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精神的成熟

希腊精神的成熟

按照前文中对一个民族的历史进行的划分，精神原则的形成属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这种精神原则表现出来，成熟的希腊精神大放异彩。

这里先要给出第二阶段中的几个主要环节。我们至此所述的完全属于希腊民族的第一阶段，属于构成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文化的东西。在第二阶段，这些已经形成的东西展示了自身：内在的东西进入定在，绽放出耀眼光芒，变得举世闻名，不是唯独存在于自身内，而是出现在许多作品中，这些作品是为世界而作的。这构成希腊世界的第二阶段。

一个这样的第二阶段开始的时代，构成了与一个在以前进入世界历史的民族的接触。［希腊人］第二阶段开始的时代是与波斯人进行交往。希腊人业已完成的个体性必然向外延展，然后回归自身。首要的事情是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接触，是那些被希罗多德称为美地亚人之战的历史情况。美地亚之战的历史同样光辉璀璨，这里不能详加考察。它是世界闻名的，这里只提到下列情况。

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史实：并不是所有希腊人都曾参战，一大部分希腊人曾与波斯人结盟，他们甚至站在波斯人一边倒戈反击希腊人。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最崇高的东西遇到危险时，最终还是分离性赢得了上风。因为自身完成的个体性在重新回归自身之前，对外表现为独立的人。我们仅仅看到希腊人联合过一次。他们的分离是一个必然的环节，分离性必然战胜强调共同体的希腊精神。雅典和斯巴达尤其如此。第一场战争是抗击大流士，马拉松战役是其中的决定性一战，这场战争是由雅典人独自进行并获胜的。在随后的一场战争中，薛西斯为波斯主帅，他领着整个亚洲袭击希腊人，玻俄提亚、帖撒利，甚至阿戈斯都臣服于波斯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戈斯没有参与保卫其他岛屿，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都置身波斯保护之下，因此只有很少几个民族站在希腊一边。只有少数城邦挺过了这场大战。

这里还要注意命运的眷顾。马拉松、萨拉米斯岛和温泉关成为不朽的名称，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马拉松参与战斗的少数雅典人、在温泉关接受莱奥尼达斯指挥的300个斯巴达人和出海抗击波斯人的雅典人，都成为勇敢无畏的楷模。自那些战役之后，从那个时代以来，不知又有多少以千百计的人英勇牺牲。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谱写过英雄的历史，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产生过众多保家卫国的勇士，所有故土家园都受到英勇的保卫，然而这些不计其数的战役，那些在战役中战死疆场的男人们和英雄们却没有像德摩比利峡谷或者300个斯巴达人那样，处在不朽的光环下。乍一看，这一切似乎是运气使然，但是，名誉是根据事物的本性决定的。人们必须观察，名誉是怎样分配花环的。名誉不是根据道德的、主观的价值，不是根据功绩的主观性方面，而是根据客观价值、根据事物的本性加以表彰和决定的。保卫希腊是唯一的普遍性本质。在战时，西部和东部相互敌视，使得世界精神的利益被置于天平之上。所有其他的利益，包括通常得到捍卫的利益，都成了有限的。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悼念阵亡者的演讲中，专门有一段赞颂雅典有不少男人为保卫他们的城邦而战死。他说：“为了这样一个城邦，那些男人奋战疆场，英勇献身。”伯里克利认为这种牺牲行为的杰出之处在于事业之伟大17。也就是说，英名因事业而伟大。

另外还有一种列强和希腊相对立，即东方的专制主义，它把整个东方世界统一在一人之下，并且因为当地人口众多和个人统治方便而具有巨大力量，因而处于优势地位。这些波斯人，这些东方人，尤其是薛西斯，既不能被看作柔弱的，也不容被人嘲笑。希罗多德对他们有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像，他说，即便有些民族被削弱了力量，但也有很多民族，可以说有大部分民族，都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他们强悍好斗，甚至粗鲁野蛮。其中一部分骁勇善战的民族集合在一人之下，与他们对峙的则是一些装备寥寥、具有自由个体性的民族群体。在世界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过高贵的精神性力量相对于数量众多的人群占优势的情况，况且这个人群又是不可小看并光芒四射的群体。在近代的个别战役中大概常常出现以少胜多的情况，比如某场战役中400个法国人战胜了6万印度人。但是，一场持续长久的战争则是另一种情况，它是一种持久性的东西，而战役则是个别的东西，具有更多的偶然情况。希波战争是希腊历史上最为耀眼的，它使希罗多德这个历史描述之父成为记载这场战争的作者。这场战争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战争也导致了紧张关系，一旦这些［民族］在同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受到强烈打击，这种紧张关系便会转向内部，因为希腊人还没有能力征服波斯。希腊民族群情激昂，对外却不再有什么行动客体，于是，他们必然转向内部寻找这样的客体，必然会陷入内部倾轧和内部斗争之中。我们能看到希腊中心地带的城邦之间纷争四起，其中一部分是个别城邦之间你争我斗，一部分则是一个城邦内部的不同派系相争。

最严重的城邦对立要算雅典和斯巴达，其他城邦的利益都围着这种对立展开。它是专题历史的重要素材，是叙述所有岛屿城邦及其内部的各派和个体的重要素材。其他城邦的特殊性就存在于其形形色色的体制中。城邦之间、城邦内部经年累月发生着各式各样的动乱。但各城邦的主要关注点还是集中在雅典和斯巴达。所有的争斗都围绕着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对立，其他城邦之间和各城邦内部的对立都受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对立的影响。因为在争斗开始，就出现了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之间的对立，罗马彻底消除了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在罗马实现了统一。发生的事情是，天平便时而向雅典倾斜，时而又向斯巴达倾斜。对这两个城邦的民族特点应当更仔细地加以考察。

我们来看看雅典，前面已经讲过，它很早便处于一种相当平和的状态，成为其他地区居民和希腊其他民族的避难所。因此，它形成一个混合的民族体：一部分是希腊人、岛民，另一部分是外族人，如亚洲人、非洲人。

要强调的第二点是，雅典主要面向大海，目的是发展手工业、航海贸易，同时，农耕、橄榄树种植、买卖土地也与此有密切联系。纵观历史，我们知道，那里很早就形成了不同派系的对立。

我们在这里要跳过较早的［或］更古的历史，比如忒修斯同盟；值得注意的仅仅在于，人们认为，忒修斯把一些自治的社区在雅典城邦里联合起来，而且将把一切属于城邦的事务都置于一个代表共同体的行政权当局和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法庭的管辖之下。在玻俄提亚和拉栖代蒙，我们则看到相反的情况，在那里，一切都分散在整个地区。

［梭伦立法：一种具有贵族政体成分的民主政体］——也就是说，雅典较早就有了城邦和地区的联合，但很早也出现了三个派别，它们主要与人的地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有关：沿海居民、船夫，山地居民与平原居民。如果从生活方式的区别来解释三派人形成的原因，这三派人可被称为三个等级。这几个等级处于一种并不安稳平静的状态，当这种状态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一种联合、一种城邦状态时，在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就结束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梭伦立法确立了这种状态。（梭伦为七贤人之一，其他六贤人各有称谓。七贤人代表了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出现了意识，出现了对于普遍观念，比如对于普遍幸福的观念需要。这也是为什么产生对法律的需要的所在。这几位贤人首先是立法者，其中几位被称为统治者、僭主，他们位处至尊，也是最有智慧的人。）梭伦给他的公民制订了法律。一个个体能为这样的民族立法，如同少数俗人能够抽到彩票，这真可谓旷世奇运。

这里要讲明，如果人们说民主政体是一种本质的东西，在民主政体中民众必须自己立法，那么，在这里一个个体制订了规定体制的法律，就会显得惹人眼目。因为梭伦也确定了私法。但是，如果人们说民主体制应当赋予民众以立法权，在民主政体中立法应当由民众掌握，那么，这是一种很肤浅的说法。因为民主就是体制，就是一种法治状态的完成，在这里那些重大的法律已经成型，这样，继续进行规定就只是非本质的事情。只要体制是体制，在每个体制里那些重要的、真正的法律便已经得到确定。梭伦为雅典人创立了一种民主体制，不过，贵族政体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梭伦的法律尽管规定了公民平等，但是富人依然享有优先权，尤其是在城邦机构的管理方面。所以说，在梭伦立法里有一种贵族政体的环节。

［克利斯提尼改革和阿雷奥帕古斯对改革的废除］——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民主与贵族统治之间的差别在随后的时期因为下述情况的更迭而有所缩小，这些更迭就是：克利斯提尼推行改革，使体制更加民主；但直到伯里克利时代开始为止，［关于］一切事务都是由阿雷奥帕古斯作出决定，民众对此无任何发言权；从伯里克利时代开始，阿雷奥帕古斯拥有的权力被取消了，因此，在伯里克利主政的时代才真正出现了民主体制。

［作为私法关系的奴隶制］——关于私人生活方面，我们要说，奴隶制是一个主要条件。但与斯巴达不同，在雅典奴隶只是偶然的私人占有，它是通过购买实现的。没有任何一个自由的希腊部族会被雅典人当作奴隶。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重要环节。

［彬彬有礼与教养］——忙碌的劳作，在伦理与法律上的平等，这些在希腊是根本性的，与此同时，个体性的差异性、性格的多样性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并发挥作用。在雅典城邦，我们看到个人之间的交往举止都显示出习俗和自由的彬彬有礼，这种特点渗透在细枝末节中，相当成熟。从内容方面看，彬彬有礼是一种礼貌，而不额外强调形式，我们通常也把这些形式算作彬彬有礼，如某些言辞表述或者礼貌表示。一切在我们看来是形式的东西，在希腊人的彬彬有礼中都是事物的实质要求使然。另一方面，这种彬彬有礼有始终承认他人的权利的意思，也有这样的意思：我的表现体现了对他人发表意见的权利的尊重和对他是否愿意听从我的意见的尊重。如果我讲话，而不管他是否愿意听我讲话，我就冒犯了他的权利。即便考虑到讲话的内容，也同样如此。在我所说的这一切中，都有一种非分的要求，因为我说出的，也是按照听者的意思说的，所以我仿佛要求他回答“是的”。这样一种凌驾于他人自由之上的非分要求，必定不会以彬彬有礼的形式出现。在柏拉图对话篇中就能看到那种对他人不断表示的体谅，这种彬彬有礼已发展到最高层次。按照彬彬有礼，我一定不能做那些任何标榜自己、损害他人的事情。由此可见，彬彬有礼就是在一个人的言行中始终承认他人的权利。

更进一步说，雅典人的教化、他们的行为的形式是那些使他们在举止方面优秀杰出的东西，从而使他们的劳动和活动都显示出体谅他人的普遍性形式，使得他们从中获得他们之间的协调一致。这种教养的素材一方面来自城邦，另一方面来自宗教中的崇拜，其主要方面是各种节庆。伟大的政治人物是由独特的、民主的体制培养而成的，他们尤其存在于雅典，那里的每个个体都被要求并且必须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这只有在懂得满足一个极有教养的民族的内心要求和轻快心境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宗教中的崇拜：艺术的起源］——宗教给予人们的才智以最高的刺激，去创造艺术，因为神是优美的、升华为理念性的个体性，是体现在感性因素中的精神理念的原则，因此，感性因素是服务于精神的。崇拜不是内心祈祷。因此，在各种节庆活动中，人们都是通过外在形式，而不是以内心情感来崇拜神。正因为希腊人当时还没有内在性，所以人们就用外显形式来尊崇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还没有这种内在性，所以对神的崇拜就在于他们用优美来填充他们的外在性。比如，雅典上演了一个城邦的戏剧，这个城邦为优美而生存，对于公共生活以及全部生活的进程都具有一种意识，而且表现出从事实践的精明才干。

［在伯里克利为阵亡战士所作的悼词中雅典的自我意识的表现］——在修昔底德的著作第二卷中，伯里克利为阵亡战士所作的悼词给出了希腊精神的最佳概念18。他表达了自己对雅典是什么的意识。他表明，他对所属城邦的理解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更加深刻。在悼词中，他尤其说道：“我们爱优美的东西，不求豪华，不讲享乐，不思高贵，不以此炫耀自己，我们只是为了优美。我们做哲学思考，不因此而漫不经心，变得懒散，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在做什么具有意识。”这番话十分独特。雅典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这还没有进展到纯粹沉思的状态，从而使精神从实践中分离出来。他们热爱的只是对自己的行为和存在的意识，不对实践性的东西造成损害。“我们勇敢，”伯里克利继续说道，“不是因为精神的粗糙原始，不是因为μαθα，即缺少教养，在这样的情况下，精神什么事也坚持不了，它放任自流，因为它自身内空虚无物，因为它还没有内容。我们的心灵是有教养的，我们知道惬意的事情与艰难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不顾及这种认识，我们便无法避免危险。”

斯巴达的景象与雅典形成了对比。从起源来讲，斯巴达人是多立斯人。这种区别如同这两个部族之间的区别那样在荷马史诗中还未见到，所以这种区别是后来才形成的。

斯巴达的兴起完全不同于雅典的兴起。斯巴达人原先是多立斯人，从色萨利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是征服者，把在半岛上见到的当地人变成奴隶，后来麦西尼亚人也遭此厄运。因此，斯巴达人和麦西尼亚人的关系就像现在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关系，而希腊人和征服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不过，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关系还没有那样紧张。那些奴隶的生存状况要更加糟糕，因为他们是奴隶，不像希腊人那样是自由人，自由人则只承受赋税，偶尔也遭受一些屈辱。斯巴达人以这种方式生活在长期战争状态中，斯巴达人在其内部不断进行战争演练，于是那些年轻的斯巴达人不断地迫害奴隶，连和平时期也不例外，因为越来越多的奴隶要逃跑。这在那时是一种符合国法的状况，而这种迫害现在在土耳其人那里只有当他们暴怒时才会发生。在战争时期，奴隶们还常常被武装起来，但在战后，这些勇敢的人却被毫无信义地处死，被成批地屠杀。所以，即便在和平时期，斯巴达人也总是处于战争和自由的状态。

第二个环节是利康尔戈斯立法。所有土地被分成3万份，一部分分给亚该亚人，一部分分给真正的拉栖代蒙人，他们内部是相互平等的，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办法使财产平等得以维持和建立。不过，这种安排和其他一些安排远不足以达到上述目的，因为实际情况违背了利康尔戈斯的目的和意愿，土地落在少数人手中，我们看到最终造成了极不平等的情况。后来，利康尔戈斯禁止除铁以外的任何金属交易，由此切断了对外贸易和城邦内的活跃商业活动。为了保持习俗和人们之间的平等，公民们要按规定共同进餐，而这是一种备受称赞的情况，它尤其得到高度重视。［但］对此不必评价过重，公民们一起吃饭，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因为饱食的人不会想到有人在享受更高级的佳肴美味。饮食原本就是私事，这件私事的本性在于，它［理当］在每个家庭中进行。共同进餐没有什么美德可言。共同进餐的费用由每个进食者本人承担，太穷的公民负担不起这个费用，就被排除在外。克里特人共同进餐，费用由共同体负担。不过，举世皆知，克里特人声名狼藉。《新约》称他们为γαθηρα19，即大腹便便的腐朽之徒。因此，共同进餐谈不上是什么平等。雅典人尽管没有共同进餐，但他们以精神的方式生活在体育运动场上。

在体制方面，斯巴达是有国王的民主政体。不过，国王只是位列第一的高官、管理公务的首脑和战争的统率。后来，斯巴达出现了从贵族中选出的监察长官五人，他们在各处都被看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斯巴达只是名为民主政体，实为贵族政体或寡头政治。斯巴达民众的精神是愚钝的，致使统治及政府落到少数人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和艺术被冷落，个体性只能呆滞地湮没在城邦氛围中，无法通过自由的、精神的意识与城邦亲近，无法了解百家观点。于是，科学完全被排斥，法律与伦理的普遍性思想和原则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这是因为，与一个无教养的城邦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压制了一切普遍的东西，它们不能规定斯巴达人的行为方式。即使斯巴达人在内部也实行法治，那么众所周知，他们对于外来者也毫无诚信，普遍性的原则根本不能指导他们。

这里还要提到一点：很多高贵的雅典人偏爱斯巴达。

在近代，有不少思想深刻的伟人，例如卢梭回过头去寻找更好的东西，例如，与有文化的欧洲国家的状态相比，他们更偏爱北美的原始野蛮状态，因为他们认为，更好的东西存在于文化产生之前。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好的东西存在于向前发展的年代。所以，［虽然］我们永远为希腊所吸引——那种希腊的生活、伦理性、体制，我们看到它的形态美好可爱，引人神往，但精神本身不能在其中获得自己最大的满足，客观的绝对者还缺少一个主要环节，这个环节是美的，即真理，而且法权、伦理性也还缺少那种来自自我意识的主观统一性的高度自由。

与以往的更低的事物相比，更高的原则总是以衰落的形态出现在世界中。以往的事物已经将其法权和伦理发展为当下的世界和现实。更高的原则与这个世界和现实相对立，是作为另一种原则，作为摧毁这个世界的原则显现出来的，它不承认这个世界，反而否定这个世界。这种否定首先构成了更高的原则，将会剥夺国家的存在，剥夺个体的美德。因此，这个更高的原则呈现为革命和礼崩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