足与物价变动,一部分日本商社陷入无法交易而破产的境地,然而日华兴业会社因在中国各地广设营业派出所,营业所之间又紧密联系,其物资补给渠道仍能畅通。该会社的交易相当灵活,“向华中出口生丝、盐等,作为补偿则将棉纱棉布作为青岛加工用之原料而吸收。或者对于物资不足的山东或天津方面,进口生活必需品与建筑材料等,在经营上偏向于多角经营之模式”。尽管业绩良好,会社经营者仍对未来感到悲观:“然而无法预知未来法币之变动,现已出现所谓恶性通货膨胀之征兆。伴随物资不足,预计经济上之混乱将不可避免。”(62)
1941年4月以后,日本军政当局以各种组合操控日圆金融圈内的贸易。7月,英美对日本实行资产冻结。对日本而言,美元已丧失其贸易结算通货的功能。作为应对之策,日本军政当局采用“特别日圆”这一虚拟贸易通货单位,华北、华中沦陷区之间的物资交易因无法获取外汇,因而受到更多限制。在此期间,日华兴业会社极力抑制投机行为,谋求各工厂经营的合理化,如将原向美国出口的生丝在当地出售,或将其中之一部分于自家工厂中加工生产等,从而“将资金冻结的影响减少至最低限度”。(63)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华北沦陷区内物资不足的影响进一步显现,1942年之后当地物价不断攀升。伴随“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上的赫赫战果”,法币汇率出现暴跌,1942年3月末时,法币对军票汇率仅为100元兑18圆,华中沦陷区内物价急剧飙升。而在华北,日本军政当局推行“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通过加强对物资生产、采购、运输上的统制,华北沦陷区内的物价暂时没有出现如华中沦陷区般迅猛的恶性膨胀。按日本军政当局所要求之“现地自给自足”方针,日华兴业会社将酒精代替汽油作为燃料而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另实行将所产生丝在京津市场上代替羊毛出售等策略,结果“一扫消费层面的忧虑,取得超过预想的业绩”。(64)
1942年4月之后,日军军政当局于华北沦陷区内实行更为广泛的经济统制,甚而于市场交易中设定公定价格。会社经营者意识到“如今物价异常之高,物资交流层面已发生异变”,至当年秋时,日华兴业会社的经营者虽然仍宣称将“一意协助国策”、“企业为了战争胜利目的之实现而整备”,然已毫不讳言会社“前景将遭遇极大之困难”。(65)
1943年初,为了抑制粮食价格,日本军政当局成立粮食收购统制机构采运社,日华兴业会社作为成员之一,致力于协助日伪当局收购杂谷,其经营角色发生重大变化。该社从事的织布、染色加工业等因日伪对棉纱布配给的减少而减产,不得不通过扩大绢布生产来取得“预期的业绩”。战争末期,尽管该会社各生产领域均受严厉统制,其“承担的增产义务却更为重大”;作为华北粮食采运社与华北油料协会的重要成员,该社将精力投入对当地小麦、杂谷、油料等物资的收购中,沦为日伪当局掠取民间物资的代理者。
作为较早立足中国的日商企业,战时日华兴业会社的业绩相当良好,这与其实行多行业兼营的经营策略密不可分。战争前期,该会社利用其广泛的分店网络,获取必要的生产原料,华北沦陷区内的通货膨胀对其影响有限。战争后期,尽管该社采用替代性生产等多种策略,仍如其他日商企业般落入日本军政当局统制经济的窠臼,其经营开始不振。战争末期,该社的独立经营权完全丧失,其经营角色亦从加工业、酿造业的生产者转变为地方物资的收购商,深陷日伪的统制漩涡中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