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与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

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基本特点,在于日本根据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力制造依附于日币的不同货币体系。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鉴于华中为法币之发祥地,也是英美商业利益集中之所在,日本采取与华北不同的货币战形式,以军票作为经济武器,秘密推展军票工作。(1) 以往学界关于军票史的研究,侧重从宏观层面揭露军票在日本军政当局操控下对华中沦陷区金融体系的侵害,而对“无根”的军票在华中沦陷区内广泛流通的深层原因似未展开充分研究。(2) 推考这一研究现状生成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受到(3) 日本官方编撰资料的一定影响。然而军票工作作为日本军政当局在华推行的重要货币政策,同时又是需要在华日商密切配合的庞大经济工程,我们很难想象军票能够脱离日本在华企业在民间大量流通。1938年10月,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如何动员和利用日本在华企业的经济资源与生产经营体系维持军票价值体系,成为日本军政当局密谋的重要问题。其中,上海日商纱厂实力雄厚、规模庞大,(4) 自然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瞩目。虽然有学者在研究战时上海日商纱厂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其与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存在诸种联系,但由于相关一手资料阙如,未能深入分析其中复杂关系,进而探讨军票工作的本质。(5) 日本大阪大学及大阪棉业会馆所藏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未刊档案资料,揭露了诸多战时日本在华棉纺织业不为人知的活动,对于揭示上海日商纱厂于军票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下文简称“同业会”),系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为应对1925年“五卅运动”中的劳资风暴而成立的行业同盟协会,其本部设于大阪,下辖上海、天津、青岛等支部。同业会的设立,不仅使日商纱厂之间形成一致的对外话语口径,(6) 而且导致其内部生产经营“卡特尔化”。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产业“卡特尔化”的最大特点,在于企业通过协调产量来控制生产率来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7) 军票对于战时上海日商纱厂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哪些影响,纱厂又是如何应对的,又导致了哪些后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也可从同业会档案中去寻觅。

纵观以往学者研究军票工作利用的史料,大致可分两类:一为由原日本政府官员编写的资料,以相马敏夫的《华中通货工作之回顾》为典型;二为由日本军方授意经济学者编写的资料,以清水善俊的《中国事变军票史》为代表。无疑,因为史料编撰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史料中也会出现“选择性书写”的问题。引入代表日商纱厂立场的同业会档案,我们不仅可从企业的视角了解军票工作开展的实态,而且通过三种史料的比较,也可以一窥日本在华棉纺织业与日本政府、军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汪伪“中储券”的大量发行,军票逐渐为日本军政当局所扬弃,军票工作走向了末途。本文着力于分析中日战争前期,也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华中沦陷区内推行军票政策的得失,并以之为范例,思考现代战争中货币战的形态与本质。疏漏之处,尚乞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