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8：不方便法院原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于19世纪首先出现于苏格兰，随后在英格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得到发扬光大。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不承认这一制度。《布鲁塞尔公约》主要根植于大陆法系传统，由此便带来一个问题，当英格兰法院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的相关规定对案件拥有管辖权，此时其可否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拒绝行使管辖权？
［案例名称及来源］
Case C-281/02 Owusu v Jackson［2005］ECR I-1383
［判决要旨］
即使案件不涉及其他成员国的管辖权，或者诉讼与其他成员国没有任何联系，《布鲁塞尔公约》也禁止根据公约第2条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以某一非成员国法院为审理案件更为合适的法院为由而拒绝行使管辖权。
［案件主要事实］
原告Owusu是英国人，并居住于英国。1997年10月10日，在牙买加度假期间，Owusu来到一海滩，在入水时头撞到水中的沙坝，致其四肢瘫痪。事故后，Owusu在英国对Jackson先生提起违约之诉。Jackson也居住于英国，正是他向Owusu出租了在牙买加度假期间所居住的别墅。Owusu主张，由于合同中有条款约定其可以抵达出事地点的私人海滩，因而合同中有一个隐含的条款，即该海滩足够安全或没有潜藏的危险。Owusu随后又在英国对牙买加的几位当事人（海滩的所有人与管理人）提出了侵权之诉。由于事故发生于牙买加，所有证据也几乎都位于牙买加，因而Jackson和侵权之诉的几位被告向英格兰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英格兰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其依据是，案件与牙买加有更密切联系，由牙买加法院审理案件无论是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还是对正义的实现，均更为合适。
［评价］
（一）英格兰法中民事管辖权的自由裁量性格
众所周知，英格兰在民事管辖权领域一直采较为自由放任的风格：如果被告出现于英格兰某法院的属地管辖区域，其即可能被送达传票，如果送达成功，则法院即可据此对其行使管辖权。[109]另一方面，英格兰法院又严格区分文书送达（对法院获得管辖权为必要）与管辖权的行使。因此，法院虽基于文书送达可对案件行使管辖权，但也可能基于各种不同原因而签发诉讼中止令，拒绝行使管辖权。[110]总的来看，与欧洲大陆国家从公法视角看待管辖权不同，英格兰把民事管辖权看成是私法中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以私法中的自愿和义务（“the very private law notions of consent and obligation”）为基础。换句话说，英格兰法把管辖权规则看做是对原被告的指示，告诉他们关于法院管辖权（以传票和当事人的同意为基础）其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111]
大体上，可以对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做以下理解：首先，即使纠纷与英格兰没有任何联系，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将其纠纷提交英格兰法院，英格兰法院基于当事人的同意通常也会受理该案。第二，如果当事人通过有效法院选择协议赋予外国法院以专属管辖权，英格兰法院通常会中止其自身的诉讼，赋予法院选择协议以效力。第三，如果当事人通过有效法院选择协议赋予英格兰法院以专属管辖权，但一方当事人违反承诺在外国法院起诉，则其即构成违约。如果受害人坚持履行法院选择协议，其可以在英格兰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有权在英格兰法院获得金钱救济，如果此种救济效率不高，则法院可以对外国法院诉讼签发禁诉令。第四，根据一般法律规则，当事人在行使法律权利时不得实施侵权行为，也不得以不公平的方式行使其权利。如果当事人在行使其权利如提起诉讼时，对权利相对人采取不公平或压迫的方式，那么其就相当于犯了侵权或违约的错误。因此，如果原告在英格兰法院或外国法院提起压迫性或骚扰性诉讼，则法院通常会通过禁诉令的方式阻止其诉讼。[112]
因此，英格兰法院在民商事领域的管辖权虽也以法律规则为基础，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权利与义务，以及诸如合同、侵权与不道德行为（“unconscionable behaviour”）等概念，这也使得英格兰法院对其是否行使管辖权，可基于各种考虑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也正是基于此种自由放任的风格，使得英格兰有可能从大陆法系传统的苏格兰引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了促进对当事人的正义，以确保案件在最合适的法院审理，如果存在对审理案件更为合适的外国法院，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则，英格兰法院可以中止本国诉讼，由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审理案件。
但另一方面，根植于大陆法系传统的《布鲁塞尔公约》在排除各成员国过剩管辖依据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的管辖权规则，除了其明确规定的若干例外（如公约第17条的协议管辖等），禁止成员国法院基于裁量中止诉讼或拒绝管辖。
事实上，在行使管辖权的问题上赋予法院以裁量权，既有优点亦有缺点。优点在于，英格兰法院只有在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为英格兰是合适法院地的情况下，才会行使管辖权，而其缺点则在于降低了当事人对管辖权的可预见性，而且会使当事人在诉讼受理阶段花费大量时间与金钱。反过来，在行使管辖权方面拒绝自由裁量权虽可以提高管辖权的可预见性，但却容易导致如下问题，即尽管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不是合适法院但仍不能拒绝管辖，从而导致审理案件时间过长，费用过高。[113]
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于1978年加入《布鲁塞尔公约》时，不方便法院原则与《布鲁塞尔公约》的整合便成为一个问题，在当时作成的《关于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加入〈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以及〈欧洲法院解释协议〉的报告》（以下简称“施罗瑟报告”）曾经指出：“原告必须能够确信哪一法院具有管辖权。原告不能花费时间和金钱来承担以下风险，即相关法院认为自己（在审理案件方面）比其他法院权限更小”，“在《布鲁塞尔公约》体系下，成员国不仅有根据第二章规定行使管辖权的权利，而且也有行使管辖权的义务”。[114]因此，尽管围绕裁量权的是非有各种不同观点，但在遇到适用《布鲁塞尔公约》的案件时，英格兰法院还是被禁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布鲁塞尔公约》的目标是在成员国之间分配管辖权，其以被告住所地为主要分配依据，同时搭配以特殊管辖依据。各成员国的传统管辖规则只能适用于《布鲁塞尔公约》管辖范围之外的案件，因而当成员国法院意图适用本国管辖权规则时原则上要求被告的住所不得位于任一成员国境内。[115]
因此，英格兰法院能否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关键是《布鲁塞尔公约》的适用范围如何。施罗瑟报告并没有确定《布鲁塞尔公约》的适用范围。英格兰制定法对此问题也没有明确规定，其1982年《民事管辖权与判决法案》（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Act）第49条仅仅规定，在不违反《布鲁塞尔公约》的情况下，可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
（二）Harrods案
在英格兰法的语境中，Owusu v Jackson案涉及的是一个所谓“Harrods”问题，即如果被告的住所位于英格兰，英格兰法院根据《布鲁塞尔公约》有管辖权，但案件与其他成员国没有任何关系，与此同时，审理案件更为合适的法院位于非成员国，此时英格兰法院可否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由非成员国法院审理该案？
英格兰法院最初认为前述场合属于《布鲁塞尔公约》的适用范围，因而不能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但在Harrods案[116]中，英格兰法院尝试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认为此种场合不属于公约适用范围，英格兰法院可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进行裁量以拒绝行使管辖权。
在Harrods案中，由于被告在英格兰有登记事务所，因而其住所被视为位于英格兰，根据《布鲁塞尔公约》，英格兰法院拥有管辖权。但被告仅在阿根廷从事营业活动，其中心营业地在阿根廷，因而英格兰控诉院认为，鉴于阿根廷是更合适的法院地，英格兰法院应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控诉院认为，既然《布鲁塞尔公约》仅在成员国之间确定管辖权，因而有必要区分合适的法院地位于成员国和不位于成员国两种情形，对于后一种情形，英格兰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是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当英格兰法院中止诉讼时，其没有作出需要在其他成员国承认与执行的判决，因而没有违反《布鲁塞尔公约》制定简易程序以加速成员国间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目标。该案被上诉至贵族院，贵族院请求欧洲法院作出先行判决，但当事人在欧洲法院作出裁判之前即达成和解。
虽然欧洲法院没有机会就前述“Harrods”问题发表意见令人遗憾，但学术界还是围绕“Harrods”问题中英格兰法院是否应该拥有裁量权进行了充分的辩论。一部分学者反对英格兰法院在前述情况下有裁量权，其主要有如下几项理由：[117]
第一，既然其他成员国不能行使裁量权，那么如果允许英格兰法院行使裁量权，则必然会损害布鲁塞尔管辖权规则在成员国间的统一适用；
第二，如果以与共同市场的联系密切程度为基准来判断是否中止诉讼，则必然会在具体操作中遭遇很多困难与不安定性，相应地损害对共同市场的信赖；
第三，《布鲁塞尔条例》序言第11段指出，管辖权规则应具有高度可预测性，并应以原告就被告为主要原则，除了少数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该管辖原则应尽可能得到满足，而且为了保证统一管辖权规则的透明度和避免管辖权冲突，应赋予法人住所以自治定义。从这段话来看，其含有否定裁量的意味。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前述情况下，英格兰法院应有裁量权。其主要理由如下：[118]
第一，布鲁塞尔体系在承认各成员国的传统管辖规则作为管辖依据的同时，亦排除了其中的所谓过剩管辖，从而在欧洲司法区域范围内严格地确定了管辖依据，在这一套管辖权体系下有一假设前提，即根据该规则体系拥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合适的法院。但在住所管辖特别是法定住所管辖的情况下，前述合适法院的假设不一定成立。在《布鲁塞尔公约》中，法人住所由各成员国根据其冲突规则确定，在Harrods案中，尽管被告只在阿根廷进行营业活动，且其中心营业地在阿根廷，但因为其在英格兰有登记事务所（registered office），因而其住所被认定位于英格兰。《布鲁塞尔条例》采取与《布鲁塞尔公约》不同的做法，根据其为法人住所所规定的自治定义，法人住所是指公司章程指定的住所（statutory seat）、管理中心地（central administration）或者主要营业地（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119]但这一定义也并不是十分严谨，因为其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法人在多个国家有住所的情形；
第二，如果不允许在成员国有住所的被告申请中止诉讼，则作为挑选法院的受害人，其将被置于比在成员国没有住所的被告更加不利的地位；
第三，根据《布鲁塞尔公约》序言及其提及的《欧共体条约》（EC条约）第220条（新版EC条约，即欧盟条约与尼斯条约的统和版，第293条）的规定，公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判决在成员国间的承认与执行，管辖权的统一只是次要目的；
第四，对于在成员国没有住所的被告来说，各成员国将要适用各自的传统管辖规则，包括其中的过剩管辖依据，但即使在此种场合，一旦成员国法院作出判决，其也将根据布鲁塞尔体系中的简易程序进行承认与执行，这一点未必能为非成员国所接受。除此之外，假设根据布鲁塞尔体系成员国法院有管辖权，在某一非成员国法院为更合适法院的情况下不允许中止诉讼，这可能就更不能为非成员国接受了；
第五，考虑到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可能签订有双边条约的情况，如果将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亦纳入到布鲁塞尔体系中来，其不仅对成员国之间的司法合作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损害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管辖权协调。增强管辖权行使的可预测性，对于成员国之间的司法合作而言确实很重要，但超出这一范围便毫无意义。英格兰法院将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于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虽会降低管辖权行使的预测可能性，但对成员国之间的司法安全却毫无影响；
第六，布鲁塞尔体系协调管辖权问题，但并不统一成员国的程序法，只要不损害布鲁塞尔体系的实效性，程序问题由各成员国决定。不方便法院原则即可以被视为成员国国内法中的程序问题；
第七，在非成员国很明显是合适法院的情况下，即使允许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鉴于布鲁塞尔体系下假设有管辖权的法院为合适法院的前提的存在，非成员国法院要想满足作为明显更合适法院的相关要件，也必须要存在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此一来，布鲁塞尔体系的运转便兼具柔软性与安定性的双重特点。而且，在非成员国法院满足作为明显更合适法院的要件的情况下，被告在成员国拥有财产的可能性便很小，原告失去通过布鲁塞尔体系获得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机会的担忧也会变小。反过来说，如果判决在成员国内承认与执行的价值较大的话，则法院在裁量时自然就会朝拒绝中止诉讼的方向努力。
（三）欧洲法院对Owusu v Jackson案的裁判
在Owusu v Jackson案中，前述“Harrods”问题再度被提起，不过这次欧洲法院抓住了回答Harrods问题的机会。
在欧洲法院作出判决之前，Léger法务官首先提出如下观点：英格兰法院通过自由裁量拒绝行使管辖权违反了《布鲁塞尔公约》。本案的关键是，除了被告的住所在英格兰之外，案件与成员国再没有任何联系，在此前提下，在牙买加为明显更合适法院的情况下，英格兰法院可否对其是否行使管权进行自由裁量？Léger指出，判断纠纷是否与其他成员国有关联性其实非常困难。而且，纠纷与其他成员国需要何种程度的联系方才为好，也是问题。另外，判断纠纷与其他成员国的联系的时间点是什么？是纠纷发生的时间，是诉状送达的时间，还是法院受理案件的时间？此外，不方便法院原则即使是程序法上的问题，由于其适用会损害公约的实效，也不能说其仅仅是一个国内法的问题。还有，中止诉讼后，原告需要到外国法院重新提起诉讼，浪费时间和金钱，因而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亦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规定的公平审判权原则。[120]
对前述问题，欧洲法院作出了与Léger法务官基本一致的回答。欧洲法院认为，住所在英格兰的当事人在英格兰被诉，由于《布鲁塞尔公约》第2条具有强制性，因而英格兰法院必须得对此案行使管辖权，英格兰法院不得以某一外国法院审理案件更为合适为由而裁量其自身是否接受管辖权。
欧洲法院作出以上裁判主要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第一，欧洲法院运用文义解释法，将公约第2条在性质上解读为强制性规定，认为除了公约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该第2条所确立的管辖权规则不得被随意排除。[121]事实上，欧洲法院曾在多个案件的审理中强调布鲁塞尔体系的强制性。如欧洲法院就曾在Gasser v MISAT案和Turner v Grovit案中指出，各成员国在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方面的相互信任，使得在共同体范围内得以创建一套强制性的管辖权制度。[122]欧洲法院还强调，尽管在1978年10月，英国、爱尔兰以及丹麦加入公约时曾经讨论过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问题，但对于布鲁塞尔体系不得提供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基础的例外这一局面并没有被改变。[123]
第二，欧洲法院认为，在成员国法院根据公约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则对作为《布鲁塞尔公约》目标之一的法律确定性原则的尊重即得不到保障。法律确定性原则特别要求，在对那些可以排除公约第2条适用的管辖权规则进行解释时，一定要确保一个在正常情况下消息足够灵通的被告能够合理地预见到，除了其住所地国法院之外，其还可能在其他哪些国家法院被起诉。由于不方便法院原则赋予受理案件的法院在决定外国法院审理案件是否更为合适方面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而适用该原则必然会损害公约特别是其中第2条所确立的管辖权规则的可预见性，因而也必然会损害作为公约基础的法律确定性原则。[124]
第三，《布鲁塞尔公约》在其序言中亦曾指出，公约创建统一管辖权规则确保以确定的方式在成员国法院之间分配管辖权的终极目的，在于借此加强对居住于共同体内的居民的法律保护。而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显然会对这一目标构成损害。首先，对于在其住所地法院可以更好地进行辩护的被告而言，如果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其将不能很好地预测其可能在其住所地之外的哪个法院被起诉；其次，在外国法院被提出是审理案件更合适法院的情况下，原告也需要承担反证责任。[125]
第四，考虑到不方便法院原则只在有限的几个成员国获得承认，而公约的目的则是精确地确定统一的管辖权规则以排除成员国国内规则的适用，因而，在布鲁塞尔体系下允许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亦将影响布鲁塞尔体系确立的管辖权规则的统一适用。[126]
此外，如果英格兰法院不能中止诉讼，则两个诉讼很可能会合并，在证据收集等方面会比较困难，牙买加的几位被告在应诉方面的负担也会较重，欧洲法院对此也予以认可，但同时认为第2条住所地管辖的非裁量性质并不会就此改变。[127]
（四）若干思考
对欧洲法院的判决，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支持者认为，欧洲法院以文义解释为基础，作出以上判决是可以想象的。反对者则认为，鉴于条约对不方便法院原则没有规定，因而在文义上，其既没有承认该原则，也没有排斥该原则。但也有学者认为，前述两种观点都不妥当，Owusu v Jackson案涉及的问题的本质是，在承认布鲁塞尔体系拒绝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布鲁塞尔体系的适用范围，[128]具体而言，就是前述Harrods案和Owusu v Jackson案所共同涉及的“Harrods”问题是否属于布鲁塞尔体系的适用范围。如果回答是，则不方便法院原则即不得适用，如果回答否，则作为英格兰的传统管辖规则，即可以适用。
欧洲法院的理由并非无懈可击。欧洲法院的理由之一是，如果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被告会很难合理地预测将在哪一法院地应诉，这对被告的利益保护很不利。这一理由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不方便法院原则只有在被告申请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在被告主动申请的情况下，其抗议对在何地应诉的预见性降低的可能性就不会很大。还有，《布鲁塞尔公约》还规定了被告住所地之外的其他管辖依据，被告并不拥有必须要在其住所地应诉的权利，鉴于只有原告才有权选择在何地起诉，因而即使是预测，被告也只有预见很可能会在案件事实发生地（如侵权案件中的侵权行为地）应诉才会更加靠谱。[129]
对原告利益的保护也是欧洲法院的理由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在布鲁塞尔体系下，不论原告在成员国是否有住所或具有成员国国籍，其都可以援用《布鲁塞尔公约》的管辖权规则提起诉讼，因此，作为共同体而言，其所保护的对象已经相当广泛。甚至与对布鲁塞尔体系的通常理解不同，有学者认为布鲁塞尔体系保护的更多地不是被告，而是原告的利益。[130]
结合Owusu v Jackson案的案情来看，如果针对对Jackson先生的违约之诉不能中止的话，那么英格兰法院将面临两个选择，或者将对几位共同被告的侵权之诉与违约之诉合并，或者限于对几位共同被告的侵权之诉拒绝行使管辖权。如果选择前者，对于与英格兰没有任何关系的共同被告来说，应诉的负担将会很重，而且英格兰法院针对共同被告作出的判决也有可能不能在牙买加获得承认与执行。如果选择后者，Jackson先生将不得不在牙买加提起诉讼，从而可能产生矛盾判决。因此，对本案而言，英格兰法院中止诉讼，从而使得对所有被告的请求都在牙买加进行诉讼，应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欧洲法院虽也认为，不承认不方便法院原则会对本案的处理产生不协调的情况，但对此种情况不会影响第2条的非裁量性格又没有提供实质性的理由，这一点似乎不妥。
【注释】
[1]欧洲法院在Zelger v Salitri案中对此也予以确认。
[2]［日］長田真里「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1号に基づく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46頁。
[3]Case C-12/76 Tessili v Dunlop［1976］ECR 1473，paragraph 11.
[4]Case C-12/76 Tessili v Dunlop［1976］ECR 1473，paragraph 13.义务履行地作为国际裁判管辖依据的根据还有，债务者即使在债务履行地被提起诉讼也在其预测范围内，加之在履行地根据判决实现给付也与债务的本旨相符。另外，从证据收集的角度看，履行地法院也是审理是否存在债务不履行的情况以及损害程度的最合适法院。参见［日］芳贺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0-61頁。
[5]Case C-12/76 Tessili v Dunlop［1976］ECR 1473，paragraph 14.
[6]Justin Newton，The Uniform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ussels and Lugano Conventions，Hart Publishing，2002，pp.124-125.
[7]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第1款的原文如下：“Für Streitigkeiten aus einem Vertragsverhältnis und über dessen Bestehen ist das Gericht des Ortes zuständig，an dem die streitige Verpflichtung zu erfüllen ist.”
[8]如拜仁（Bayern）、萨克森（Sachsen）和普鲁士（Preussen）采取送交债务原则，而巴登（Baden）则采取往取债务原则。
[9]Justin Newton，The Uniform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ussels and Lugano Conventions，Hart Publishing，2002，pp.127-128.
[10]比利时于1876年制定的《1876年3月25日法（loi du 25 mars 1876）》接替了先前的《民事诉讼法典》。《1876年3月25日法》分别于第42条和第52条第3款就国内合同案件和涉外合同案件的管辖权作了规定，其中第52条第3款后又被比利时现行的《司法法典》（Code judiciaire）全盘采纳。参见Justin Newton，The Uniform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ussels and Lugano Conventions，Hart Publishing，2002，p.129.
[11]Justin Newton，The Uniform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ussels and Lugano Conventions，Hart Publishing，2002，pp.129-130.
[12]Justin Newton，The Uniform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ussels and Lugano Conventions，Hart Publishing，2002，p.128.
[13]［日］長田真里「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1号に基づく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47頁。
[14]［日］芳賀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0-61頁。
[15]［日］芳賀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1-62頁。
[16]［日］長田真里「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1号に基づく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47頁以下。
[17]［日］芳賀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2頁。
[18]［日］芳賀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2-63頁。在日本，通说也认为，“履行地”应是一个只能根据国际民事诉讼法进行判断的管辖法上的概念。此外，日本通说还认为，履行地管辖只能限于当事人对履行地达成合意或根据合同可以明确确定履行地的场合。所以做此种限制，乃因为，第一，根据准据法确定履行地，则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事前都不知道履行地位于何处；第二，根据准据法确定履行地，通常会把准据法国国内的消费者保护等政策纳入到管辖权确定中，从管辖法上的公平公正与迅速等理念看来并不合适；第三，实体法上的理念与诉讼法上的理念并不相同，将管辖权建立在实体法（作为准据法）意义上的履行地之上实不合适，而且在进入案件审理之前实体法先行亦不妥当，因为在确定了准据法并进而确定了履行地之后，如果法院没有管辖权，则会违反诉讼经济原则。［日］畏田真里「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1号に基づく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49-50頁。
[19]Case C-288/92 Custom Made v Stawa Metallbau［1994］ECR I-2913.
[20]Case C-440/97 Concorde v Panjan［1999］ECR I-6307.
[21]Case C-125/92 Mulox v Geels［1993］ECR I-4057，paragraph 16.
[22]Case C-125/92 Mulox v Geels［1993］ECR I-4057，paragraph 20.
[23]在1989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布鲁塞尔公约》的协定第4条中，欧洲法院关于雇佣合同的特别判例法规则被加入第5条第1款中。
[24]Case C-440/97 Concorde v Panjan［1999］ECR I-6307，paragraph 18.
[25]Case C-440/97 Concorde v Panjan［1999］ECR I-6307，paragraph 19.
[26]Case C-440/97 Concorde v Panjan［1999］ECR I-6307，paragraph 15.
[27]Case C-440/97 Concorde v Panjan［1999］ECR I-6307，paragraphs 23-27.
[28]Case C-440/97 Concorde v Panjan［1999］ECR I-6307，paragraphs 29.
[29]Case C-440/97 Concorde v Panjan［1999］ECR I-6307，paragraphs 30.
[30]Case C-440/97 Concorde v Panjan［1999］ECR I-6307，paragraphs 31.
[31]［日］芳賀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3頁。
[32]［日］芳賀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7頁。
[33]［日］芳賀雅顯「羲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8頁。
[34]［日］芳賀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3頁。
[35]［日］芳賀雅顯「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63頁，68頁。
[36]［日］長田真里「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1号に基づく義務履行地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48-49頁。
[37]Stéphanie Francq，Eduardo Alvarez Armas ＆ Marie Dechamps，L'actualité de L'article 5.1 du Règlement ruxelles I：Evaluation des Premiers Arrêts Interprétatifs portant sur la Dispisition relative à la Compétence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en Matière Contractuelle，CeDIE Working Paper，N° 2011/02，http://www.uclouvain.be/cedie，p.11.
[38]Opinion of the Advocate General Bot，delivered on 15 February 2007，C-386/05，Color Drack v Lexx，paragraph 101.
[39]Opinion of the Advocate General Bot，delivered on 15 February 2007，C-386/05，Color Drack v Lexx，paragraphs 128-129.
[40]Case C-386/05 Color Drack v Lexx［2007］ECR I-03699，paragraphs 17-22.
[41]Case C-386/05 Color Drack v Lexx［2007］ECR I-03699，paragraphs 32-35.(https://www.daowen.com)
[42]Case C-386/05 Color Drack v Lexx［2007］ECR I-03699，paragraphs 37-39.
[43]Case C-386/05 Color Drack v Lexx［2007］ECR I-03699，paragraph 40.
[44]Case C-386/05 Color Drack v Lexx［2007］ECR I-03699，paragraph 42.
[45]在Color Drack案的审理中，欧洲法院与Bot法务官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提供了确定“履行地”的具体标准，而后者则没有提供此种标准，而将这一问题交由成员国法律解决。二者的相同之处则是，都认为在不能确定特定的履行地法院行使管辖权时，由原告选择在哪一履行地法院起诉。
[46]Case C-386/05 Color Drack v Lexx［2007］ECR I-03699，paragraph 16.
[47]Stéphanie Francq，Eduardo Alvarez Armas ＆ Marie Dechamps，L'actualité de L'article 5.1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Evaluation des Premiers Arrêts Interprétatifs portant sur la Dispisition relative à la Compétence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en Matière Contractuelle，CeDIE Working Paper，N° 2011/02，http://www.uclouvain.be/cedie，p.12.
[48]Stéphanie Francq，Eduardo Alvarez Armas ＆ Marie Dechamps，L'actualité de L'article 5.1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Evaluation des Premiers Arrêts Interprétatifs portant sur la Dispisition relative à la Compétence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en Matière Contractuelle，CeDIE Working Paper，N° 2011/02，http://www.uclouvain.be/cedie，p.12.
[49]Case C-204/08 Peter Rehder v Air Baltic［2009］ECR I-6073，paragraphs 36-37.
[50]Case C-204/08 Peter Rehder v Air Baltic［2009］ECR I-6073，paragraph 38.
[51]Case C-204/08 Peter Rehder v Air Baltic［2009］ECR I-6073，paragraphs 40-41.
[52]Case C-204/08 Peter Rehder v Air Baltic［2009］ECR I-6073，paragraph 42.
[53]Case C-204/08 Peter Rehder v Air Baltic［2009］ECR I-6073，paragraphs 43-44.
[54]Case C-204/08 Peter Rehder v Air Baltic［2009］ECR I-6073，paragraph 39.
[55]Stéphanie Francq，Eduardo Alvarez Armas ＆ Marie Dechamps，L'actualité de L'article 5.1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Evaluation des Premiers Arrêts Interprétatifs portant sur la Dispisition relative à la Compétence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en Matière Contractuelle，CeDIE Working Paper，N° 2011/02，http://www.uclouvain.be/cedie，pp.13-14.
[56]Stéphanie Francq，Eduardo Alvarez Armas ＆ Marie Dechamps，L'actualité de L'article 5.1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Evaluation des Premiers Arrêts Interprétatifs portant sur la Dispisition relative à la Compétence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en Matière Contractuelle，CeDIE Working Paper，N° 2011/02，ttp://www.uclouvain.be/cedie，p.14.
[57]Stéphanie Francq，Eduardo Alvarez Armas ＆ Marie Dechamps，L'actualité de L'article 5.1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Evaluation des Premiers Arrêts Interprétatifs portant sur la Dispisition relative à la Compétence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en Matière Contractuelle，CeDIE Working Paper，N° 2011/02，http://www.uclouvain.be/cedie，p.14.
[58]Case C-19/09 Wood Floor Solutions Andreas Domberger v Silva［2010］ECR I-2121，paragraphs 25-29
[59]Case C-19/09 Wood Floor Solutions Andreas Domberger v Silva［2010］ECR I-2121，paragraphs 31-33.
[60]Case C-19/09 Wood Floor Solutions Andreas Domberger v Silva［2010］ECR I-2121，paragraphs 34-36.
[61]Case C-19/09 Wood Floor Solutions Andreas Domberger v Silva［2010］ECR I-2121，paragraphs 37-40.
[62]Case C-19/09 Wood Floor Solutions Andreas Domberger v Silva［2010］ECR I-2121，paragraphs 41-42.
[63]Stéphanie Francq，Eduardo Alvarez Armas ＆ Marie Dechamps，L'actualité de L'article 5.1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Evaluation des Premiers Arrêts Interprétatifs portant sur la Dispisition relative à la Compétence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en Matière Contractuelle，CeDIE Working Paper，N° 2011/02，http://www.uclouvain.be/cedie，p.16.
[64]Case C-21/76 Bier v Mines de potasse d'Alsace［1976］ECR 1735，paragraph 11.
[65]Case C-21/76 Bier v Mines de potasse d'Alsace［1976］ECR 1735，paragraphs 14-19.
[66]Case C-21/76 Bier v Mines de potasse d'Alsace［1976］ECR 1735，paragraphs 20-22.
[67]［日］木川裕一郎「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3号による不法行為地の国際裁判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隙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88頁。
[68]［日］木川裕一郎「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3号による不法行為地の国際裁判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88頁。
[69]［日］木川裕一郎「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3号による不法行為地の国際裁判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88頁。
[70]［日］木川裕一郎「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3号による不法行為地の国際裁判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隙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90-91頁。
[71]［日］木川裕一郎「ブリユツセル条約5条3号による不法行為地の国際裁判管轄」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90-91頁。
[72]Peter Stone，E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Harmonization of Law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6，pp.91-92.
[73]Peter Stone，E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Harmonization of Law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6，p.92.
[74]本案中的所谓商事确认书，是指对当事人通过口头形式达成的合同内容进行再确认的一种文书。参见［日］越山和広「商人間での契約内容確認書に基づくブリユツセル条約17条1項2文にいう管轄の合意の成否について」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135頁。
[75]Case C-106/95 MSG v Les Gravières Rhénanes［1997］ECR I-911，paragraphs 15-17.
[76]Case C-106/95 MSG v Les Gravières Rhénanes［1997］ECR I-911，paragraphs 18-20.
[77]Case C-106/95 MSG v Les Gravières Rhénanes［1997］ECR I-911，paragraphs 21-24.
[78]Case C-106/95 MSG v Les Gravières Rhénanes［1997］ECR I-911，paragraphs 27-34.
[79]［日］越山和広「商人間での契約内容碓認害に基づくブリユツセル条約17条1項2文にいう管轄の合意の成否について」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134頁。
[80]Case C-25/76 Segoura v Bonakdarian［1976］ECR 1851，paragraph 8.
[81]Patrick Wautelet，Case C-106/95.Mainschiffahrts-Genossenschaft eG（MSG）v Les Gravieres Rhenanes SARL，3 Colum.J.Eur.L.465，466（1997/98）.
[82]在欧洲法院审理MSG案的过程中，MSG和德国政府提出了这一问题。
[83]此种惯例在欧洲是否存在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在德国法中，如果一个商人对确认书不作出回应，则就要受其约束。但这一做法并非流行于所有成员国。参见Patrick Wautelet，Case C-106/95.Mainschiffahrts-Genossenschaft eG（MSG）v Les Gravieres Rhenanes SARL，3 Colum.J.Eur.L.465，467（1997/98）.
[84]Patrick Wautelet，Case C-106/95.Mainschiffahrts-Genossenschaft eG（MSG）v Les Gravieres Rhenanes SARL，3 Colum.J.Eur.L.465，467（1997/98）.
[85]参见［日］越山和広「商人間での契約内容碓認書に基づくブリユツセル条約17条1項2文にいう管轄の合意の成否について」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135頁；另参见Patrick Wautelet，Case C-106/95.Mainschiffahrts-Genossenschaft eG（MSG）v Les Gravieres Rhenanes SARL，3 Colum.J.Eur.L.465，467（1997/98）.
[86]Patrick Wautelet，Case C-106/95.Mainschiffahrts-Genossenschaft eG（MSG）v Les Gravieres Rhenanes SARL，3 Colum.J.Eur.L.465，468（1997/98）.
[87]参见［日］越山和広「商人間での契約内容確認書に基づくブリユツセル条約17条1項2文にいう管轄の合意の成否について」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136頁。
[88]Patrick Wautelet，CaseC-106/95.Mainschiffahrts-Genossenschaft eG（MSG）v Les Gravieres Rhenanes SARL，3 Colum.J.Eur.L.465，471（1997/98）.
[89]Peter Stone，E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Harmonization of Law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6，pp.84-85.
[90]Patrick Wautelet，Case C-106/95.Mainschiffahrts-Genossenschaft eG（MSG）v Les Gravieres Rhenanes SARL，3 Colum.J.Eur.L.465，471（1997/98）.
[91]参见［日］越山和広「商人間での契約内容碓認害に基づくブリユツセル条約17条1項2文にいう管轄の合意の成否について」石川明=石渡哲編「EUの国際民事訴訟法判例」（信山社，2005）136頁。
[92]Patrick Wautelet，Case C-106/95.Mainschiffahrts-Genossenschaft eG（MSG）v Les Gravieres Rhenanes SARL，3 Colum.J.Eur.L.465，472（1997/98）.
[93]Case C-106/95 MSG v Les Gravières Rhénanes［1997］ECR I-911，paragraphs 29.
[94]Case C-144/10 BVG v JP Morgan Chase Bank［2011］ECR I-3961，paragraph 27.
[95]Case C-372/07 Hassett and Doherty［2008］ECR I-7403，paragraphs 18-19.
[96]Case C-144/10 BVG v JP Morgan Chase Bank［2011］ECR I-3961，paragraph 30.
[97]Case C-144/10 BVG v JP Morgan Chase Bank［2011］ECR I-3961，paragraphs 32-33.
[98]. Case C-144/10 BVG v JP Morgan Chase Bank［2011］ECR I-3961，paragraphs 37.
[99]Case C-372/07 Hassett and Doherty［2008］ECR I-7403，paragraph 21.
[100]Case C-144/10 BVG v JP Morgan Chase Bank［2011］ECR I-3961，paragraphs 39.
[101]这一点也为杰纳德报告所确认。参见P.Jenard，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OJ 1979 C 59/35，5 march 1979.
[102]Case C-144/10 BVG v JP Morgan Chase Bank［2011］ECR I-3961，paragraphs 40.
[103]P.Jenard，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OJ 1979 C 59/1，5 march 1979，p.35.
[104]Case C-144/10 BVG v JP Morgan Chase Bank［2011］ECR I-3961，paragraphs 44.
[105]Grégory Minne， Arrêt BVG： la 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 Précise la Portée de l'article 22 point 2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 sur la Compétence en Matière de Sociétés et de Personnes Morales， ALJB - Bulletin Droit et Banque N° 49 - Mai 2012， p. 45.
[106]Grégory Minne，Arrêt BVG：la 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 Précise la Portée de l'article 22 point 2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 sur la Compétence en Matière de Sociétés et de Personnes Morales，ALJB-Bulletin Droit et Banque N°49-Mai 2012，p.45.
[107]Grégory Minne，Arrêt BVG：la 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 Précise la Portée de l'article 22 point 2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 sur la Compétence en Matière de Sociétés et de Personnes Morales，ALJB-Bulletin Droit et Banque N°49-Mai 2012，p.45.
[108]Grégory Minne， Arrêt BVG： la 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 Précise la Portée de l'article 22 point 2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 sur la Compétence en Matière de Sociétés et de Personnes Morales， ALJB - BulletinDroit et Banque N° 49 - Mai 2012， p. 46.
[109]Adrian Briggs，The Impact of Recent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n English Procedural Law and Practice，http://www.ssrn.com/link/oxford-legal-studies.html，p.3.英格兰管辖权以送达规则为基础，其理论依据是：任何选择到达法院管辖区域的人，都有义务被法院传唤至法院，任何人也有权利申请发出此种传票，至于被告的国籍、居所、住所等概所不问，其在法院是否拥有财产也不重要。
[110]Anthony Clarke，The Differing Approach to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Courts of England ＆ Wales I，Amicus Curiae，2006，Issue 65，p.2.
[111]Adrian Briggs，The Impact of Recent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n English Procedural Law and Practice，http://www.ssm.com/link/oxford-legal-studies.html，pp.10-11.
[112]Adrian Briggs，The Impact of Recent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n English Procedural Law and Practice，http://www.ssrn.com/link/oxford-legal-studies.html，pp.5-6.
[113]［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三八六-三八七页。
[114]P.Schlosser，Report o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Ire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nd to the Protocol on its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rt of Justice，OJ C59/97，9 October 1978.
[115]［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三八七页。
[116]Re Harrods（Buenos Aires）Ltd.［1992］Ch 72（CA）.
[117]［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三八九页。
[118]［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规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三九零-三九二页。
[119]参见《布鲁塞尔条例》第60条。
[120]Opinion of the Advocate General Léger， delivered on 14 December 2004， C-281/02， Owusu v Jackson，paragraphs 164， 260-261， 270
[121]《布鲁塞尔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在服从本公约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不管其国籍为何，居住于缔约国的当事人应在该国被诉。”其英文原文为：“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persons domicil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shall，whatever their nationality，be sued in the courts of that State.”
[122]Case C-116/02 Gasser v MISAT［2003］ECR I-14693， paragraph 72， and Case C-159/02 Turner v Grovit ［2004］ECR I-3565， paragraph 24
[123]Case C-281/02 Owusu v Jackson［2005］ECR I-1383，paragraph 37.
[124]Case C-281/02 Owusu v Jackson［2005］ECR I-1383，paragraph 38，40，41.
[125]Case C-281/02 Owusu v Jackson［2005］ECR I-1383，paragraph 39，42.
[126]Case C-281/02 Owusu v Jackson［2005］ECR I-1383，paragraph 43.
[127]Case C-281/02 Owusu v Jackson［2005］ECR I-1383，paragraphs 44-45.
[128]［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三九四页。
[129]［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三九四页。
[130]［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三九四页，注释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