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仰与理性

我们已经指出象征中那肆意汪洋的多样性以及信仰中各种相互对立的类型。这似乎隐含着对以下主张的全然否定，即这些象征与类型都是指向真理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讨论这一问题，即信仰是否可以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用真理的语言来判准（be judged）。

讨论这一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将信仰与理性对比，并追问：它们是相互排斥的，还是可以在某种理性化的信仰中获得统一？如果后者是可能的，那么，理性的各种因素与信仰的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很显然，如果信仰的含义被误解为我们此前所阐发的那几种含义，那么，信仰与理性就是彼此排斥的。然而，如果信仰被理解为终极关切的状态，那么，就并无任何冲突存在。

但这一回答并不充分，因为人的精神生活是一个统一体，它无法容忍彼此完全无关的因素并存其中。人的一切精神性因素，尽管有其独特性，但依然是彼此内在的。这对于信仰和理性而言亦然。因此，仅仅断言终极关切的状态与人类心灵的理性结构并不存在冲突是不足够的。我们还必须表明它们之间的现实关系，即它们彼此内在于对方的方式。我们首先必须追问的是，当与信仰相对时，“理性”一词是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是否如今天通常所见的那样，意味着科学的方法、逻辑的严格性以及技术性的计算？还是说，如同西方文化绝大多数时期那样，它被用于意指意义、结构、规范与原则的源泉？在第一种情况中，理性提供认识与掌控实在的工具，而信仰则为这种掌控可能会用于何处提供指引。我们可以将这种理性称之为技术理性，它提供的是手段而非目的。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关心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它是决定我们这个时代技术文明的力量。而在第二种情况中，理性被等同于人身上的人性，人以此不同于其他的一切存在。它是语言、自由和创造性的基础。我们追寻知识，体验艺术，以及将道德律令化作现实的种种活动，都有理性的身影在其中；它使得中心化的个人生活和对共同体的参与成为可能。于是，如果信仰真是理性的对立面，它将使人非人化。无论是宗教的威权主义体系，还是政治的威权主义体系，都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发了这一后果。一种摧毁理性的信仰也会摧毁它自身，并摧毁人身上的人性。因为只有一个拥有理性结构的存在才能做出终极的关切，并对终极的关切和初始的关切做出区分；也才能理解伦理规范种种无条件的律令，并意识到神圣者的临在。只有当我们所预设的理性是第二种意义而非第一种意义上的，即作为“心灵与实在的意义结构”的理性而非技术工具的理性，所有这一切才能成立。

理性是信仰的先决条件，信仰则是理性以出神的方式超出自身的行为。这就是内在于它们彼此之中的那一对立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当跟宇宙以及他自己打交道的时候，它是在有限性的关系中活动。人在感受和塑造他的世界时所置身的一切文化活动，都具有这种有限性特征。因此，它们还不是那种无限的关切。但理性并不仅仅囿于它自身的有限性。它意识到这种有限性，而且在这种意识中，它超出了这一有限性。人经验到一种对无限者的归属，然而，这无限者既不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也不是他力量中的某种事物。它会主动将人攫取住；而这一旦发生，它就成为一种无限的关切了。人是有限的，人的理性栖居于各种初始关切之中；但人也意识到了他潜在的无限性，并且这种意识会作为他的终极关切、作为信仰而出现。如果理性被某种终极关切所攫取，它就被迫超出了自身；但它并非不再成为理性，它依然是有限的理性。这种终极关切的出神经验并没有摧毁理性的结构。出神状态是成全而非否定了理性。[1]仅当理性被驱使超出自身有限性的界限，进而经验到终极者或神圣者的临在时，理性才有可能完全。如若没有这样一种经验，无论是理性自身，还是它那有限性的内容，都会消耗殆尽。最终，它会被非理性的和妖魔化的内容所充斥，并被它们所摧毁。这样一条道路，从信仰中得以成全的理性出发，途经无信仰的理性，最后到达那被妖魔化的、毁灭性的信仰所充斥的理性。既然在精神生活中就像在自然界中一样，并不存在完全的真空状态，这中间的第二个阶段就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点而已。理性是信仰的前设，信仰是理性的成全。作为终极关切状态的信仰就是处于出神状态的理性。信仰的本性和理性的本性并无冲突，它们是彼此内在的。

对此，神学要提出几个问题。它要问，当信仰被置于人类的各种实存境况之中时，例如，如上所说的，如果它被妖魔化的和毁灭性的力量所操控，那么，信仰的这一本性是否依然不会被扭曲？神学还要问，即使随着人与自身相疏离，理性的这一本性是否也不会被扭曲？最后，它还要问，信仰与理性的这种统一以及它们两者的这种真实本性，是否一定无法凭借宗教所说的“启示”（revelation）而得以重建？以及，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处于扭曲阶段的理性是否无须迫使自己服从于启示？而对启示内容的服从难道不正是“信仰”一词的真实含义所在吗？对于神学所追问的这些问题，其回答关乎整个神学本身的任务。这是眼前这本小书不可能提供的，它只能给出几点基础性的说明。

首先，必须承认，人的确处于与其真实本性相疏离的状态中。因此，人对理性的使用及其信仰的特征并不是它们本质上所是者，因此也不是它们所应是者。这导致了理性的扭曲使用与偶像信仰之间的种种现实冲突。不做出这一根本性的限定，我们就不可能将此前就信仰与理性各自的真实本性所提出的那套解决方案用在处于各种人类实存境况之中的信仰与理性的现实生活上。

做出这一限定的后果就是，信仰与理性在其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中的异化必须被克服，并且它们真实的本性和真正的关系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确立。在此中所发生的经验就是某种启示的经验。“启示”一词一直以来都为人所错用，以至对它的使用甚至比“理性”一词的使用还要困难。对启示，一种流行的理解是，将之视作有关神圣之事的神圣信息，它们由众先知和使徒所获得，并通过圣灵默示给《圣经》《古兰经》或其他圣典的各位作者。进而，不论这些神圣的信息是多么荒谬、多么非理性，对它们的领受都可被称之为信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每一个词都在反对这种有关启示含义的扭曲理解。启示首先是终极关切攫取住人类心灵的那种经验，它创造了共同体，在这共同体内部，这种关切在行动、想象和思想的种种象征中表达了自身。无论何处，只要这样一种启示性经验出现，信仰和理性就都会得到更新。它们内在的相互冲突会被克服，疏离亦会为和解（reconciliation）所取代。这正是启示所意指或所应该意指的含义。它是一个让终极者在某种终极关切中显现出来的事件，这一事件会撼动和转变宗教和文化中那被给定的境遇。在这样一种经验中，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人作为理性存在的总体结构，被终极关切中的这种启示性显现所攫取和改变。但是，启示是对置身于已败坏的信仰和已败坏的理性之中的人的启示。这一败坏尽管会在其终末的力量中被破除，但目前而言，它只能是被克服而非被消除。它会进入新的启示经验，就如同它曾进入旧的启示经验中那样。它使得信仰偶像化，也混淆了终极者的承载者及其显现与终极者本身的区别。它使得理性丧失了出神的力量，剥夺了它超越自身以趋向终极者的那种态势。这样一种双重扭曲的结果，就是扭曲了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它既将信仰削减为某种初始关切，从而对理性的各种初始关切的正常运作造成妨碍，同时又不顾理性在本质上的有限性而将之拔升至终极层面。自这样一种双重的败坏中，信仰与理性的新冲突产生了；随之而来，人们就要去探求一种新的更高的启示。信仰的历史就是与信仰的败坏持续不断的斗争历史，它与理性的冲突是信仰最为显著的病症之一。在这场斗争中，最具决定性的战役都是伟大的启示事件，而真正的凯旋之战则是终末的启示，它会让信仰与理性的扭曲确定无疑地获得克服。基督教正是以这一启示为根基的。它的这一宣告将会得到历史持续不断的实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