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诸类型的统一

在对神圣的经验中，本体论因素和道德因素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尽管在信仰生活中，它们相互背离，被迫造成冲突并进而相互破坏。但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如前所指出，在一者之中总是存在着另一者的因素。在信仰的圣事化类型中，仪式性的律法遍布其间，它要求严守洁净、准备周全，既要遵从礼拜轨范，也要合乎伦理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经看到，存在于这些律法宗教——信仰的道德类型——之中的仪式性因素到底会有多少。这一点甚至对于人文主义信仰而言亦然：在浪漫-保守的信仰类型中可以发现进步的和乌托邦的因素，而进步-乌托邦的信仰类型又是基于所给定的种种传统而来，它正是从这些传统出发，对当前的处境做出批评并进而超越之。信仰诸类型彼此间的相互参与使得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变得纷繁复杂、变动不居，并能自我超越。

信仰的历史要比宗教的历史更具包容性，它是不同类型的信仰相互背离又相互交汇的运动。这不仅对于信仰内容如此，对于信仰行为亦然。人在终极关切上的种种表达，无论是主观地理解还是客观地理解，它们皆非由毫无限制的多样性所形成的混沌状态。它们既表征着信仰历史之中发展出来的各种基本态度，又是出自信仰本性的结果。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去理解和描述它们之间这种彼此对抗又彼此吸引的运动，亦因此，我们也才有可能表明，它们原则上所可能达到重新统一的关键点到底何在。显然，这一尝试取决于进行尝试的那个人的终极关切。如果他正好是一位新教类型的基督教神学家，他就会在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基督教）中发现信仰变动所要趋向的目标。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信仰乃是个人关切之事。与此同时，做出这一尝试的人又必须为他的抉择给出客观的理由。“客观的”在这里意味着：源自一切信仰类型之中共同的信仰本质——如果必须要用到“信仰”一词的话。

罗马天主教正确地将它自己称之为一个要将人的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那些最为背离的因素统一起来的体系。它的源泉是《旧约》，它将信仰的圣事化类型和道德类型相联结，同时也将希腊化的神秘主义宗教、个体的神秘主义、古典的希腊人文主义以及古代晚期的科学方法联结起来。最重要的是，它直接基于《新约》，从而将多种多样的类型涵括在自身之中，而且它还代表着伦理因素与神秘主义因素的统一。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保罗对于圣灵的描述。信仰，在《新约》中是被圣灵所攫取的状态。作为“灵”（Spirit），它是神圣力量在人心灵中之临在；作为“圣灵”（holy Spirit），它是代表着爱、正义与真理的灵。[1]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对于圣灵的描述视之为对信仰的历史往前发展的动力问题的回答及其完满实现。但这样一种回答并不会停在某处而止步不前，它必须在新的经验基础之上和不断变化的条件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给予。唯有如此，它才能成其为回答，也才有可能达成其完满。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要主义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必然性。因此，它们两者都丧失了那些源初统一的因素，从而总会陷入任其中一方宰割的境地。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之中与之后的新教式抗议所真正针对的要点所在。这也正是新教能以终极者之为终极的名义提出抗议的要点所在。

所有新教团体对罗马教会所提出的一般性批评正在于，教会的威权体系拒绝做出先知式的自我批判，以及其信仰的圣事化因素不断增长并最终压倒了其道德的人格化因素。而前者又使得教会不可能从内部去改变后者，因而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破裂带来的是罗马圣事主义（Roman sacramentalism）的失落，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统一性权威的丧失。作为这种丧失的后果，新教日益成为道德类型的终极关切的代表。以此方式，新教不但愈来愈多地丢失了天主教会的种种仪式传统，而且也失去了对于在圣事化的和神秘主义的经验中神圣者临在的完整理解。保罗有关圣灵的经验，作为一切信仰类型的统一力量，大多都在天主教和新教中失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信仰所做的描述尝试，用当代的术语来说，这种描述指向了保罗的圣灵理解的实在性。保罗将圣灵理解为出神状态与人格的统一，圣事化信仰与道德信仰的统一，神秘主义信仰与理性化信仰的统一。只有当基督教有能力在真实的经验中重新赢获这样一种信仰在多种类型中的统一，它才有可能表达其主张，即基督教不仅能对那些问题做出答复，而且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它皆能使信仰历史的动力臻至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