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信仰与怀疑
信仰是出自人之人格性的行为，是处于人格中心处的整全活动；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一点以做更充分的论述。信仰是出自有限存在者的行为，这一有限存在者为无限者所攫取并转向无限者。信仰是一种有限性行为，具有有限性行为的一切界限；同时它又是无限者参与其中并超出有限性行为诸界限的行为。信仰是有关神圣者的经验，就此而言，它是确定的。但信仰所关联的无限者又是经由有限的存在者而得以接受的，就此而言，信仰又是不确定的。信仰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必须被接受。将之接纳到信仰之中的因素就是勇气。信仰既包含一种给出确定性的直接性意识，也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对此的接受就是勇气。在对不确定性的勇敢承受中，信仰的动态特征展现得最为显著。
如果我们尝试去描述信仰和勇气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运用一个比日常的勇气概念更为宽泛的勇气概念[5]。作为信仰因素的勇气就是不顾种种“非存在”的力量——它们为一切有限的事物所继承——而对一个人自身的存在所做出的勇敢的自我肯定。哪里有这种果敢和勇气，哪里就有失败的可能。在信仰的每一种行为中，这种可能性都存在。这一风险必须承担。无论何人，只要他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他的终极关切，他就需要勇气来维持这一关切。只有这种终极性之为终极性，无限激情之为无限激情是唯一确定的。这是自我及其本性所被赋予的一种实在性。它就跟自我面对它自身一样地直接，一样地无可置疑。它就是内在于自我超越品格之中的那个自我。然而，关于我们终极关切的具体内容，就不存在这样的确定性了，它或许是国家、世俗的成功、某位神祇或者《圣经》中的上帝：它们皆是不具有直接性意识的内容。将它们作为终极关切予以接受是一种冒险，因此，这是一种具有勇气的行为。这里存在一种风险，即被视作终极关切的事物会被证实为只是一种初始的、转瞬即逝的关切，国家即是其中一例。在终极关切中的这种信仰冒险实际上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伟大的冒险。因为如果它被证实是失败之举，那么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就会崩塌；他让自己，连带上真理与公义，都顺从于某种本不值得如此的事物。他丧失了自己人格的核心，而且没有机会再次获得它。那些经历过国家信念破灭的人，他们内心绝望的这种反作用力就是他们的国家关切具有拜偶像性质的不容反驳的证明。长远来看，这种结果是终极关切所无法逃避的，即关切之对象并非是终极的。这是信仰必须承担的风险；只要有限的存在者要肯定自身，这就是他无法回避的风险。终极关切就是终极的冒险和终极的勇气。终极本身既非冒险亦无须勇气，但是，如果要对一种具体的关切做出肯定，那么这种肯定就是一种冒险，因而也要求勇气。而每一种信仰自在地就拥有一种具体因素。它总是关切着某物或某人，但这某物或某人有可能会被证实为根本就并非终极的。如此一来，信仰在其具体表达上就是失败的，尽管它在对无条件者本身的经验上并没有失败。神祇消失，神性依旧。信仰信靠的是具体的神，但信仰要肩负这一神祇终会消逝的风险。随着这一神祇的消逝，这位信念主体很有可能会崩溃，再也无法用新的终极关切来重新确立他的中心化自我。这种风险是不可能从任何一种信仰行为中予以消除的。我们可以毫无风险直接予以确定的只有一点，即人伫立于有限性及其潜在的无限性之间；人之为人的伟大和痛苦亦皆尽系于此。
所有这一切在信仰与怀疑之关系上得到了尖锐的表达。如果信仰被理解为相信某事物为真的信念，那么，怀疑就是与信仰行为互不相容的；如果信仰被理解为终极关切，那么，怀疑就是它之中的一个必要因素。它是信仰冒险的一个结果。
内蕴于信仰之中的怀疑并非是对事实或结论的怀疑。它跟那种作为科学研究命脉的怀疑并不是同一种怀疑。哪怕最为正统的神学家也不会否认，在经验研究或逻辑的演绎推理中运用方法论的怀疑是正当的。当一位科学家认为某种科学理论无可怀疑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在做科学的主张了。他或许相信，该理论对于一切实践目的而言都是可信赖的。没有这样一种信念，一种理论的技术化应用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赋予这类信念以可资行动的实用主义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所指向的就是贯穿于这一理论的那种初始特性。
不同于这种我们称之为方法论怀疑的科学式怀疑，还有另一种我们可称之为“怀疑论的”怀疑。这种怀疑论的怀疑是面向人的所有信念的一种态度，从感官经验到宗教信条都囊括在内。它更像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论断（assertion）。因为作为论断，它将与其自身相冲突；甚至是主张“对人而言并不存在任何可能之真理”的这一论断本身也会遭受该怀疑论原则的审判，从而使得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站得住脚的论断。真正的怀疑论的怀疑并不采用论断的形式。它是一种现实上拒斥一切确定性的态度。因此，它不可能从逻辑上予以驳斥。它也不会将这种态度转化为命题。这样一种态度所必然转向的不是绝望就是犬儒主义，抑或两者兼有。常见的是，如果这一转变让人再也无法忍受，它就会走向冷漠，并试图发展出一种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但由于人在本性上就是关切自身存在的存在者，因此这样一种逃避终会坍塌。这就是怀疑论的怀疑的动力学。它有一种唤醒和解放的功能，但它也有可能阻碍人们发展出一种中心化的人格。因为没有信仰，人格就是不可能的。怀疑主义者对真理的那种绝望恰恰表明，真理依然是其无限激情之所在。而优先于每一个具体真理的这种愤世嫉俗则表明，他依然在严肃地看待真理，并强烈感受到来自终极关切问题的冲击。只要他是一名严肃的怀疑主义者，他就不可能没有信仰，哪怕这一信仰并无任何具体内容可言。
隐含在每一个信仰行为之中的那种怀疑既非方法论的怀疑亦非怀疑论的怀疑，而是伴随着每一次冒险而来的怀疑。它既非科学家那种持续不断的怀疑，亦非怀疑主义者那种变动不居的怀疑，而是对某种具体内容表现出终极关切的那一个人的怀疑。我们可称之为“实存上的怀疑”（the existential doubt），以此区别于方法论的怀疑和怀疑论的怀疑。它并不追问某个命题是真是假。它也并不拒斥每一个具体的真理，但它意识到了每一个实存真理中那无法保障的因素所在。与此同时，这种隐含在信仰中的怀疑接受了这种无法保障，并在一种具有勇气的行为中将其纳入自身。信仰包含勇气，因此，它也能够包含对它自身的怀疑。当然，信仰和勇气并不等同。信仰拥有勇气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勇气则拥有不止于肯定其信仰的其他作用。即便如此，勇气接受冒险的这一行为依然从属于信仰的动力。
信仰的这一动态概念似乎没有为那种安然肯定的信心留出空间；而这样一种信心，却是我们从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一切伟大宗教的记录中皆可发现的。但这样说并不合乎实情。信仰的这一动态概念是对信仰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予以概念分析的结果。它绝非仅仅是对心灵实然状态的描述。对结构所做的分析并不是对事物状态的描述。对此二者的混淆是生命所有领域中众多误解和错误产生的一个源泉。从当前对焦虑的讨论中，我们可以举出有关这一混淆的一个典型例子。将焦虑描述为对一个人有限性的意识有时候会受到批评，认为从心灵的通常状态来看，这并不真实存在。人们会说，焦虑会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出现，但它并非人的有限性中的应有之义。确实，作为一种剧烈的体验，焦虑只在一些明确的条件下才会出现。但是，有限性生命的那种深层结构却是特殊条件下焦虑得以可能的普遍性条件。同样地，怀疑也并非内在于信仰行为之中的一种恒常的经验。但是，它却永远作为信仰结构中的因素而在场。这正是信仰与带有感知觉特征或逻辑特性的直接的明证性（immediate evidence）[6]之间的差异所在。没有一种内在的“不顾”并勇于在终极关切状态之中肯定自身，信仰就不会存在。这种内在的怀疑在特定的个体和社会条件下会变得公开示人。如果怀疑出现，我们不应该将之视为对信仰的否定，而是要将之视作信仰行为中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会一直在场的因素。实存的怀疑与信仰，实乃终极关切状态这同一实在的两极而已。
对于信仰和怀疑这一结构上的洞见在实践上极其重要。许多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都会对于他们所说的“信仰失落”感到焦虑、罪疚乃至绝望。然而，严肃的怀疑乃是对信仰的肯认。它指明了这一关切的严肃性所在，即其无条件性。对于教会中那些将成为或已成为牧师的人而言，如果他们所体验到的不仅是关于教义表述的科学式怀疑（这跟作为恒常需求的神学是同样必要也同样恒常的），而且还体验到对于教会所说的“耶稣即是那称作基督的”这一福音的实存上的怀疑，那么，上述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他们。他们所据以判断自身情况的标准，就是他们关切其所信仰和所怀疑的内容时具有的严肃性和终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