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2：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禁诉令
英美法系国家运用禁诉令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实体利益有着悠久的传统。就仲裁协议而言，此种实体利益主要体现在，当事人基于效率的考虑，决定不启动公约或条例下的司法管辖权，而将所有争议均通过仲裁方式解决。[41]在英格兰，通过禁诉令阻止当事人赴外国法院起诉以维护仲裁协议效力的实践，最早可追溯至1911年。[42]但晚近欧洲法院先后通过Gasser v MISAT案和Turner v Grovit案，对英格兰法院签发禁诉令的权限做了极大约束。根据这两个案件，对于无论是违反专属管辖权协议还是基于恶意而在其他成员国法院提起的诉讼，英格兰法院均不得签发禁诉令。问题是，英格兰法院可否签发禁诉令以支持仲裁协议呢？虽然仲裁事项已为条例第1条第2款（d）项明确排除于其适用范围之外，但考虑到欧洲法院在Gasser v MISAT案和Turner v Grovit案中的立场，在一方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而在其他成员国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欧洲法院对英格兰法院签发禁诉令究竟持何种立场，似乎仍有令人想象的巨大空间。Allianz v West Tankers案将这一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案例名称及来源］
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
［判决要旨］
成员国法院以相关诉讼违反仲裁协议为由，签发禁令以阻止当事人在其他成员国法院提起诉讼或继续此种诉讼的做法，与条例不符。
［案件主要事实］
本案一方当事人为West Tankers公司，其是Front Comor号轮船的船东，另一方当事人为该轮船的租船人Erg。2000年8月，Front Comor号轮船在意大利锡拉库萨市与Erg所拥有的码头相撞，导致后者承受了码头修理费用、修理期间不能使用码头的损失以及滞期费等损失。West Tankers和Erg之间的租船合同约定适用英格兰法律，并约定由租船合同所引起的一切争议均在伦敦通过仲裁解决。Erg通过保险公司获得了一部分补偿，对于超出保险部分的损失，其在伦敦申请仲裁以获得损害赔偿。在案件上诉至上议院时，仲裁的答辩程序已基本完毕。
2003年7月，Erg的两家保险公司Allianz和Generali（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在意大利锡拉库萨就其赔付Erg的损失针对West Tankers提起损害赔偿之诉。鉴于保险公司系基于代为求偿权（right of subrogation）对其提起诉讼，West Tankers遂在英格兰针对保险人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保险人受仲裁协议的约束，并请求法院签发禁诉令，以阻止保险公司在意大利诉讼中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初审中，Colman法官支持了West Tankers的主张，并签发了禁诉令，但对于该案中签发禁诉令是否与《布鲁塞尔条例》相违背，该法官认为应直接向上议院上诉。上议院受理案件后，将该问题提交至欧洲法院。
［研究］
（一）英国上议院的裁判
对于英格兰法院可否签发禁诉令以支持仲裁协议的问题，在决定向欧洲法院提交先行问题的裁判中，英国上议院明确说出了其想要的答案，那就是“yes”。
英国上议院的裁判理由由霍夫曼法官陈述。霍夫曼法官首先指出，欧洲法院在Gasser v MISAT案和Turner v Grovit案中的推理不适用于仲裁。在上述两案中，欧洲法院均指出，“条例提供了一整套在成员国之间分配管辖权的统一规则体系，……而且成员国法院应彼此信任对方能正确地适用这套法律体系。”但霍夫曼法官同时指出，仲裁已为条例排除于其适用范围之外，特别是条例分配管辖权的首要规则——原告就被告原则，完全不适合于仲裁，因为在仲裁中，仲裁地和仲裁适用的法律一般来说都是由当事人基于中立性、法律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监管法院的效率进行选择。[43]显然，霍夫曼法官这一段阐述的核心意思是，既然仲裁已被排除于条例适用范围之外，那么至少就针对仲裁的禁诉令而言，成员国彼此之间并不承担与相互信任原则有关的义务。
然后，霍夫曼法官开始转向《〈布鲁塞尔公约〉解释议定书》第1条第2款（d）项的相关判例法。在Rich v Impianti案中，欧洲法院曾明确表示，布鲁塞尔体系对仲裁的排除不仅包括对仲裁程序本身的排除，同时还包括以仲裁为标的的诉讼程序。在Van Uden案中，欧洲法院指出，如果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权利，则即可以认定该项诉讼的标的是仲裁。[44]运用这一标准，霍夫曼法官指出，上议院现在受理的案件所保护的正是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合同权利，因而其不属于条例的适用范围，谈不上与条例规定不符的问题。虽然在条例体系下，锡拉库萨法院有权对侵权纠纷进行审理，但仲裁条款是一项禁止启动该项管辖权的协议，英格兰商事法庭的命令要求履行的也正是该项协议。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其观点的论证，霍夫曼法官还引用学术界的权威观点，指出仲裁协议与专属管辖权条款的重大区别：专属管辖权条款是在条例框架下根据第23条产生效力的，其实施亦必须符合条例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其中的第21条；但仲裁协议的效力基础则不是条例，因而其实施亦不受条例规定的约束。[45]
霍夫曼法官也没忘记驳斥那些与之相左的观点。如有观点认为，法院在任何诉讼（不论其是否落入条例的适用范围）中签发的阻止一方当事人启动根据条例为合法有效的管辖权的命令，均与条例冲突，因为其构成了对该项管辖权的间接干扰。霍夫曼法官指出，将条例适用范围延伸至在本不属于条例所调整的诉讼中签发的命令，不仅远远超出欧洲法院在Gasser v MISAT案和Turner v Grovit案中的立场，而且也忽略了商业现实的需要。[46]霍夫曼法官还提醒道，此种对条例适用范围的延伸将不仅适用于仲裁程序，也将适用于被条例排除在外的其他程序，如夫妻财产诉讼以及破产诉讼等。霍夫曼法官还引用法国2002年的SA Banque Worms c Épx Brachot案支持自己的观点。在该案中，法国最高法院裁判认为，对破产程序行使管辖权的法国法院有权签发禁诉令，以阻止债权人针对债务人在西班牙伊维萨岛的土地提起执行程序，尽管西班牙法院根据条例对该项申请拥有专属管辖权。[47]显然，在前述案件中，法国最高法院的立场是，在被条例排除于其适用范围之外的诉讼中签发的禁诉令并不与条例相冲突。
随后，霍夫曼法官转向了支持法院在仲裁案件中签发禁诉令的一些政策考量，此即所谓“仲裁作为商事纠纷解决方式的现实”。在霍夫曼法官看来，从事商事交易的人们选择仲裁的目的，就是摆脱任何国家法院诉讼的约束。商人们通常更青睐私密性、非正式性以及仲裁一裁终局所带来的纠纷解决的快捷性。而且这个选择不仅仅涉及程序问题，其还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有影响，因为仲裁赋予仲裁员以友好调解人（amiables compositeurs）的身份，使其可以采纳大量衡平性考量因素，甚至可以适用完全不反映任何国家法律体系的商人法。[48]
当然，仲裁不能够自我支撑，其需要法院的支持，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以不同方式给予仲裁以支持。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事人有权根据实现其利益的需要而选择仲裁的准据法和仲裁地。[49]英国法院多年以来一直践行着运用禁诉令维护仲裁协议效力的做法。禁诉令被广泛地视为法院对仲裁实施监督的一个重要而又有价值的武器，其不仅提高了法律确定性，同时亦降低了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冲突的可能性。正如有学者所言，禁诉令可以使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不用去防备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平行的法院诉讼：如果对该诉讼投入过多，即意味着承认该法院的管辖权，如果投入过少，即意味着一个缺席判决，其必须要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上述情形正是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想要极力避免的东西。[50]
霍夫曼法官进一步指出，当事人是否愿意选择某国作为仲裁地从而使自己服从于该国法院的管辖，完全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法院只是在那里服务于人们的商事交往，而不是相反。没有任何人被强迫选择伦敦作为仲裁地。阻止一方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而在其他地方提起诉讼的管辖权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当事人达成商事协议。相反，其也许应被视为当事人所钟情的仲裁地应予提供的有利条件之一。正如有学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其他成员国想吸引仲裁生意，其也可以提供类似救济。对于落入条例适用范围的诉讼而言，如欧洲法院在Gasser v MISAT案和Turner v Grovit案中所言，各成员国法院应彼此信任对方能够正确适用条例。但对于不属于条例适用范围的仲裁的情况，则各成员国应信任仲裁员（根据管辖权-管辖权理论）或监管法院能够正确地决定仲裁条款是否有约束力，并通过签发要求当事人进行仲裁而不是诉讼的禁诉令对其进行实施。[51]
最后，霍夫曼法官点出了其希望欧洲法院允许成员国为实施仲裁协议而签发禁诉令的真正意图，即维护伦敦作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优势。霍夫曼法官指出，共同体并不仅仅只是规制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其还要引领欧盟成员国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竞争。如果欧共体成员国不能提供一个能够使用禁诉令以阻止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的仲裁地，那么其他国家作为仲裁地就没有任何劣势了。纽约、百慕大和新加坡等都是国际上领先的仲裁中心，它们都能够签发禁诉令以维护仲裁协议的效力。霍夫曼法官说：“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必要性或现实的需要应使欧共体作茧自缚，（在支持仲裁方面）否定自己法院签发禁诉令的权力。”[52]
（二）Kokott法务官的主张
Kokott法务官于2008年9月4日对Allianz v West Tankers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见解对欧洲法院最终的判决有很大影响。
本案事实上有两个诉讼，一是在英格兰法院进行的诉讼，二是在意大利锡拉库萨法院进行的诉讼。Kokott法务官强调，首先应弄清楚应主要针对哪一个诉讼讨论是否属于条例适用范围的问题。[53]英国上议院、West Tankers以及英国政府均将讨论的焦点放在英格兰法院受理的诉讼，认为该诉讼不可能违反条例，因为其属于仲裁例外的情形。而对于禁诉令对锡拉库萨法院诉讼的影响，他们似乎认为这一点并无关紧要。但Kokott法务官强调，根据欧洲法院在Turner案中的观点，即使成员国法院所做判决不属于条例适用范围，但只要其妨碍了另一成员国法院根据条例为合法有效的管辖权的行使，则其也会构成对条例实施的侵害。[54]因此，在Kokott法务官看来，本案的关键并不是申请签发禁诉令的诉讼，也就是英格兰法院受理的诉讼，是否落入条例适用范围，而是禁诉令所针对的诉讼，亦即意大利锡拉库萨法院所受理的诉讼，是否属于条例适用范围。[55]
在确认了锡拉库萨法院诉讼的相关性之后，Kokott法务官又将目光转向两大法系对布鲁塞尔体系仲裁例外条款的不同理解。施罗瑟报告早于1987年即曾指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公约第1条第2款第4项中“仲裁”的含义有难以调和的分歧。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认为，该项规定应涵盖当事人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所有争议，包括与仲裁事项有关的任何附属争议。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将此处的“仲裁”仅理解为在成员国法院提起的涉及仲裁程序（无论该程序是否已经结束，或进行当中，或尚未开始）的诉讼。[56]
根据前一种广义的仲裁例外说，只要存在仲裁协议，则所有与仲裁事项有关的争议均应通过仲裁解决，而不管纠纷的标的是什么，而且只有仲裁庭和支持仲裁庭的仲裁地法院有权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而根据后一种狭义的仲裁例外说，问题的关键则是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是否属于条例范围，以及锡拉库萨法院作为损害发生地根据条例第5条第3款是否拥有管辖权。如果争议的标的落入条例范围，则根据条例有管辖权的锡拉库萨法院即有权审查条例第1条第2款第4项中的仲裁例外是否适用，并根据其对仲裁条款的效力的评价而决定是将争议提交仲裁庭，还是由自己审理。
从其第1条第2款第4项的措辞并不能看出条例更青睐哪一种解释。通过考察《布鲁塞尔公约》的立法历史、杰纳德报告以及Evrigenis-Kerameus报告，同时参考《纽约公约》的立法目的（其制定的规则不仅应为仲裁员遵守，同时亦应为成员国法院所遵守），Kokott法务官认为，条例第1条第2款第4项中的“仲裁”，不仅包括仲裁程序本身，同时亦包括在成员国法院提起的与仲裁有关的司法诉讼。从这一点看，Kokott法务官似乎更倾向于对“仲裁”的广义解释。但也有学者在评论时认为，按照Kokott法务官的思路，对“仲裁”的精确理解似乎并没有必要，因为在她看来，当仲裁协议的存在与适用是作为主诉的先决问题出现时，则此时重要的是主诉的标的是否属于条例的适用范围。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亦应由受理主诉的法院来审查先决问题，此时先决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对主诉的定性。[57]
最后，对于霍夫曼法官所提出的针对仲裁以及维护伦敦作为仲裁中心的一些政策考量，Kokott法务官也给予了回应。Kokott法务官虽然承认由仲裁地之外的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在纠纷解决程序上额外增加了一个环节，但其极力降低讨论由法院审查仲裁协议这一问题的重要性。Kokott法务官此处对禁诉令的否定评价均与学术界对禁诉令的一般性批评相关，如侵害当事人向法院伸张正义的权利，如果没有签发禁诉令则原本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可能最终拒绝根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以及对其他国家也效仿英格兰签发禁诉令的担忧等。[58]
（三）欧洲法院的裁判
欧洲法院主要援引Kokott法务官的观点作为其裁判理由。欧洲法院对本案的裁判较为简短，但其涉及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以下逐一阐释之。
欧洲法院首先采纳了Kokott法务官的建议，对签发禁诉令的英格兰法院程序和可能会对仲裁协议效力造成侵害的意大利锡拉库萨法院程序做了区分。如果前一个程序落入条例的适用范围，则根据欧洲法院在Turner案中确立的规则，其将自然与条例不符；[59]如果前一个程序属于仲裁例外而不落入条例的适用范围，则就要判断其是否会阻止另一成员国法院（在本案中即锡拉库萨法院）行使条例所赋予的管辖权，从而损害条例实施的效果，如果构成此种情况，则根据Turner案确立的规则，禁诉令也将与条例不符。因此，如果能够认定英格兰法院程序属于仲裁例外，则Allianz v West Tankers案的关键就是在意大利锡拉库扎法院针对West Tankers提起的诉讼是否落入条例适用范围，并确定禁诉令对该诉讼的效果。
在判断一项诉讼是否属于条例适用范围的问题上，欧洲法院完全采纳了其在Rich v Impianti案和van Uden案中的做法，即对前述问题的判断标准是诉讼所要保护的权利的性质，也就是争议的标的。对此标准，英国上议院也完全接受。就Allianz v West Tankers案而言，欧洲法院确认英格兰法院程序不属于条例适用范围，[60]至于锡拉库萨法院程序，由于其标的是侵权损害赔偿，因而根据前述标准自然应落入条例适用范围。欧洲法院同时认定，对于锡拉库萨法院行使管辖至关重要的先决问题，即仲裁协议的效力和范围问题，也应落入条例的适用范围。对此，除了参考了Kokott法务官的观点，欧洲法院还援引了Evrigenis-Kerameus报告的观点作为支撑。该报告明确指出，对于根据条例拥有管辖权的法院而言，为了确定自己的管辖权的目的，可以附带地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对于那些以仲裁为主要问题的诉讼，如设立仲裁庭、撤销仲裁裁决以及承认仲裁裁决效力的诉讼等，其当然属于仲裁例外。但是，如果一项诉讼的被告以仲裁协议为依据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则作为附属问题，此时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审查即应被视为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61]
在解决了锡拉库萨法院诉讼以及作为其先决问题的仲裁协议的效力与范围均属于条例适用范围的问题之后，欧洲法院便援引Gasser案、OUI v NHIC案以及Kokott法务官的阐述作出以下判断，即锡拉库萨法院有权对其自身的管辖权问题，包括作为先决问题的仲裁协议的效力与范围问题，进行裁判。根据现行的实在法，无论是管辖权协议，还是仲裁协议，均不能剥夺根据条例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对作为其行使管辖权之前提的管辖权协议或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的权力。[62]
对于禁诉令对锡拉库萨法院诉讼的影响，欧洲法院的阐述也较为简短。欧洲法院指出，禁诉令妨碍了根据条例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其自身管辖权，包括在确定其管辖权中出现的先决问题，进行审查的权力。由此，禁诉令违反了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即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一成员国法院不得对其他成员国法院的管辖权进行审查。[63]虽然禁诉令在形式上并不针对外国法院，而是基于英格兰法院的属人管辖权针对参加外国法院诉讼的当事人，但其法律保护的目标却是阻止在外国法院进行的诉讼。[64]
欧洲法院还认为，英格兰法院通过禁诉令阻止锡拉库萨法院行使根据条例所应享有的管辖权，亦违反了相互信任原则。[65]Kokott法务官在其阐述中也同样提及该原则。[66]但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相互信任原则建立在相互性之上，因而其实施并非是无条件的，只有在两个成员国法院都在条例适用范围之内实施活动（即使根据条例并没有管辖权）时，彼此之间才负有相互信任的义务。显然，Allianz v West Tankers案并不属于此种情况，因为欧洲法院已经认定英格兰法院签发禁诉令的诉讼不属于条例适用范围。[67]这些学者认为，对本案应适用礼让原则。礼让原则是一项根植于条例之外但却与相互信任原则非常接近的原则，其是对“相邻司法区域之间友好相处、彼此谦恭和相互尊重之状态”的简略表达。[68]禁诉令违反礼让原则非常明显，因为英格兰法院通过禁诉令不仅干涉了外国法院的诉讼，甚至还可能完全阻碍外国法院诉讼的进行。而外国法院通常也不会承认禁诉令的效力，尽管这些国家法院通常都没有明确提及礼让原则。事实上，即使是英格兰法院，对于针对其受理的诉讼签发的禁诉令，有时也会采取排斥态度，而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英两国甚至曾围绕禁诉令问题产生过司法冲突。由于欧洲法院仅就禁诉令是否符合《布鲁塞尔条例》的问题进行裁判，因而禁诉令与礼让原则的关系问题最终并没有摆在其面前。[69]
欧洲法院最后还援引《纽约公约》作为其裁判的依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当某一成员国法院受理了属于当事人仲裁协议所调整事项的诉讼时，基于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应由该法院引导当事人进行仲裁，除非其认为仲裁协议无效、不具操作性或不能实施。这说明，由根据条例对争议事项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对作为先决问题的仲裁协议的效力与范围进行裁判，与《纽约公约》亦是吻合的。[70]
（四）若干思考
作为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仲裁地，伦敦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欧洲法院的审判结果。对于作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伦敦而言，在仲裁业务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英格兰法院能否签发禁诉令以支持仲裁协议对于伦敦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上议院在提交给欧洲法院的申请中不仅提交了先决问题，还充分阐述了其对该先决问题的看法。除了法律上的考量，上议院重点阐述了“仲裁的现实状况”。禁诉令是伦敦作为仲裁中心的重要标志，通过它仲裁地法院就可以确保仲裁协议得到遵守。对于当事人而言，其有权通过选择仲裁地，来选择仲裁地法院的仲裁支持制度。因此，霍夫曼法官明确敦促欧洲法院在裁判时要充分考虑欧洲仲裁地与纽约、新加坡等竞争时所可能面临的劣势。[71]
欧洲法院关于West Tankers案的判决出台以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72]欧洲法院的判决是对英格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允许在欧盟范围内为实施仲裁协议而签发禁诉令的最后的帘子也已经落下。正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欧洲法院沿袭Kokott法务官的主张，认为实施仲裁协议的禁诉令与条例不符。考虑到欧洲法院之前在Rich v Impianti案、van Uden案、Turner案中的判决以及条例的大陆法系血统，West Tankers案的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其与条例的体系与结构是吻合的。虽然判决存在说理不够充分的缺陷，但从实在法的视角看，该判决是正确的。[73]以West Tankers案为标志，欧洲法院通过Gasser案和Turner案所开启的有关禁诉令的判例法的发展也告一段落，其最终的结论是：在一般的意义上，禁诉令与《布鲁塞尔公约》和《布鲁塞尔条例》不符。[74]
欧洲法院的判决虽然维护了《布鲁塞尔条例》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但其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实践中总会有一些当事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无视其仲裁义务而选择诉讼。通过禁止签发禁诉令，欧洲法院排除了一个解决前述问题的方法。目前，当事人强制实施仲裁协议就只剩下以下两个选择：一是寄希望于受诉法院对其管辖权作出正确判断，二是寄希望于其他成员国法院拒绝执行违反仲裁协议而作出的判决。[75]第一个解决方案也正是欧洲法院在West Tankers案中所建议的，但有学者认为这一解决方案过于天真，因为实务中，尽管根据《纽约公约》负有尊重仲裁协议的义务，但总有欧盟成员国法院不能正确地对待仲裁协议。至于第二个方案，也并不可靠，因为对于违反仲裁协议而作出的判决是否应予承认与执行，欧洲法院的态度尚不明晰。[76]有学者认为，基于欧洲法院在West Tankers案中的态度，未来在欧盟还是存在对于成员国法院蔑视仲裁协议而作出的判决也必须予以承认与执行的风险的。这对于那些支持国际商事仲裁的人士而言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那些最狂热的“欧洲司法区域”协调者（“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monizers）也许会非常乐见《布鲁塞尔条例》如此粗暴对待仲裁协议。[77]
【注释】
[1]Peter Stone，E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Harmonization of Law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6，p .176.
[2]Case C-351/89 OUI v NHIC［1991］ECR I-3317，paragraphs 22-24.
[3]Peter Kaye，Civil Jurisdi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Abingdon，1987，p.1222；另参见Peter Stone，E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Harmonization of Law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6，p.185.
[4]Speed Investments Ltd v Formula One Holdings Ltd，［2005］1 BCLC 455（CA）.
[5]Adrian Briggs，The Impact of Recent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n English Procedural Law and Practice，Oxford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11/2006，http://www.ssrn.com/link/oxford-legal-studies.html，p.7，note 24.
[6]Thomas Simons，Cross-border"Torpedo"Actions：The Lis Pendens Rule in European Cross-national Litigation，The European Legal Forum（E）5/6-2003，p.287.
[7]Case C-116/02 Gasser v MISAT［2003］ECR I-14693，paragraphs 42-48.
[8]Case C-116/02 Gasser v MISAT［2003］ECR I-14693，paragraph 52.
[9]Case C-116/02 Gasser v MISAT［2003］ECR I-14693，paragraph 53.
[10]Richard Fentiman，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in Europ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31.
[11]Richard Fentiman，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in Europ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35.
[12]Richard Fentiman，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in Europ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37.
[13]Richard Fentiman，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in Europ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36.
[14]Richard Fentiman，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in Europ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37.
[15]Thomas Simons，Cross-border"Torpedo"Actions：The Lis Pendens Rule in European Cross-national Litigation，The European Legal Forum（E）5/6-2003，p.288.
[16]Case C-116/02 Gasser v MISAT［2003］ECR I-14693，paragraphs 70-73.
[17]Richard Fentiman，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in Europ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p.52-53.
[18]Richard Fentiman，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in Europ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p.53-54.
[19]Claire Ambrose，Can Anti-suit Injunctions Survive European Community Law？52 ICLQ401（2003）.(https://www.daowen.com)
[20]1981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Law）第37条第1款规定：“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在所有其认为正当和方便的案件中……均可通过命令的形式签发禁令。”
[21]Alexander Layton，The Prohibition on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an Rules on Jurisdiction and Domestic Rules on Procedur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92.
[22]在有些案件中，“不道德”被视为是独立于“骚扰或压迫”的签发禁令理由，在有些情况下二者又有些重叠。如在Turner案中，英国上议院即没有区别地并列使用“unconscionable”、“vexatious”以及“oppressive”三词来描述被告所实施的导致法院签发禁诉令的错误行为。
[23]［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四〇五页。
[24]自加入欧共体后的20年来，尽管为了适应欧共体法律秩序，英国在法律和诉讼文化方面已经作了很大调整，但正如Turner案所显示的，禁诉令问题仍然成为英格兰程序法与孕育了《布鲁塞尔公约》的欧洲大陆程序法之间存在不协调因子的最为显著的例子。参见Alexander Layton，The Prohibition on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an Rules on Jurisdiction and Domestic Rules on Procedure，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p.92-93.
[25]［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四〇六页。
[26]Thalia Kruger，The Anti-Suit Injunction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Space：Turner v Grovit，53 ICLQ1030，1032-3（2004）.
[27]Thalia Kruger，The Anti-Suit Injunction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Space：Turner v Grovit，53 ICLQ1030，1033（2004）.
[28]［日］高橋宏司，ブラツセルズ条約·規則とイングランド流解釈—制度的一貫性と個別事件における妥当性の緊張関係—，同志社法学，五八巻二号，四〇七页。
[29]Thalia Kruger，The Anti-Suit Injunction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Space：Turner v Grovit，53 ICLQ1030，1033-4（2004）.
[30]Thalia Kruger，The Anti-Suit Injunction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Space：Turner v Grovit，53 ICLQ1030，1034（2004）.
[31]Case C-159/02 Turner v Grovit［2004］ECR I-3565，paragraph 28.
[32]Case C-159/02 Turner v Grovit［2004］ECR I-3565，paragraph 30.
[33]Claire Ambrose，Can Anti-suit Injunctions Survive European Community Law？52 ICLQ 401，410（2003）.
[34]Trevor C.Hartley，Comity and the Use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35 Am.J.Comp.L.487，506（1987）.
[35]Claire Ambrose，Can Anti-suit Injunctions Survive European Community Law？52 ICLQ 401，408-409（2003）.
[36]Case C-365/88 Hagen v Zeehaghe［1990］ECR I-1845，paragraph 17.
[37]Case C-365/88 Hagen v Zeehaghe［1990］ECR I-1845，paragraphs 19-20.
[38]如Siegfried Zegler v Sebastiano Salinitri案涉及的就是根据各成员国程序法规则确定何为“最先受诉法院”（the court“first seized”）。
[39]Case 432/93 SISRO v Ampersand［1995］ECR I-2269，paragraph 41.
[40]Marie-Laure Niboyet，Le Principe de Confiance Mutuelle et Les Injonctions Anti-Suit，in Pascal de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Hart Publishing，2007，pp.79-86.
[41]Patrizio Santomauro，Sense and Sensibility：Reviewing West Tankers and Dealing with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Wake of the Reform of EC Regulation 44/2001，6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81，282（2010）.
[42]Marta Requejo，West Tankers：the Advocate General's Opinion，The European Legal Forum（E）5/6-2008，p.250.
[43]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10，11，12.
[44]该案涉及如下问题，即当仲裁庭在荷兰已经听取了实体争议之后，荷兰法院是否有权根据公约第31条签发一项中间命令，以使德国债务人支付临时付款保证金？荷兰法院认为其有管辖权，理由是，尽管已有仲裁程序，但临时措施的标的并非仲裁。欧洲法院指出：“必须注意的是……临时措施在原则上并不附属于仲裁程序，相反其是平行于仲裁程序而签发的，其目的是支持仲裁。其关心的不是仲裁本身，而是对各种权利的保护。因而其在公约适用范围中的地位并不是由其自身的性质，而是由其旨在保护的权利的性质决定的。”参见Case C-391/95 Van Uden v Deco-Line［1998］ECR I-7091，paragraph 33.
[45]Peter Schloss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Unterstützung von Internationalen Scheidsverfahren，52 Recht der International Wirtschaft 486-492（2006），转引自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14.
[46]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15
[47]霍夫曼法官还特意提到法国学者Sandrine Chaillé de Néré对SA Banque Worms c Épx Brachot案中使用的禁诉令的评价。Sandrine Chaillé de Néré认为此类命令“（想法）很大胆”、“特别高效”（"（une idée）audacieuse"and"très efficace"）。参见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16.
[48]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17.
[49]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18.
[50]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19.
[51]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20.
[52]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21.
[53]Opinion of the Advocate General Kokott，delivered on 4 September 2008，C-185/07，Allianz v West Tankers，paragraph 31.
[54]Opinion of the Advocate General Kokott，delivered on 4 September 2008，C-185/07，Allianz v West Tankers，paragraph 34.
[55]Opinion of the Advocate General Kokott，delivered on 4 September 2008，C-185/07，Allianz v West Tankers，paragraph 33.
[56]根据施罗瑟报告，以以下事项为标的的诉讼均属于与仲裁有关的诉讼：仲裁员的指定或解雇，仲裁地的确定以及作出仲裁裁决的期限的延长。同样，裁判一个仲裁协议是否有效，或者在仲裁协议无效情况下禁止当事人参加仲裁程序的判决，以及申请撤销或修改仲裁裁决，或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诉讼或判决等，亦属于仲裁例外的情形。参见P.Schlosser，Report o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Ire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nd to the Protocol on its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rt of Justice，OJ C59/92-93，9 October 1978.
[57]Marta Requejo，West Tankers：the Advocate General's Opinion，The European Legal Forum（E）5/6-2008，p.251.
[58]Marta Requejo，West Tankers：the Advocate General's Opinion，The European Legal Forum（E）5/6-2008，p.251.
[59]事实上，英国上议院对这一观点也没有异议。霍夫曼法官在其裁判书中即明确指出了支持仲裁该协议的禁诉令和支持管辖权协议的禁诉令的不同，后者属于条例的适用范围，因而根据欧洲法院在Gasser案和Turner案中确立的规则，其与条例不符。
[60]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23.对此有学者表示异议。有学者认为，英格兰法院程序的标的并不是仲裁，而是意大利锡拉库萨法院的诉讼程序。禁诉令既不是对仲裁程序的引导，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仲裁程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禁诉令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是阻断在锡拉库萨法院进行的诉讼。因此，签发禁诉令的诉讼程序并不属于条例第1条第2款第4项中的仲裁例外，根据Turner案中的判决理由，该禁诉令是违反条例的。欧洲法院在英格兰法院程序是否属于条例适用范围的问题上并没有下太大功夫，这可能是缘于其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太重要的缘故，因为只要能够认定禁诉令对锡拉库萨法院程序的影响，也一样可以认定禁诉令与条例不符。参见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3ff.
[61]Evrigenis and Kerameus Report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Hellenic Republic to the Community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OJ 1986 C 298），paragraph 35.事实上，欧洲法院在Rich v Impianti案中也明确指出，对一项争议是否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的唯一判断标准是争议的标的，至于法院为解决该项争议而是否必须先解决某项先决问题，以及该项先决问题的内容为何，均不影响对公约适用范围的判断。欧洲法院为这一论断所提供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法律确定性原则。允许以当事人可能随时会提出的先决问题的存在为标准来改变对仲裁例外是否适用的判断，这显然有违法律确定性原则。参见Case C-190/89 Rich v Impianti［1991］ECR I-3855，paragraph 27.
[62]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5.
[63]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 ［2009］ ECR I-663， paragraph 29.
[64]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5.
[65]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30.
[66]Opinion of the Advocate General Kokott，delivered on 4 September 2008，C-185/07，Allianz v West Tankers，paragraph 34.
[67]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5.
[68]British Airways Board v Laker Airways［1984］QB 142，185 f.，C.A.（Donaldson M.R.），转引自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5
[69]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5ff.
[70]Case C-185/07 Allianz v West Tankers［2009］ECR I-663，paragraph 33.但对欧洲法院认为《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支持其裁判结论的立场，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参见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6.
[71]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2.
[72]Jacob Grierson，Comment on West Tankers Inc.v RAS Riunione Adriatica di Sicurta S.p.A.（The Front Comor），2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891，896（2009）.
[73]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2.
[74]Martin Illmer，Anti-suit Injunctions zur Durchsetzung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in Europa-der letzte Vorhang ist gefallen，IPRax 2009，Heft 4，S.312ff.
[75]Jacob Grierson，Comment on West Tankers Inc.v RAS Riunione Adriatica di Sicurta S.p.A.（The Front Comor），2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891，899-900（2009）.
[76]Jacob Grierson，Comment on West Tankers Inc.v RAS Riunione Adriatica di Sicurta S.p.A.（The Front Comor），2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891，900（2009）.
[77]Jacob Grierson，Comment on West Tankers Inc.v RAS Riunione Adriatica di Sicurta S.p.A.（The Front Comor），2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891，90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