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真理与哲学真理
无论是科学真理还是历史真理，它们都无法对信仰的真理做出肯定或否定。信仰的真理也无法肯定或否定科学真理或历史真理。如此一来，问题就是：哲学真理与信仰的真理有着同样的关系，还是说这种关系会更为复杂？实际上，这种关系的确要更为复杂。不仅如此，哲学真理与信仰的真理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也使得信仰的真理与科学真理和历史真理的关系变得比此前分析所看到的关系要更为复杂。这正是人们关于信仰与哲学之关系的讨论数不胜数的原因所在，也是那种认为哲学乃是信仰的敌人和破坏者的流行观点的理由所在。甚至那些使用过某个哲学概念以表达某个宗教共同体之信仰的神学家也会受到指责，认为他们背叛了信仰。
有关哲学本身的每一种讨论都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对哲学的每一个定义都只是给出该定义的这位哲学家视角的一种表达。然而，关于哲学的意义，存在某种前哲学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在类似目前的讨论中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去利用有关“哲学是什么”的这种前哲学观念。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就是要去回答有关实在本性与人类实存本性的那些最一般性问题的尝试。最一般性的问题并不会去追问特定实在领域（如物理学或历史学等领域）的本质，而是要去追问在一切领域中皆有其效用的实在本性的问题。哲学力求找到那些普遍的范畴，正是在这些范畴之中，存在为我们所经验到。
如果预设了这样一种有关哲学的观念，那么，哲学真理与信仰真理的关系就可以决定了。哲学真理是关于存在结构的真理，信仰的真理则是关于一个人终极关切的真理。至此为止，这一关系似乎十分类似于信仰的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关系。但不同之处在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性与宗教关切的终极性之间存在相同一的地方。在这两者之中，终极实在都得到了探寻和表达——在哲学是概念式的，在宗教则是象征式的。哲学的真落实为关于终极者的真概念；信仰的真则落实为关于终极者的真象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
无疑，我们会提出这一问题：如果哲学和信仰都力求表达同一终极者，那么，为何哲学使用的是概念而信仰使用的则是象征？当然，其答案在于，它们各自与终极者的关系并不相同。哲学的关系原则上是对终极者在其中显现自身的那一基本结构的超然描述，而信仰的关系原则上则是对该终极者在信仰者看来所具有的意义关切的投入性表达。这种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根本性的。但正如“原则上”一词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在现实的哲学生活和现实的信仰生活中都无法维系的区分。它之所以无法维系，是因为哲学家也是或隐或显怀有终极关切的人，而信仰者也是具有思想力量和带有概念化理解需要的人。这并不只是在传记中才发生的事实。它在哲学家的哲学生活和信仰者的信仰生活中都产生了种种的后果。
对一切类型的哲学体系、哲学文章或哲学的只言片语所做的分析表明，哲学家追问的方向，以及他对特定类型的答案的偏好，都是由某种认知上的考量和终极关切状态所决定的。历史上最具分量的那些哲学都不仅展现了最伟大的思想力量，而且对它们所描绘的终极者的意义，也表现出最具有激情的关切。我们只需要想到印度和希腊的哲人，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如此，还有从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等近现代的哲学家亦然。如果说从洛克和休谟到今天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一系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的阵营看上去似乎是这一规则的某种例外，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哲学家均将他们自己的任务严格限定在有关知识学说的那些特定问题上，并且——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孜孜于用科学知识的种种语言工具做出分析。这种努力当然是有道理的，而且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哲学，在其本真意义上，是由这样的人所担当的——在他们身上，终极关切的激情与对于终极实在在宇宙进程中体现自身的方式所做的清晰而超然的观察是相统一的。正是哲学观念背后的这种终极关切的因素提供着隐含在这些观念中的信仰的真理。它们对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之困境的洞见将信仰和概念性工作统一起来了。哲学并不仅仅是科学和历史的母亲，孕育并产生了这两者；它也同样是现实的科学工作和历史工作中某种永恒在场的因素。那些伟大的物理学家曾经或正在观看他们所追问的宇宙时所用到的参照系乃是哲学的，即便他们的追问会对之加以核查。它绝不会是他们发现的结果。它永远都是关于存在之总体的洞见，这一洞见自觉不自觉地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框架。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的如下说法才是有道理的：哪怕是在有关实在的科学观点中，信仰的因素依然在起作用。科学家们有正当的理由要去努力防止这些信仰的因素和哲学真理干扰到他们的实际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即便是受到最好防护的实验也并不是绝对“纯粹的”（pure）——一种在排除干扰因素意义上的纯粹，这些干扰因素包括观察者和在实验中能决定向自然发问的问题类别的那种旨趣。我们关于哲学家所说的一切也必定是关于科学家所要说的。即便在他从事科学工作时，他也是一个人，也会为终极关切所攫取，而他对宇宙本身的追问，乃是哲学式的追问。
同样地，历史学家也自觉不自觉地是一名哲学家。相当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学家的超出对事实发现的每一个任务都取决于对各种历史要素——尤其是对人的本性、人的自由、人所做出的决断以及他出自其本性的发展等——的评价。没那么明显但同样真实的是，即便在那些发现历史事实的活动中，依然涉及各种哲学的前设。当要从每一个无比微小的时刻所发生的无数事件之中去决定哪些事实才应该被称作历史上的相关事实时，这一点尤其如此。进而，历史学家将不得不对种种原始资料及其可靠性做出评价，而这是一个无法独立于他对人性之诠释的任务。最后，当一项历史研究要对那些历史事件对于人类实存的意义做出或隐微或显豁的论断时，关于历史的各种哲学前设更是表露无遗。哪里有哲学，哪里就有对终极关切的表达；无论信仰的因素是如何为历史学家对于纯粹事实的激情所隐匿起来，这种因素都是存在着的。
所有这些思考表明，尽管哲学真理与信仰的真理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但这两者在每一种哲学中都有着实际上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对于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也是重要的。这样一种统一被称之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 faith）[2]。这个术语是误导人的，因为它看上去混淆了哲学真理与信仰的真理这两种因素。而且，这一术语似乎意指存在那么一种被冠之以“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3]之名的哲学信仰。但只有哲学问题而非答案才是永恒的。存在一个对各种哲学因素和信仰因素不断进行阐释的过程，但并不存在那么“一种”哲学信仰。
在哲学真理中，存在着信仰的真理。而在信仰的真理中，也存在着哲学真理。要看出后面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将信仰真理的象征化表达拿来跟哲学真理的概念性表达相对照。的确，我们可以认为，最具哲学意味的概念也拥有其神话学的祖先；而最具神话意味的象征也具有概念化的因素，一旦哲学意识出现，这些概念化因素就可以且必定会发展起来。在“上帝”这一观念中，存在、生命、精神、统一性与多样性等概念都已蕴含其中。而在“创造”这一象征中，有限性、焦虑、自由与时间等概念也已蕴含其中。“亚当之堕落”这一象征意味着人在本质属性上的概念，意味着人与他自身的冲突、人与他自身的疏离。唯有出于每一种宗教象征都拥有概念化的潜在性这一原因，“神-学”（theo-logy）才是可能的。在每一种信仰象征中都隐含一种哲学。但信仰并不决定哲学思想的运动，正如哲学亦并不决定一个人终极关切的特点。信仰的诸般象征能够让哲学家张开双眼以看见这个宇宙的种种品格；若没有这些象征，它们将不会为哲学家所认识。但信仰并不要求一种确定的哲学，尽管各个教会和各种神学运动都曾主张和使用过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或休谟等哲人的哲学。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发展信仰象征中的哲学意涵，但信仰的真理与哲学真理并无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