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终极关切的信仰

信仰是终极关切的状态，信仰的动力则是人终极关切的动力。人，与每一种生命存在一样，会去关切众多的事物，尤其是会去关心诸如食住等构成其实存（existence）的那些条件。但人又与其他生命存在不同，他还有着精神上——认知、审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关切。它们有些是迫切的，通常还是迫在眉睫的关切；而且，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或某个社会团体的生命而言，不仅生命所必需的那些关切，并且还是每一种关切，皆可声称具有终极性（ultimacy）。如若它声称具有终极性，那么它就既要求接受该主张的人对它有全然之顺从（total surrender），也允诺让人获得全然之完满（total fulfillment），哪怕其他的主张不得不因此而受此关切之支配或因其名义而被拒斥亦在所不惜。如果一个国家团体将国家的生存与成长确立为它的终极关切，那么它就会要求，包括经济福祉、健康与生活、家庭、审美的真理与认知的真理、正义与人性等诸如此类的所有其他关切都是可以被牺牲的。20世纪的那些极端国家主义就成了这样的实验场，让人们得以去探究，在人类实存的各个面向之中，包括对那些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关切而言，终极关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切事物皆以“国家”这唯一的神祇为中心；当然，哪怕这一神祇已被证明实为魔鬼，它也依然清楚地表现出终极关切所具有的无条件特性。

然而，成为一个人终极关切的，并不仅仅是这一关切所提出的无条件要求，同时还有在信仰行为中为人所接受的对终极完满之允诺。这一允诺的内容并不一定是界定好的。它既可以在尚不明确的象征中表达，也可以在不能照字面去理解的具体象征中表达。例如，一个国家的“伟大”，它使得这个国家的人即使为之付出生命也要参与其中；又或者由那“肩负拯救使命的民族”所实现的对全人类的征服；等等。[1]在这每一个例子中，其关切所允诺的正是“终极之完满”；如果有人或事物不服从这种无条件的要求，则会受到威胁而要将之排除在这种完满之外。

《旧约》中的宗教展现出的信仰正是一个例子——尽管它并不只是例子而已。在它的诫命要求、威胁和允诺中，都具有这一终极关切的特征。只是它所关切的内容并非国家——尽管犹太人的国家主义有时也会试图将这种关切的内容扭曲为国家——而是公义的上帝。由于他表征着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而言之公义，因此，这位上帝被称之为普世的上帝（the universal God），亦即全宇宙的上帝。他是每一位虔敬的犹太人的终极关切，因此，那伟大的诫命亦以他之名颁布：“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第6章5节）这正是终极关切的含义，也正是从这些语词中派生出“终极关切”这一术语。它们明白无误地道出了真信仰的特征，即要求对于终极关切之对象的全然顺从。《旧约》中充满了使得这一顺从之本质具体落实的诫命要求，也充满了与此类诫命有关的允诺和威胁。此外，还存在这样一些允诺，它们尽管以国家和个人之生命的完满为中心，但其象征依然并不明确；而其威胁则在于，通过国家倾覆和使个体遭受灾祸而将之排除在这一完满之外。对《旧约》中的人而言，信仰就是对耶和华及其在诫命、威胁和允诺中所表征之事物的终极的和无条件的那种关切状态。

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对于“成功”以及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终极关切，这可算是个反例；但它依然揭示出终极关切的某种品格。“成功”是身处高度竞争的西方文化中的许多人的上帝；它也提出了每一种终极关切必定会提出的要求，即对其法则的无条件顺从，哪怕不惜以牺牲真实的人类联系、个人信念和创造性的爱（eros）为代价。它的威胁则体现为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挫败，而其所允诺的则是实现一个人在存在上之完满——与所有类似的承诺一样，它并不是明确无疑的。正是这类信仰的倒塌塑造了当代文学，并使之具有了宗教上的重要性。类似《一去不返》（Point of No Return）这样的小说所揭示的，并非判断失误之谋划，而是错误安立之信仰。当这一信仰得以实现之际，它就会被证实，其所允诺者不过虚空而已。

信仰是终极关切的那种状态。它的具体内容对于信念主体的生活尽管无比重要，但对于信仰的形式定义来说却无关乎宏旨。这是我们理解信仰的动力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