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军票经济圈”的推行与日商纱厂集团的困境
1940年秋,中日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日本在对华战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恶化。(68) 而在华中沦陷区,自1939年12月军票取代日币成为唯一的日系货币以后,在“伊资金”等秘密账户与“军配组合”的操作下,军票流通区域不断扩大,价值大大增强。1940年5月,日本对流入西南国统区的物资渠道展开封锁战,日本经济界注意到军票工作的新动向,“最近军票维持政策将逐渐倾力于对消费层面的引导与对生产层面的扩大,因而必须对当地企业及营业部门进行再调整。确立现地战争经济体制乃当下必然之要求”。(69) 1940年秋,日本军方认为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所谓“军票经济圈”的时机已经到来。关于日军“军票经济圈”的推行,虽然在重庆国民政府金融情报部门的报告有所记载,(70) 但未见于日本军政当局所撰写的各种史料之中。新近发现的同业会档案不仅将之坐实,而且详细记载了它的来龙去脉及与日本在华企业间的关系,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军票工作的认识。
“军票经济圈”的确立,其根本目的在于打击和排斥法币在华中沦陷区内的流通,限制或隔绝沦陷区内各种“援蒋利敌”物资流入国统区内。(71) 对日本而言,“军票经济圈”的推行是军票工作步入“更高阶段”的产物,是军票在华中沦陷区物资市场上对法币优势地位的挑战,是日本军政当局通过物资战来削弱国民政府抗战力的重要战略措施。由于物资交易过程也是货币流通的过程,物资战与汇率战一样,本质上都是货币战的表现形式。(72)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种生产或进口物资得以通过上海公共租界这一渠道被运往国统区内,1938—1941年期间,上海成为支撑重庆政权的重要物资源头之一。以棉产品为例,1939年西南国统区内全年所需棉纱布的六成由上海供给,上海生产的棉产品成为日本对重庆进行经济封锁战的重要控制对象。(73) 据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调查,当时日商纱厂产品销路,“一部分经由日商之手以现金直接转售于华人批发商,与华商纱厂、英商纱厂产品同为上海本地消化。另一部分或经扬子江流入内地,或经蚌埠流入河南、江苏,或经温州、福州、厦门等地流入福建、江西,甚而经由法属印度支那等渠道流入西南”。(74) 由于华中沦陷区与西南国统区均为战时上海日商纱厂产品重要销路,日商纱厂的立场颇为微妙:一方面,纱厂产品流入沦陷区内,不仅消耗国民政府在外法币资金,且对于扩大军票流通“非常有效”(75) ;而另一方面,纱厂产品大量流入国统区,充实了国民政府的抗战物资基础。日本军方当然认识到这一利害关系,自1940年9月起将上海日商纱厂产品定性为“限制运出物资”,但并未将其销路彻底禁绝。(76)
1940年8月末,在日本军方的监督下,“华中棉纱布销售协议会”成立,该会规定上海日商纱厂每月只能以军票形式向华中沦陷区内各地销售9000包棉纱。(77) 从上文1940年上海日商纱厂棉产品军票销售数额情况表可知,9月后纱厂产品的军票销售额剧增,表明纱厂市场销路急剧“军票化”。同年,对于劳工工资以军票支付问题,上海日商纱厂虽经日军多次催促,最初始终以“惟恐引起军票价值低落”、“担心导致工人罢工”为由推脱(78) ,但自11月起,为配合日本军方出台军米必须以军票购买之规定,日商纱厂主动宣布劳工工资的三成以军票形式发放。(79) 大米作为维系劳工生存的必需物资,其交易历来受到日伪最严厉的统制。纱厂的这一决定不仅表明对军票工作的有力支持,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内部经济生活的高度“军票化”。
上海日商纱厂在自身“军票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中外纺织业出现使用军票的倾向。同业会上海支部理事堤孝认为,上海日商纱厂即使在断绝与西南西北的物资交流、生产遭到重创之际,只要纱厂“彻底执行不以军票交易即不将货物向市场放出之策略,中外商人也会因没有商品可购而不得不软化屈从”。(80)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日商纱厂生产的棉货作为“原料”大量供给租界内大小中外纺织企业。正因为看到上海中外纺织业间存在这种竞争且共生的关系,堤孝才会认为,日商纱厂在市场利益上暂时作出牺牲,最终可以迫使租界内的中外纺织业向军票屈服。日商统一要求军票交易的策略确实较有成效,1940年11月,上海法租界工董局开始以军票采购日商产品,表明租界当局对军票的态度出现松动。(81) 上海租界也将军票作为支付货币,是符合日本军政当局对实现华中“军票经济圈”所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的认识的。
不过,日军中部分将校认为,与其千方百计控制棉产品的流动及其市场,不如直接关闭作为生产源头的上海日商纱厂。(82) 对此,同业会辩解称,“若按当局的意志将纱厂全部关闭,虽然纱厂方面应立即处理,然而此举对上海市场影响甚大,结果将导致何种事态,实属难料”。(83) 为避免损失最大化,上海日商纱厂在同业会的授意下,于1940年7月末在已实施自由减产三成的基础上,决定自11月起全体纱厂统一减产五成,以此表明对日军坚定支持的态度。(84) 同业会大阪总部特意向上海分部说明了此次大减产的理由:
不言而喻,减产五成对于工厂经营者而言,乃极重大的问题……这次的扩大减产并非单以纺织自身的利害问题为发端,乃事关大局顺应国策的一种“姿态”,与其说是按军方意图在实质性政策上的实践,不如说正是如上电文指出的,通过使众人皆明白的方法表明态度。(85)
当时上海市场上的棉货因为法币暴跌而价格高昂,上海日商纱厂扩大减产的举动,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然而日商纱厂集团高层的态度已表明,减产问题并非仅是纱厂经济利益层面的问题,而是纱厂表明自身政治立场的问题。
同业会并未料到它所作出的这一决定,成为上海日商纱厂战时生产轨迹的转折。作为减产的后果,纱厂自10月1日起停止一切周末作业,机器停转37%,11月起一律取消夜班,并在短期内解雇2万名工人。(86) 自1940年秋统一减产起,纱厂的生产能力一蹶不振,到1941年上海日商纱厂的棉纱产量较1940年下滑61.1%,宣告战时环境下上海日商纱厂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87) 从上文所列战时上海日商纱厂生产率走势图(图5-1)可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上海日商纱厂的生产已走向衰落。
然而,令日商纱厂更担忧的是,虽然日本军方一味叫嚣推行“军票经济圈”,但日本军政当局在华中的货币政策并不坚定。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欲成立“中央银行”(88) ,不希望军票继续存在。(89) 日本军政当局内部关于在华中沦陷区内是否发行新货币也有过激烈争论,军方认为军票工作已取得一定成功,要求维持军票现状;而以兴亚院与大藏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则主张避免使用军票,应扶植新“中央银行”发行新币来统一华中的货币。(90) 作为日本政府、军方、汪伪三方利益折冲、平衡的结果,汪伪虽收回“华兴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权,但“中央银行”发行的新币将与军票、法币共同流通,远未实现汪伪一统币制的期望。(91) 日商纱厂对未来华中金融局势感到忧虑:
如今在华中方面军票和法币作为通货共同流通,而这两种通货没有永续性,不久若时机来临,皆会沦为被新通货替换之命运……虽然有人认为纱厂从此次事变以来获得了巨额利润,但他们并未考虑到通货不稳的情况。只要不是当下立即清算一切,彻底解散会社,不安始终为不安,它仍会持续下去。即使所谓“赚钱”、“赚钱”的喧哗,越至最后关头,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纱厂只要树立赚取利润的方针,就极可能看到飞至而来的悲剧。(92)
同业会档案表明,日商纱厂已预见到法币与军票终将为新货币所取代的命运,并为之感到恐慌。一种旧币迅速为新币所更替,并不受经济规律与市场法则制约,而为强势者的政治权力所决定,常年积累的财富或因货币本位的变动而蒸发,这是日商纱厂感到恐慌的真正根源所在。
随着中日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军票在日军武力强制下于华中沦陷区内流布。从货币原理而言,与依靠英镑、美元等平准基金保值的法币不同,“无根”的军票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军票)价值之维持,端赖由日本输入之物资,以及军事与政治之统制力而已”。(93) 伴随发行量增加,军票若无相应物资担保,则必然导致购买力跌落。“军配组合”作为维持军票价值的物资统制机构,其业务即从日本进口各种物资,用以“宣抚”民众,为回收军票服务,学界对之已有一定研究。(94) 然而“军配组合”因收入军票而不能获取外汇,“不仅直接反映出(日本国内产品)向日圆区出口存在的调整问题”(95) ,且因日本国力薄弱,“从内地来看,能够保证解决事变的物资量,也未必能够期待按军票增加量同比增加”。(96) 故对日本而言,最理想的“军票交换用物资”,当属现地日本企业的产品,而上海日商纱厂手中的棉产品是日本军政当局最直接可以用于担保军票价值的筹码。从《支那事变军票史》等史料可见,为节约军费,在中日战争前期日本军政当局比较注意对军票流通量的控制,并未达到“滥发”的地步。与之对照,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华中的法币数量却与日俱增,以1940年下半年为例,军票在华中沦陷区内的流通量在1亿左右,而法币流通量却达30亿—40亿之巨。(97) 为维持这些军票的价值并对法币展开攻势,日本军政当局对上海日商纱厂的索取,实则体现了日本在经济持久战状态下国力的局限与民生物资动员能力的窘迫。
通过日本军、政、企三方资料的会读,基本可以理清上海日商纱厂与军票工作结合的轨迹。从长远来看,上海日商纱厂自战前形成的庞大生产规模、战时所处的有利生产环境,其与军票工作的结合不可谓无因。但具体而言,以1939年5、6月间上海汇市日币暴跌为发端,上海日商纱厂手中庞大的货币资源方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瞩目。此后,以军票作为经济武器的货币战从汇率战与物资战两条线索展开:在汇率战中,上海日商纱厂与“伊资金”等秘密账户的结合,使日本军政当局在关键节点得以征调充足的货币资源投放汇市,起到提升和维持军票价值的效果;而在物资战中,纱厂产品作为日军逐步实现“军票经济圈”的工具,为军票向华中内地扩张服务。上海日商纱厂与军票的结合完全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上海日商纱厂于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中扮演了隐秘协助者的角色。
然而,我们也可从同业会档案中读到日商纱厂的“受害者”心态。的确,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商纱厂在经济活动中对法币与军票的抉择长期陷入两难境地。“伊资金”的启动乃日商纱厂被纳入军票价值维持工作的肇始,“K资金”与“C资金”的运作使两者关系更为密切。“军票经济圈”的推行使纱厂内部的“军票化”更为彻底。日本军政当局在华中推行的军票使纱厂自1935年币制改革后形成的法币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纱厂陷入“军票化”的泥沼中难以自拔,战时旺盛的生产之势一蹶不振。不过,应当看清纱厂作为“受害者”的本质,乃是日本在华棉纺织业短期经济利益屈服于日本军政当局长期统制策略的必然结果。
战时日本侵略集团内部有着一套独特的军国主义话语体系。在维护日本“国益”的口号下,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各势力围绕军票工作的开展却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博弈关系。日商纱厂在利益上的“割舍”来自其长期信奉的生存策略(98) ,其根本目的在于换取日本军方对其战时大规模生产棉产品之类“非军需物资”的谅解;军方对于军票的热衷,因军票与其在现地的切身利益关联;以大藏省财务官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注重日本在华发展的长远利益,更多考虑的是军票与沦陷区内日本统制经济的整体结合,常于军企之间扮演调解角色。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商纱厂对华商纱厂资产的侵夺、对劳工运动的制压、对沦陷区内棉货市场的垄断,无不依赖日军的武力庇护与日本政府的经济统制而实现(99) ,由于垄断性的权益来自军政当局的施与,日商纱厂对其妥协与软弱亦在情理之中。事实上,纱厂对于日本军政当局制定的各种货币战策略,虽有小小怨诉,但在行动上仍绝对服从。
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实效如何呢?1940年10月之后,日本的军票价值维持工作表面取得成功,然而军票流通只能局限于中国的大城市与主要铁路沿线地带,内地农村仍是法币的天下。(100) 在民间资本眼中,军票不过是较“华兴券”等伪券稍稳定的投机对象,“在日圆势力区域内之各种杂币,似乎以日本军用票比较其他为稳定。不过其稳定之范围,可能保证者,乃一时尚不致降低于法币之等值而已”。(101) 军票与日圆集团其他在华成员——“蒙疆券”“联银券”等存在同样的致命缺陷,即虽都宣称与日币等值联系,但实际购买力均低于日本国内的日币,且都不具备直接与英镑、美元等国际货币兑换的功能。(102) 日本军政当局竭力对军票、伪券价值加以维持,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它们的对外价值及有限的商业货币机能是依赖法币而生的,军票虽能在沦陷区的部分区域内对法币的流通有所打击,但绝无建立“独立王国”之可能。而作为负效应,1940年之后“法币经济圈”内经济生活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样波及“军票经济圈”,造成日本当局对沦陷区内物资的收购付出高昂代价。(103) 1941年1月6日,汪伪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日本军政当局并未按一贯货币政策将之纳入日圆集团,而与法币等值,系因“新法币(104) 与军票不同,故可购买外国商品,又因中央储备银行有充分发行准备,能发行多额钞票”,“如以此新法币确立华中之货币制度,将来或进而统一全中国之货币制度,亦决非不可能之事”。(105) 显然,日本军政当局寄希望用“中储券”弥补军票的缺陷,实现日本掌控下华中货币体系的再统一。
众所周知,和平时代的货币战争主要以操控汇率方式于贸易战场展开,其主要目的在于谋求国际收支的改善与保护本国产业的利益;而战时的货币战争,以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在华中开展的军票工作为例,形态更为诡谲多变,后果更为残酷。日本欲以“无根”的军票对法币展开“拔根式”的攻击,必须通过周密计划的金融布局,动员大量的财力物力。为达此目的,日本以其最强大的民间海外资本——日商纱厂蒙受巨大损失为代价,说明战时日本在华中发动的货币战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在嫁祸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同时,对其自身海外产业的发展也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由于战争形势的不确定性,日本对华货币政策变幻莫测,日本控制下的货币本位每一次变动,不仅使中国民众遭遇浩劫,同样也危害日本在华企业的利益。(106) 战时货币战带来的严重后果与深刻教训,应为后人所警戒。
解读同业会档案,能够使我们了解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与军票工作结合的隐情。由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经济形成极密的联系,日本对华投资形式具有复杂多样性,可以想见,日本军政当局对于不同类型在华企业的影响力亦有强弱之分。日本在华棉纺织业作为个案能否代表所有日本在华企业,我们期待新资料的发现,以便于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附表1 1938—1941年上海外汇市场法币对日币(军票)汇率行情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1) 法币单位为100元汇兑日币(军票)数。(2) 1938年4月至1939年12月为法币兑换日币行情,1940年1月以后为法币兑换军票行情。数据来自历年度《上海商工会议所年报》附录上海外汇行情表。
(1) 所谓“军票工作”,按战时日本军政当局的定义,乃通过维持价值、扩大流通来实现并发挥军票货币功能的一系列政策或措施。参见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29巻、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71年、第29頁。
(2) 关于日本军政当局发行军票的基本史实及对华危害性,参见陈建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曹大臣:《论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票政策》,《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陈正卿:《日伪对华中沦陷区金融的掠夺与统制》,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桑野仁『战时通货工作史论』、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5年;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岩武照彦『近代中国通
(3) 貨統一史——十五年戦争期における通貨闘争』、東京:みすず書房、1990年;小林英夫『日本軍政下のアジア—「大東亜共栄圏」と軍票』、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柴田善雅『軍票と華中通貨工作』、中村政則等編『戦時華中の物資動員と軍票』、東京:多賀出版、1994年;柴田善雅『占領地通貨金融政策の展開』、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1999年。
(4) 日本在华棉纺织业初起于20世纪初叶,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形成上海、天津、青岛三大据点,据统计,至1937年6月末上海日商纱厂按设备折算的投资额约占日商纱厂整体投资额的63.2%,是日本在华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生产力量。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日商纱厂虽蒙受战火折损,基本生产规模仍得以保存。参见東亜研究所:『日本の対支投資』,東京:東亜研究所,1942年,第231頁。
(5) 高村直助等日本学者主要利用清水善俊编写的《支那事变军票史》中的相关史料,对上海日商纱厂参与军票工作的史实略有述及。
(6) 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編『船津辰一郎』、東京:東方研究会、1958年、第175頁。
(7)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54页。
(8) 日本学術振興会編『支那の通貨と貿易』、東京:有斐閣、1942年、第29、35頁。
(9) 参见《沪分处为复调查日推行军用票情形代电》,1940年2月9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四联总处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3頁。
(10) 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経済の発展』、東京:東亜研究所、1944年、第500頁。
(11) 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第三十六回例会報告』、1937年1月8日、『上海会議録』、大阪大学附属図書館蔵、Ⅱ-1-25。
(12) 由于战时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生产的产品并非“军需物资”,日本军政当局为避免原棉进口消耗外汇,对其实行进出口联系制,严格限制生产规模。参见飯島幡司『日本紡績史』,大阪:創元社,1949年,第340頁。
(13) 参见王子建:《孤岛时期的民族棉纺工业》,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4页;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国』,第256—259頁。
(14) 名和統一『最近の支那紡績業に就いて(二)』、『大日本紡績連合会月報』1940年8月25日、第574号。
(15) 参见今村忠男『軍票論』、東京:東京商工行政社、1941年、第143頁。
(16) 『第六十五回会議報告』、1939年3月2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上海会議録』、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図書館藏、下同、藏所省略、Ⅱ-1-66。
(17) 参见『第十四回会議報告』、1939年6月7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上海会議録』Ⅱ-1-66。
(18) 参见『第十五回会議報告』、1939年6月14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上海会議録』、Ⅱ-1-66。
(19) 参见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経済の発展』、第236頁。
(20) 野村宣『法幣の壊滅』、大阪:朝日新聞社、1942年、第10頁。
(21)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535页。
(22) 『第六回会議報告』、1939年4月26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上海会議録』、Ⅱ-1-66。在同业会档案中,相马敏夫的官衔被简称为“财务官”。为行文方便,本文也以此称谓。
(23) 纯真:《二年来的中日货币战》,《战时日本》第2卷第6期,1939年。
(24) 日币价格下跌,主要系华北、华中沦陷区内日系货币存在价值差距所致。参见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続·現代史資料11』),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年,第285頁。
(25) 国民出版社编:《中日货币战》,金华:国民出版社,1939年,第27页。
(26) 史亦闻:《最近上海日圆跌价原因的分析》,《申报》(沪版)1939年5月22日。
(27) 大藏省驻上海财务官相马敏夫在回忆录中特意记载了《申报》5月22日关于日币贬值之评论,可见对他触动颇深。参见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284頁。
(28) 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286頁。
(29) 关于日本军政当局调控汇市的具体策略,参见宮下忠雄『支那戦時通貨問題一斑』、東京:日本評論社、1943年、第247頁。
(30) 小林英夫『日本軍政下のアジア—「大東亜共栄圏」と軍票』、第51頁。
(31) 国民出版社编:《中日货币战》,第40页。
(32) 马寅初:《战时常识介绍:中日之货币战》,《进修》第11期,1939年。
(33)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71—72、78、82、89—91頁。此后情况稍有变动,1940年12月,因振华纱厂加入同业会上海支部,内外棉纱厂的责任额减至法币68万元,仍为最多;而振华纱厂最少,仅法币2万元。参见『第五十二回会議報告』、1940年12月4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繰(上海)』、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図書館藏、S15-Ⅳ-13。
(34)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90頁。
(35)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89頁。
(36)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国』、第261頁。
(37)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密件》,1939年6月22日,《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1939年1月—12月通函》,上海档案馆藏,S173-1-443。
(38) 『第二十一回会議報告』、1939年7月17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上海会議録』、Ⅱ-1-66。
(39) 参见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289—290頁。
(40) 关于1939年3月8日成立以来,中英平准基金对法币汇市维持及最后失败的过程,参见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第48页。
(41)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148頁。
(42) 今村忠男『軍票論』、第125頁。
(43) 『紡績操短ニ関スル件—十七日上海支部ヨリ来電(至急暗号)—』、1940年9月17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図書館藏、Ⅳ-48。
(44) 柴田善雅根据日本一桥大学所藏军配组合档案《伊交换承认请求书控(昭和十五年)》、《伊交换承认请求书控(昭和十六年)》发现,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军配组合所调集的法币资金主要来自“伊资金”,其中1941年度达到法币2962.1万元。这些法币主要用于日本军方对伪满棉花的出口、大豆等物资的采购与进口、支付统税与进口税等。参见中村政則等編『戦時華中の物資動員と軍票』、第106—107頁。
(45) 『伊資金計算日報』、1940年12月28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繰(上海)』、S15-Ⅳ-13;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348頁。
(46)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89、156頁。
(47) 《敌在沪粤推行军票扰乱金融情形》,1940年2月1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129—1130页。
(48) 『第四十回会議報告』、1939年11月1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上海会議録』、Ⅱ-1-66。
(49) 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292頁。
(50) 『第六十四回会議報告』、1940年3月18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繰(上海)』、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図書館藏、S15-I-10。
(51) 『在華紡ノ立場ニ就テ』,据内容可知在1940年10月、『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52) 参见杉村広蔵『支那·上海経済的諸相』、東京:岩波書店、1942年、第5、31頁。
(53) 参见宮下忠雄『支那戦時通貨問題一斑』、第248頁。
(54)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98—99頁。
(55) 『棉花搬出入許可取扱要領』、1940年8月24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56) 参见『第四十七回会議報告』、1940年11月12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繰(上海)』、S15-Ⅳ-13。
(57) 参见大竹慎一『日中通貨戦史——旧植民地通貨金融研究』、東京:フォレスト出版、2000年、第53—55頁。
(58) 桑野仁『戦時通貨工作史論』、第173頁。
(59)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98—99、188頁。
(60) 『軍当局トノ会談ニ付テ(報告)』、1940年9月24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61) 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300頁。
(62) 『在華紡ノ協力具体案ニ関スル代表者会議ノ件』、1940年11月2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63) 据同业会档案,在1940年10月,面对日本军方的压力,同业会另拟过四套提交军方的解决方案:(1) 对于今后缴纳的“伊资金”:如大康、内外棉纱厂等在日本国内缴税的公司,以“伊资金”收入一半购买国债;并未直接缴税的公司将“伊资金”收入四分之一购入国债,另四分之一作为捐款。(2) 捐款一途:通过现地(上海)当局机关,将军票1000万元作为捐款。每月支付100万元,10个月付清。(3) 以“伊资金”收入购买国债,如每月定额购入100万元等,余额则按各公司考虑,适当充作捐款。(4) “伊资金”收入一半用来购买国债。参见『重ネテ○○少佐トノ会談ニ就イテ』、1940年10月6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64) 『呂資金案(即“C资金”——笔者注)ニ就テ』、1940年12月7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需注意的是,日商纱厂内部将该资金称为“吕资金”,显然是根据旧日文假名排序法“伊(イ)”、“吕(ロ)”、“波(ハ)”的顺序而推定的,但事实上日本军政当局在1940年1月便设立名为“吕资金”的秘密账户,上海日商纱厂集团对此并不知情。
(65) 『影山少佐問題ニ付テ』、1940年10月17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66) 推究日本军方与上海日商纱厂对立的意识形态根源,正如日本经济史学家中村隆英指出,战争伊始,日本国内经济就受到冲击而面临难局,“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有统制与计划化志向的,原本即不限于社会主义者,即使在军部乃至官僚中,主张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者也大有人在”。参见中村隆英『昭和経済史』,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第104—105頁。
(67)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第198、202頁。
(68) 参见臼井勝美『日中戦争』、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年、第114頁。
(69) 『法幣顛落と当面の我が政策』、『日本工業新聞』1940年5月9日。
(70) 特种经济调查处编《伪中储券之分析》(油印本)、[出版地不详]、1941年、上海图书馆藏、无页码。
(71) 『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ニ付イテ』、1940年9月2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72) 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
(73) 『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ニ付イテ』、1940年9月2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74) 『在支紡の操短』(上)、『大阪毎日新聞』(夕刊)1940年9月18日。
(75) 《敌议会中之战地经济问题》,1940年8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四)》,第1222页。
(76) 『佐佐木委員長ヨリ着電』、1940年9月8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77) 『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年報』(昭和十五年度)、上海:上海商工会議所、1941年、第68頁。
(78) 『工銀一部軍票使用方法連合協議会報告』、1940年1月23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繰(上海)』、S15-I-10;另见『第五十六回会議報告』、1940年2月14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繰(上海)』、S15-I-10。
(79) 参见『工銀軍票払問題ニ関スル会議報告送附ノ件』、1940年11月8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80) 『軍票建販売は可能,在華紡堤氏決意を語る』、『上海支部来電』、1940年9月25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81) 『上海仏租界軍票を容認』、『大阪毎日新聞』1940年11月2日。
(82) 『軍当局トノ会談ニ付テ(報告)』、1940年9月24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83) 『佐佐木委員長ヨリ着電』、1940年9月8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84) 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経済の発展』、第237頁。
(85) 『操短拡張問題』、1940年9月20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86) 『佐々木委員長宛発電(全部暗号)』、1940年9月24日、『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87) 『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年報』(昭和十六年度)、上海商工会議所、1942年、第69頁。
(88)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册),1940年10月24日,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369页。
(89) 《伪中央银行进行近况》,1940年7月22日,《中国银行总处关于敌寇与汪伪发行军用票及伪造法币强迫使用情报的通函》,上海档案馆藏,Q54-3-162。
(90) 关于日本军政当局围绕新货币与军票关系之矛盾,参见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91) 特种经济调查处编:《伪中储券之分析》(油印本),无页码。
(92) 『在華紡ノ立場ニ就テ』、据内容可知在1940年10月、『重慶経済封鎖ト軍票経済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Ⅳ-48。
(93) 忆非:《日军票腾涨之观察》,《中报周刊》第29期,1940年。
(94) 柴田善雅『占領地通貨金融政策の展開』、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1999年、第327—328頁;陆伟:《“军配组合”与战时日本在华中的物资统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4期。
(95) 『新支那安定通貨の再建』、『大阪毎日新聞』1940年4月11日。
(96) 『通貨問題(三):新生支那を視る』、『大阪朝日新聞』1940年5月18日。
(97) 此据日本人的推算情况,参见『支那占領地経済の発展』,第514頁。
(98) “五卅运动”之后,内外棉纱厂将“忍耐即是强力”这一信条作为厂训,日后这一条也成为日商纱厂共同的生存哲学。参见元木光之:《内外綿株式会社五十年史》,大阪:内外綿株式会社,1937年,首页插图。
(99) 关于战时日商纱厂对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侵占与掠夺等行径,参见柴田善雅『中国占領地日系企業の活動』,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08年,第162—177頁。
(100) 邱宝鸿:《货币战现阶段与法币对策应有的改变》,《广东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2期,1941年。
(101) 《中国“货币战争”之各面观》,《经济丛报》第2卷第26期,1940年。
(102) 外国為替局『円系通貨価値基準ノ問題』、日本銀行編『今後ニ於ケル中支通貨政策ノ方向私見』、東京:日本銀行、1941年。
(103) 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経済の発展』、第516頁。
(104) 即“中储券”——笔者注。
(105) 宫下忠雄『日本在中国之货币战』、『译丛月刊』第1卷第6期、1941年。
(106) 参见《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联合代电》,1942年3月13日,《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关于本市日本当局宣布军票对“法币”买卖价格均以伪中储券为限后、本市银钱业等二十二个同业公会为市场商情混乱电汪伪政府财政、实业部等机关的反映及其批复》,上海档案馆藏,S173-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