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使得方志編纂進入定型、成熟的重要時期，正如清代學者郭嵩燾所言“地志體例，經始於北宋，至南宋而始備”。雖歷經元、明、清、民國，方志體例的格局始終没有大的改變，可見宋代方志編纂影響之深遠。
宋代諸府、州、軍、縣每隔一段時間（一般爲三十年）便編修地方志，但至今存世者僅二十九種。江陰歷代方志記載，宋代就已編纂過《江陰軍志》，然而現存最早的完整方志是明《[弘治]江陰縣志》，宋志最遲可能於明正德、嘉靖以後就全部散佚，誠如清人朱廷鋐續纂《[康熙]江陰縣志》時慨嘆：“考舊志自宋以來，諸本俱亡失不可問。”因此，一旦《江陰軍志》被發現或整理，其意義不言而喻。在此背景下，江陰市圖書館開展了《宋〈江陰軍志〉輯佚》一書的編纂工作。
一、宋《江陰軍志》源流梳理
據《[弘治]江陰縣志》所録序文兩篇———即《紹熙中創編江陰志序》《紹定續修記》，可知宋《江陰軍志》創修於紹熙年間，紹定年間曾兩次續修。而依明《常州府志》（清抄本，據《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定名，以下簡稱《[洪武]常州府志》，今人論證爲《永樂大典·常州府》，此處不作討論）的引文來看，應當還有慶元、景定、咸淳至少三次續修。
1.紹熙
南宋紹熙五年（1194），知軍施邁修，教授鄭應申、知縣徐綱纂，世稱“施志”。這是江陰歷史上首部以“志”命名、體例相對完備的地方志。從《紹熙中創編江陰志序》中可知，“施志”共十卷，分三十二門，資料詳實，條目井井。其後紹定續修皆稱“續添”或“添入”，可見均依托《[紹熙]江陰軍志》添入相關内容。
2.慶元
《[洪武]常州府志》卷十九徵引宋《江陰軍志》“招隱院新建鐘樓”條下有“已下碑記，慶元四年郡侯陳序已類叙，刊成《續志》”，故慶元四年（1198），知軍陳序可能有衹録碑文的續修之舉。
3.紹定
紹定三年（1230），知軍顔耆仲修，郭庭堅、蔣汝通編纂《[紹定]江陰軍志》。據《紹定續修記》所言，此次續修的方式是在《[紹熙]江陰軍志》的基礎上，“因其編目，隨類附入，視前志爲稍詳”，并增題詠一卷，共十一卷，仍分三十二門。
紹定五年（1232），知軍史寯之再度續修，命蔣汝通增補遺闕，簽判石祖文總其綱。據《紹定續修記》所言，重軍旅、俎豆二事，補江防、鄉飲等内容。
4.景定與咸淳
據《[洪武]常州府志》引文，宋《江陰軍志》不僅包括《[紹熙]江陰軍志》和《[紹定]江陰軍志》，還包括景定之後補入的内容，據此估計當時還有《[景定]江陰軍志》和《[咸淳]江陰軍志》。《[洪武]常州府志》引“景定續添”之文，因序、跋無存，不知係何年何人所續，主修或爲時任郡守孫應鳳；引《江陰續志》之文，皆爲紹定五年後至咸淳三年（1267）之事，主修或爲時任知軍趙孟奎。
因軍志“遺闕泯漫”，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教授朱子昌“重加校正，命工鋟梓”；明洪武九年（1376）知縣饒玄德“搜葺散亡，掇拾殘斷”，并據張彦翔藏本校對重刊。《[弘治]江陰縣志》編纂之時尚可見宋志原貌，但此後再没有相關記載。
二、輯佚價值
宋《江陰軍志》的輯佚甚至復原，不僅能爲江陰找到方志的源頭，也能爲全國呈現現存唯一比較完整的宋代軍志，其重要價值，王繼宗等學者已經有過詳細闡述，故不再贅述。這裏以本書卷第十三趙孟奎所撰《便民劄子》一文爲例，探討宋《江陰軍志》對於地方文史研究的意義。
《便民劄子》是趙孟奎到任半年後的奏章，他提出了六項希望得到朝廷允許的舉措。其中第一項爲“分縣治”，他提出，在崇仁鄉楊舍鎮設立新的縣治，以便更好地治理江陰軍。楊舍鎮是如今張家港市政府所在地，張家港市的前身是1962年成立的沙洲縣。可以看到，早在沙洲縣成立的近七百年前，就有了重新劃分行政區劃的提議。在論述“分縣治”的必要性時，趙孟奎花了較大篇幅描繪當時江陰的民風：“本軍雖曰小壘，地里曠遠，沿江一帶及對岸沙蕩，民居星散，土俗率多頑獷，全類淮鄉。每有期會，官司之令不行於都保，都保之令不行於田里，以抵拒爲得計，以不受追呼爲能事。只緣止有一縣，相去隔跨，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更有崇仁、長壽、白鹿、東西舜等鄉，地險民惡，離城郭尤遠，未嘗有輸王賦。每歲縣不得已，委官差使催督，亦不體悉，動是率衆趕散，謂之‘打局’。前任都監包良，被其縱火逐出，去歲巡檢張維，被其群毆折支。皆緣頑民恃遠，不知有官司，致滋長凶惡。詢之父老，采之寓貴，僉議皆謂合於崇仁揚（疑作楊）舍鎮添置一縣，以便控御、催科。”
很顯然，當時江陰民風頗爲彪悍，將下鄉催收租税的官吏都打跑了。這樣看來，“江陰莫動手”“江陰强盗”等俗語，其來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而敢於抗争的民風，也是江陰發生“抗清八十一日”的歷史淵源。
此外，趙孟奎在《便民劄子》中還提到了宗室俸禄是江陰軍支出的負擔之一，結合《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八“乙丑”條所載“宗子扰民”一事，可知江陰本地石橋趙氏、章卿趙氏爲宋代宗室後裔的記載不假。
宋《江陰軍志》的突出特點是條目内容多徵引他書，甚至整段徵引而不自作陳述。所徵引之書，今多散佚，殘文賴宋志得以保存，如《祥符圖經》、舊《經》、《十國紀年》、《條山記》、《南徐州記》、《源山須知》、《十道四蕃志》、《高麗入山傳》等。另外，本書卷第七《人物》門整段徵引《葛氏家譜》，可證家譜“補史”之作用。
三、本書情况
本書輯録各志、書徵引宋《江陰軍志》的内容依《[弘治]江陰縣志》所載目録彙編而成，故書名定爲《宋〈江陰軍志〉輯佚》，同一類目下的正文末注明相應的徵引出處。
1. 目録
《[弘治]江陰縣志》卷十四《諸志序例次第》中存《紹定志》十一卷目録：卷第一總叙、分野、風俗、形勢、道里、縣鎮、城社；卷第二學校（貢院附）、刑獄、户口、物産、財賦；卷第三郡守、軍治、官廨；卷第四年表、職田；卷第五坊市、倉庫（場務、酒坊附）、營寨（教場附）、亭館（遞鋪附）、橋梁；卷第六山阜、河渠（堰、閘、井、泉附）；卷第七人物、科名；卷第八古迹、寺觀、祠廟；卷第九碑刻、題詠上；卷第十題詠下；卷第十一題詠（紹定續添）。本書前十一卷基本按此編排。《[弘治]江陰縣志》卷十四《洪武中重刊宋志序》又載，饒玄德“招集遺老、延至儒流，胥會於學宫，搜葺散亡，掇拾殘斷舊書，前、後、續編總一十三卷”。可知後人刊刻之時，有“後編”“續編”之册，即卷第十二《續修江陰志》、卷第十三《江陰續志》。本書整合《紹定志》《續修江陰志》《江陰續志》，共十三卷。
2.内容
本書中：有徵引“江陰志”而無“續”“添”字樣者，屬紹熙創編的内容；有徵引“紹定新入”“紹定添入”“紹定續入（人物）”字樣者，屬紹定三年所續添；有徵引“紹定壬辰增入”“紹定壬辰添入”字樣者，屬紹定五年再續添，重點詳載江防、民政、學事；有徵引“景定續添”字樣者，屬景定續添，除《人物》門，或另有紹定後奏章兩通（《[洪武]常州府志》徵引文末未注明“景定續添”或“咸淳續添”）；有徵引“江陰續志”“咸淳丁卯添入”字樣者，屬咸淳三年續添。
前十一卷正文爲前編，録紹熙、紹定内容。卷第十二正文爲後編，即慶元續修，《[洪武]常州府志》兩處標注徵引《續修江陰志》之正文皆爲碑記文章，或因《[紹熙]江陰軍志》卷九《碑刻》只録碑名，不録其文，故此卷録碑文。卷第十三正文爲續編，即咸淳續志，録紹定五年後至咸淳三年之事。
本書《物産》門雖亦見於《[弘治]江陰縣志》卷十二、《[嘉靖]江陰縣志》卷六、《[咸淳]重修毗陵志》卷十二、《[成化]重修毗陵志》卷八等各志書，但均未見“宋志（云）”等有關徵引字樣，故僅保留目録，不摘録内容。
附録收録《至元中重刊宋志題識》《洪武中重刊宋志序》。
3.編輯原則
一是輯佚。較早引用宋江陰志的是《輿地紀勝》，但引用時多用己語，故不貿然摘録。《[成化]毗陵續志》徵引不多且也好用己語，故也不輕易摘録。《[弘治]江陰縣志》引用較多，且同時標明“宋志”“紹熙志”“紹定志”等字樣，内容上也較忠於原文。《[洪武]常州府志》則爲輯佚提供了主要來源。此外，參照當代學者研究著作，如《宋遼金元方志輯佚》之《江蘇省·江陰志》篇、《無錫方志輯考》之《江陰縣》篇等，又輯出《永樂大典》《重修琴川志》等文獻中相關内容。
二是校勘。所用文獻包括史、志、詩、詞、文集等；文字儘量保持原字，校勘作注脚；標點按意點斷，儘可能疏通文意。
（1）明顯訛誤之處如古詞彙、古地名、年號等進行改動，并標明依據或出處。
（2）缺文、不可辨、存疑之處不盲目增、删、改，但注明相關參考文獻或據上下文疑作何字。如模糊但可確定字數的，采用符號“□”代替，可考者直接補出并標注；若無校勘文獻對校，則作注存疑；不可辨或缺失者，則不采用符號而直接標注説明。
（3）徵引文獻有抄寫者添加的小字，徑改大字録入，并作注，如“然後敢瀝血忱呼籲”中的“後”字；正文中的原注爲小字的，保持原書格式。
（4）書中引用其他文獻的原文，儘可能核實出處，如有出處者加雙引號，若無法斷定者則不加雙引號。
4.難點
一是内容考證。《[洪武]常州府志》十九卷内，各處徵引《江陰軍志》類目錯雜繁瑣，不可算作一部完整的江陰志書，只是彙而不纂，加之爲清嘉慶間抄本，内容難免缺、誤。其他各志書、文獻也有錯誤之處。人力、物資有限，無法對所有存疑之處剖析是非、辨明正訛，無法做到“逢人必考、逢事必究、逢文必核”。
二是版本恢復。府志按類彙抄宋江陰之志時，非宋志原書的類目順序，《輿地紀勝》《[弘治]江陰縣志》更係摘引，今衹能摘、輯其内容而無法一睹全貌，部分内容也難以區分所述爲何年代，更無從詳考體例，無從確定舊時版本。
結 語
《宋〈江陰軍志〉輯佚》一書的編纂歷經兩年多時間，由宫昌俊對全書總負責并進行最終審定，曹磊負責全書統稿并組織修改。先後參與編纂、校勘工作的人員有陸新强（卷第十至十三、附録等），貢振亞（卷第四至六），方洪（卷第一至三），何思怡（卷第七至八），闞玲（卷第九）。
本書的編纂，受到《明永樂常州府志》（葉舟等點校）、《宋江陰志輯佚》（楊印民輯校）、《〈永樂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王繼宗校注）等著作的啓發，得到本地專家（趙統、繆幸龍等）和組織（江陰虞門曹氏文化研究會等）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謝。
因學識有限，在整理、輯校過程中難免存在錯誤，期盼得到社會對本書的意見和建議，以助宋《江陰軍志》真正無限接近“復原”，發揮最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