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历史学

属于最初的、原始的历史学的，是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样的历史著述家，他们只记述他们经历的事件，描写他们亲眼所见的业绩。可见，这些受时代精神熏陶的历史著述家，既生存于那个时代，又记述了那个时代。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作出了一项贡献，那就是他们把曾经发生的事情列入精神的表象领域，把过去现实存在的和正在消逝的东西变成一种在精神中表象的东西。诗人把自己的素材加工得更多地适合于感性表象，而不是适合于精神表象。在诗人那里正像在这些历史著述家那里，主要的作品是他自己的。在这些原始的历史著述家那里，当然也有别人提供的报导和一些已经存在的情况，有一种可供组合的资料，但这是一种次要的、没有品位的和零散的资料；因为主要的作品是历史著述家本身的作品。他们把前一种东西，把业已消逝而分散地留存于记忆中的东西，纳入一种牢固的、持久的表象，把川流不息的东西联结在一起，并将其积淀于摩湟莫绪湟神庙，使其永恒不朽。各种传说和民谣都必须被排除在这历史学之外，因为这些传说和民谣用来确定过去发生的事情，还是模糊不清的做法。因此，它们是靠模糊的意识拥有关于各民族的表象的，而它们只要有这种意识，就［还是］被排除于世界史之外。在世界史中，我们首先必须涉及那些曾经知道自己是什么和想要什么的民族，那些在自身之内和超出自身得到发展的民族。甚至各种诗歌也没有在这里加以注意，因为它们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它们也不以确定的现实东西为内容。它们不适合于一个已经达到原子式的固定性和有教养的个体性的民族。在这里首先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拥有一种明确意识，拥有一种个性。一个民族的真正历史开始于这个民族的意识的形成。

原始的历史著述家们把他们当时发生的事件从非永恒的土壤搬到一种更好的土壤，一种固定表象具有的土壤，这就是他们特有的品格。因此，这样［一种］历史的范围不会很大，因为它的素材都是历史著述家或多或少地参与、经受或毕竟经历过的事情。他在表象中给后代人直观地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的一些直接的经验，一些未加反思的事变进程。在这样［一种］历史中，著作者的教养、精神和他叙述的业绩的铸成，［因而］他的精神和他描述的行动［的铸成］，都是同一的。因此，他未能作出反思，因为他生存于事情本身，自己没有超越这种事情。

在这里应该再进一步提出，这种历史著述家的做法对后来的时代会有什么用处。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有长足进步的时代，才出现文化的巨大差别以及一般精神状况的差别，而这些差别产生于各个阶层的差别。因此，在原始的历史中，历史著述家必定属于这样一些人组成的阶层，这些人完成了｛历史上的｝事情，而他想描述他们的业绩。他如果是一位原始的历史著述家，那就必定是统帅或国务活动家。所以在这里反思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著述家本来就与事情结为一体。于是，在这样加以塑造的时代，支配事情的精神会产生一个结果，即著作家也是一位被塑造者。一个被这样加以塑造的时代的著作家必定具有对于他的原理的意识，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具有对于自己的意识的时代。他的时代的精神具有对于他自己和他的目的的意识，具有他的行动和原理的证明。因此，著作家有必要成为一位自觉的人。于是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各种行动也是作为演说出现的，因为它们本身影响到表象；这样一些演说是像行动那样存在的，并且在本质上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这里，属于各个民族的主要是个人的演说，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如果这样一些演说不生动活泼，不变为行动，［不］立即受到重视，它们就不过是空洞的、无足轻重的废话而已。所以，历史著述家们也要吸取它们。它们包含着对于时代及其目的的反思，也给出了对于时代的原理的说明。这样一来，历史著述家就不必作他自己的反思了。他生活于这种反思中，这种反思就是时代的反思。虽然他编写出了这样一些演说，但它们也是他的时代的演说。他立足于他的行动的精神和他的时代的文化，所以他所讲述的就是时代的意识。由此可见，历史著述家是通过演说表现时代的准则的。我们必须研究这样的著作家。我们在修昔底德那里就要这样阅读伯里克利的演说，阅读外来民族的演说，它们都包含了民族原理的准则和对这些准则本身的反思。所以，著作家在阐明这类东西时给出的是对时代本身的反思，而不是自己对事情的一种反思。因此，连这些演讲也应视为某种完全原始的东西。大家想了解这些民族的精神，体验这些民族的生活，就必须体味这些著作家，深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取得对于时代的第一手的描绘。谁想急于学到历史，谁就会对此感到满意。这样的著作家当然不会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经常如此。希罗多德这位历史学创始人就属于此列。关于修昔底德，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色诺芬作为《远征记》1的记述者和恺撒的《高卢战记》2也属于此列。但是，连在我们的时代，也有这一类原始的历史著述家，虽然我们现代的文化教养也造成了以表象对待和报导事件，把它变为历史的情况。他们可能也有追求原始性的特点。所以就特别有法国人的许多回忆录，它们比任何其他民族的回忆录都更加丰富。这些人写作的立足点［包含着］许多琐屑内容、阴谋诡计、狂热情欲和乏味东西，不过其中也有例外。常常有一些大师，他们拥有广阔的范围，雷茨枢机主教的富有思想的作品3就是如此。在德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物的这类作品当然很罕见。然而弗利德里希二世的《回忆录》4构成一个例外。亲身经历各种事件是不够的，而是人们必须立足于构成巨大政治影响，即构成世界事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