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华中交界地带的货币战
苏皖沦陷区包括皖北、苏北沦陷区,是华中与华北两大沦陷区交界地带。在徐州会战中,华北、华中日军对国民党军进行夹击,该地区因此成为法币、“联银券”与日军军票混合杂用的区域。苏皖沦陷区多种货币混合流通的特点,在各沦陷区中最为明显。因不同货币之间价值并不对等,货币的混杂流通导致货币币值的紊乱。为避免动摇日圆金融体系,1938年5月日本军部通令各部,陇海线以南作战地区内使用军票,1939年4月以后陇海线附近及江苏省徐海地区则使用“联银券”,因“联银券”与军票名义等值,暂时也可使用军票。新黄河以北安徽省内虽然使用军票,但为日商通行便宜,在适宜地点设置军票交换所,允许将军票与“联银券”交换。(70) 不久,根据华北华中日军缔结的通货协定,将新黄河以北安徽省境内作为军票地带,禁止华中沦陷区内法币、“华兴券”及华北“联银券”流通。(71)
通过华北日军情报机关的调查,可以发现江淮地区“联银券”及法币等通货的流通状况。为了“征发”各种物资,尽管日本军政当局极力推动“联银券”在当地的普及,然而“联银券”仅限于各县城内、主要交通线沿线、日军各分驻地附近流通,其他地区则仍为法币流通区域,对此日军“亦无一举可解决的良策”。1940年初,华北物价高涨,苏皖沦陷区亦受波及,日伪当局为了抑制该地区的物价,极力抑制“联银券”的发行。虽然日伪当局采取抑制贷款、吸收存款等手段,“表面取得相当成功,但离所期目的之达成,仍为时尚远”。据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统计,1940年8月末,华北日军推定货币流通额为“联银券”1437.1万元,法币3846.12万元,军票40.11万元,杂币18.5万元,合计5341.83万元。(72)
华北日军另发现,在徐州地区,小额“联银券”纸币需求旺盛,这是因为来自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物资采购所使用的货币仅限于法币或“联银券”的小额纸币,“由此基于铜子儿采购困扰,小额券不足,事实上苏北联银券地区小额券不足之现状时,伴随最近治安的改善,在小麦大麦采购之际很有必要。现在对于小额券甚至附有四分乃至二成的贴水。联银券渗透工作在小额券的补给对策上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在华北日军看来,“联银券”在该区域的渗透“尚未达到满足之域”,而在苏皖沦陷区内与军票混合使用,则导致“联银券”南流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已出现“联银券”与军票在汇兑价值上的差距,“联银券的南流提高至每日数千元,结果不得不在蚌埠、浦口进行联银券交易。因法币全盘崩落,军票100元可兑法币145元、军票100元兑联银券128—133元、联银券100元兑法币160元”,“联银券”、军票、法币三者处于兑换混乱的状态,背后存在中日商人利用货币价值之差,往来于华北与华中沦陷区,从物资倒卖中牟利。商人将赴蚌埠、南京、上海方面采购到的物资“接力式”地运入国统区、边区,此举引起日伪当局的关注,“对此现状不可漠视,应速求对策”。据日军调查,按不同县域,各种货币流通情况如下。
在徐州地区,因旱灾、水灾的发生,小麦杂谷等上市困难,作为单方交易,各地“联银券”反向集中于徐州,各县城及主要城镇等地则法币“泛滥”,日本军政当局认为,对此现象应“急求对策”。
在砀山县,“联银券”以县城、杨州、李庄等地为中心不断向外渗透,在当地的流通额约23万元。当地“联银券”100元可兑法币120元。法币的流通推定额约50万元。
在宿县,从天津、济南、徐州方面流入该县的“联银券”约45万元,从南京上海方面流入的法币则约48万元,向天津、济南、徐州方面流出的“联银券”约4.5万元,向南京上海方面流出法币约10万元。当地军票100圆可兑法币136元,“联银券”100元可对法币105元。因日军经济封锁,来自南方的物资受严格管制,当地商况颇为恶劣。
在睢阳县,法币仍具有强劲的流通力,在县城内与“联银券”等值兑换。
在泗阳县,日伪“联银券”工作难以推进,在县城及“治安圈”内仅约8万元流通,法币势力较强,流通额约70万元。伴随“联银券”的不足,“联银券”流通范围不断受到压缩。
在泗县,当地军票、法币混杂流通。在县东部约36公里青阳镇附近,有中共领导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地方纸币流通。
在淮阴县,法币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强韧性,已形成压迫“联银券”之势,“尤其因与北方徐州方面的交易不畅,经由敌区与南方的交易很活泼,联银券的流通则未有进展”。当地“联银券”对法币基本等值兑换。1939年12月末一度出现“联银券”100元兑军票105元、法币93元的低落状态。
在邳县,因当地旱灾、水灾频发,导致农作物大幅减收,由此必须从徐海地区采购大量粮食。“联银券”在当地的流通额极少,特别是小额券严重不足,一般民众极其穷困。县城内一部分商店所发行的小票,仅限于城内流通,其流通额不过约1万元。因当地“联银券”不足,法币反可在各市场广泛流通。
在宿迁县,法币势力较强,县城内法币广泛流通,与“联银券”近乎等价。因“治安状况不佳”,“联银券”无法在民间普及,民众对于杂货类的采购仅限于法币。
在淮安县,因日军封锁,物资无法南流,“联银券”开始于当地普及。
据华北日军调查,1940年8月末,苏北地区“联银券”的流通额推定为1260万元、法币为3235万元。其中铜山县流通“联银券”500万元,法币113万元;淮阴县流通“联银券”18万元,法币913万元;淮安县流通“联银券”26万元,法币350万元;涟水县流通“联银券”4万元,法币870万元;永城县流通“联银券”45万元,法币1.12万元;在蚌埠附近流通“联银券”50万元,法币400万元,军票35万元,大致可见“联银券”向南方扩张的限界。
“联银券”自华北向华中扩张,主要因华中沦陷区内物资充沛,由此出现南流倾向:
联银券因华北沦陷区内的物资不足,对外价值低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为使联银券在民间广泛使用,尤其是小额纸币的不足,无法阻止南方地区的联银券小额纸币的流出。且因汇兑交易制度的存在,蚌埠市内及商店中不得不秘密交易联银券汇票,其额一个月达四五十万元。如上所述,对于联银券向南方流出问题的处理,还要等待华北及华中间通过成立金融机关才能彻底的解决。(73)
苏皖沦陷区不仅是法币、“联银券”、军票流通的交杂区域,也是“联银券”南流、军票北上,大量法币囤积的中间地带。1942年末,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次年3月,日本军政当局将“苏淮特别区”划归汪伪政权的直辖下,故而日本军政当局认为,“对该地区的通货,应速将联银券与‘中储券’并用,1944年1月1日以后则实行‘中储券’统一”。(74) 1944年10月以后,汪伪政权管辖下的淮海省禁用“联银券”,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成为江淮地区唯一“法定”的通货。迄至战败,“中储券”逐渐取代“联银券”成为日本军政当局在苏皖沦陷区内推行货币战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