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与没落
我们还要考察这个作为第三时期剩下来的衰落方面。这里令人感兴趣的又是斯巴达和雅典的区别。至于与此相关的外部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可算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战争之始，伯里克利统治着雅典城邦，因为在人口众多之地必须由一个个体来统治，必须有一个人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共和时期，这个最高统治地位由一个独特的人物占据着，此人必须能发号施令，并且只在给予他的权限内履行职能。伯里克利可谓至贤之人，其自由、美德的个体性已达完美至极。雅典在这个时期拥有大量的盟友，它与一些岛屿结成同盟，友好地往来。这些盟友往同盟基金捐献资金，雅典管理资金，装备海军。所以色诺芬说：“有谁不需要雅典呢？所有的富庶之地，所有那些充满理智和精神的个体，他们理解政治和宗教中的值得眼观耳闻之事，难道都不需要雅典吗？”20在所有盟友中，雅典处于中心地位，因为雅典同时还管理着同盟基金。即便有人指责雅典横征暴敛，将钱挪为己用，以修建神庙和雕像，但也丝毫没有浪费金钱。所有这些行动都有盟友的参与，色诺芬说，伯里克利诚心诚意地为雅典城邦操劳。
在这样的城邦联合中，不是哪一个共同体有具体的强权，而是应当有一个抽象的中心。但在希腊，还没有任何一种普遍的秩序，没有任何一个抽象的中心，这一切在罗马时期才变为现实；相反地，希腊的每个共同体都想统管整个希腊。对战争的需要总是促使作这样的联合，并产生了暂时性的霸权，因为没有哪个成员愿意作为整体的某个部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争斗就是起源于无法建立这样一个中心，起源于对成为这样一个中心的渴求。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被敌军拉栖代蒙打败，后者同波斯结盟，而斯巴达使出卑劣手段出卖希腊，请求波斯给予帮助。斯巴达人需要钱，这迫使他们寻求外援，并最后求助于最卑鄙的手段。在拉栖代蒙与希腊的战争中，斯巴达再次做了叛徒和卑鄙小人。它向希腊的一些城邦和岛屿作出承诺，使它们摆脱对雅典的依赖，但又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庸，将所有城邦的民主政体转变成寡头政治。斯巴达还第三次做了叛徒，拉栖代蒙人、斯巴达人在安塔尔基达斯和平时期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拱手让给了波斯人。
接着，以底比斯为首的城邦揭竿而起：它们反抗斯巴达的奴役，这时斯巴达没落了。我们看见麦西尼亚和阿卡狄亚又恢复了生气，成为城邦。底比斯在派洛皮德和伊巴密浓达的领导下，孤军奋起，此后却再次陷入以往的境地。派洛皮德和伊巴密浓达死后，底比斯几乎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但是，希腊各邦之间以各种方式形成了友好或敌对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就没有一个城邦能够存在，没有权威，就不能巩固各城邦之间的和平和安宁。这样一个权威必须来自外部。
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希腊对外在政治上的衰败。因为不仅各个城邦之间分崩离析，而且每个城邦内部还派系林立，所以总是有一部分公民颠沛流离，很快又回归故土，其他一些人又被迫逃亡。
但是，希腊民族此时经历的主要形态，即｛被称为｝变化的另一｛环节｝，在一种自己把握自己的思维的开始阶段有它的基础。它是由思想而来的，处于内在东西的原则之中，处于主体自我意识的自由的原则之中。
我们看到希腊人的艺术、哲学，并赞叹这些作品，它们永远是我们的楷模。尽管如此，在希腊全部的本质中仍然存在着原则方面的局限性。希腊世界缺少的东西不是一种具体的立法，不在于法律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也不是各个个体的热情，毋宁说，这种事情必须就其本质加以考察。希腊人的宗教，他们对于绝对者的意识，是优美，就是说，是一种具有感性环节的精神东西。所以，他们的宗教和崇拜就是艺术。他们的神是优美的个体性，神是优美的，却还不是真实的。他们的体制、他们的法律、律法东西和伦理东西都只是一种习惯。他们沿用的生活方式还是习俗和习惯的直接方式，他们的意识还缺少对主体性原则的认识，缺少对良知的认识；这是思想在自身内的这样一种反思：在这里应该被视为真的东西，是通过我的理性，或通过我的精神的见证，通过我的感受得到确认的。由此可见，他们还缺乏精神的无限性，这种精神是一个内在法庭，一切当前发挥作用的东西都应在这个法庭面前给自己作出合理论证。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内在性在希腊是逐渐通过两种方式产生的。那种优美的宗教会受到思想的理想性的威胁，这种理想性与美的理想性完全不同。同一条原则也威胁着法律和国家体制。但同时也与这种理想性一道，各种激情威胁着各个个体，任意性威胁着这种特殊的主体性。这种内在性是双重的：一是普遍的内在性，是真理的理念，由这种理念中产生真的原则；另一个主体性是特殊的东西，是总括了各种激情和任意性的心愿。在希腊的自由原则中已经有思想本身也得变得自由的含义，所以，随着艺术、宗教和体制的充分发展，思想也开始同时充分发展。思想的发展与艺术的发展齐头并进，而现实的对立面也随之发展。我们看到，从泰勒斯开始，哲学家们在创造着这一个个进步，而这只能发生在希腊。
首先，科学是作为对一切对象进行论证的理智出现的。这一番在人的观念王国中进行的勤奋劳作为世人所夸赞。那些科学家，那些致力于改变思想的大师，被称为智者，一个现在在我们看来有些负面意义的称谓。希腊人的思想在变得强大，敢于攻克一切，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时，就把握了一切对象，把握了伦理、律法、信仰和信念，渗透到了这一切对象中，使它们成为精神性东西，并把它们剖析至微；思想的力量表明自己是这些对象的主人。但是，智者起初在一切对象的这种可变性中还没有把握自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中心地位。所以，智者的事业、学问一直是“雄辩的”艺术，它必须寻找和承认某种作为固定目的的东西。它在人身上设定了这种固定目的，于是具有特殊性的人变成了一切事物的目标、目的，功利性变成了最高的东西。这样，心愿就被弄成了最终目的。这种“雄辩术”是畅行各方的，如今也还在发挥作用。客观真理由此遭到否定，在主观性的心愿面前，思想使一切变得摇摆不定。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和整个战争中间，在苏格拉底那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思想的独立性站稳了脚跟，自在自为地存在的东西被认为是普遍的东西，思维被认为是最终目标，被认为是在当前发挥作用的东西，人须从自身出发，不是从他的心愿出发，而是从作为普遍者和思考者的人自身出发，发现并认识什么是真与善，并且一切应该在当前发挥作用的东西均须在思想的这个内在法庭面前给自己作出合理论证。苏格拉底由此发现了本真的东西，也就是被称为道德原则的东西。苏格拉底常被称为道德导师。不过，他更多的是感受到道德，而不是传授道德，因为希腊人都知道什么是伦理的东西。伦理原则从它的整个客观内容方面看，是一直当下存在的，而且在各种关系中都为人所知。但是，人应该在自身之内寻找它，从自身出发发现它，从信念和动机出发规定它，这是苏格拉底特有的立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家、教育家，毋宁说，他所说的东西是他的真正的原则。
这个原则说出了世界的分裂，一个内在世界由此找到了它的基础，它和至此唯一的客观世界分离开来了。以前那个真实的世界现在被规定为一个与内在世界对立的外在世界。人在自己的内在世界中发现了自己的法庭，于是，各个个体就能从此开始在内部强化自身，以理想方式满足自己，独立地参与城邦生活，不让自己受城邦的束缚。此时，思想也开始让一切应当发挥作用的东西在自己面前作出合理论证。这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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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希望｝，并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诸神，这些神是什么？此时，柏拉图将诗人荷马和赫西奥德从他的城邦中赶了出去，他要求用思想来代替关于绝对者的感性观念21。因此，思想、主体性的这个更高原则就在这里降临了。
苏格拉底的命运是一部最卓绝的悲剧的命运，他在法庭上被当众谴责，他的死被看作最大的不公，因为他完满地履行了他对家乡的义务，给他的民众开启了一个内在世界。他独立地论证了思想的权利；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雅典民众也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必定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样一个包含正确内容的原则会削弱城邦法律的声誉，会摧毁雅典城邦。就是说，苏格拉底的学说是完全正确地作为一场最高的革命出现在民众面前的，所以，民众诅咒他死，苏格拉底的死是最高的公正。
希腊人的生活中有一点是独特的：城邦的形式是习俗，直接发挥作用的是主观东西和客观东西的统一。我们现在的国家生活被安排得完全不同于雅典民族，可以把对待宗教的主观信念和内在生活更多地视为无关紧要的。内在东西、道德生活不是国家的对象。在雅典的城邦生活中，还有一些类似于亚洲的国家生活中的东西，因为客体性和主体性存在于没有分离的统一性中。阿里斯托芬极其彻底地洞察到了存在于苏格拉底原则中的东西22。雅典民众为他们曾经诅咒苏格拉底而后悔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必然会感到，自己诅咒的东西已经沁入他们的心房。因此，他们诅咒了自己的东西。苏格拉底之死也并非无辜，他的死或许不算悲剧，而只是感动人心。悲剧性的伟大人物就是那些并非无辜地死去的人。在苏格拉底身上，更高的原则是以其最纯粹的、自由的方式，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里出现了现实和思想之间的分裂。
思想不仅构成自己与现实的分裂，而且还构成纯粹在自身内的存在、自身与自身的同一和在自己的理想性中的和平。思想已经与现实分裂，人们可以说：世界的心脏必须先破裂，然后才会在精神中实现和解。前者通过苏格拉底实现了。在苏格拉底身上，这种分裂还是抽象地与现实相对立，和解也呈现为抽象的思想。
此时，正是艺术自身破坏了优美的宗教。艺术使一切感性东西成为能启示的。如果素材本身不超越和离开自然这个艺术理念，如果艺术是完全自生出来的，使素材达到了完善境地，那么，一切感性东西就都是能启示的，人们的兴趣也逃离开了对象。启示能陈述的，仅仅是精神能承载的内容，这种内容在被启示出来以后，对理智和感性东西来说同时仍然是秘密的。这样的理智是思辨宗教的更高内容，它不沉醉于外在性中。不过，在希腊宗教中已不再［发生］这样的情况。雅典民众做到了将艺术发展到顶峰，这就使艺术的内容失去了兴趣。艺术的原则不再有趣，不再是宗教内容。可笑的是，有人说柏拉图要排除艺术和诗。有人说，由艺术表象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应当被承认为绝对者，这正是柏拉图所排除的，他并没有排除艺术和诗。柏拉图没有排除艺术，而只是不再把它看作神。
政治方面的民主政体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民主政体超越了自身，自己使自己陷入了矛盾：个体性为了成为现实的，必然会被推到顶峰，同时民众应该实施统治。为了实施各项决议，民主政体必然将个体性的发展推向顶峰，因而自相矛盾，这是因为，要执行多数人的决定，就必然需要个体性。所以，民主政体如果不是一个粗野民族的体制，而是已经发展得完美，就必然是短命的。伯里克利牺牲了希腊人的个体性。在他的个体性里，普遍性就是这个至高无上的顶峰，它在这个美的、清晰的整体中真实存在着，民众也同时在这个整体中实行统治。不过，这样的情况只可能出现一次。伯里克利之后，城邦便被贡献给了特殊的个体性，就像以前个体性献身于城邦一样。我们讲过：内在性、主体性可以是普遍东西，是思维，如苏格拉底身上展现的那样；另一方面，内在性、主体性也可以是特殊性、激情、个体的贪欲，这个方面主要是衰退的方面。但在雅典人那里，这个方面也表现得更加理想化，更加温和。所以，这样的个体性还归属于城邦，因此，即使是这个原则的模糊面，即特殊性，在雅典人那里表现得也比在斯巴达人那里更有节制。在斯巴达，特殊性表现为单纯的城邦衰落，表现为单纯的主体自为存在的特殊性原则，或内心意愿的特殊性原则，也表现为统治欲和贪欲。这些情况我们在雅典人身上也能看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衰落，不停地嘲笑自己的错误和恶习，叱责它们，也嘲弄自己。民众们嘲笑自己、讥讽自己，这种情况我们在任何其他族群中都看不到。罗马人那里不会出现自我嘲讽的情况，而只有士兵嘲讽将官。罗马的民众看到凯旋的尤利乌斯·恺撒遭到嘲笑，就像自己遭人嘲笑一样。
这里还要提到希腊社会生活的结局。雅典受辱之后，斯巴达占据统治地位，但也为时不长，它被底比斯人打压下去，然而底比斯人占统治地位之后不久，就被福基斯人打败，福基斯人摆出一副不信神的姿态，劫掠和摧毁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
阿波罗神庙的毁坏造成的整个结果是：在这些神庙中被摧毁的作出决断的意志不再在理念中得到保护，免受其他意志的威胁，｛相反地｝这种作出决断的意志在这时必定是来自外部，以现实的方式保护自己。由于这种意志不再是作为神谕存在的，所以必须有一个外来的国王通过现实的意志作决断，成为希腊的统治者。这就是说，在希腊必定发生了从神谕决断到由真正的国王作出决断的过渡。这种过渡的本性是以极其幼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外来的国王腓力在希腊建立起了他的政权、他的权力，同时也承受了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憎恨。他的儿子接管了他的权力，以期自由地运用这种权力。
希腊的第二个青年亚历山大将这样一块依靠各种各样的技艺发育成熟的土地整合到自己的新麾之下，但这块土地已经不再名副其实，它在自身经过充分发展以后，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亚历山大］成了作出决断的意志。他对内平抑了依然存在的骚动和希腊社会生活的内在不安，［对外］征战希腊的母邦——东方，一举结束了东方与西方由来已久的战争，这场战争很久以后才再次爆发。他的这一举动一方面为希腊过去遭受的祸害向东方报了多年之仇，但另一方面也千百倍地回报了希腊通过文明的起源从东方所接受的一切美好事物，因为他让东方这时分享了希腊过去从那些起源作出的成果，使东方上升到发育成熟并获得幸福的阶段。亚历山大完成的伟大事业和不朽业绩，是他把这个前亚细亚地区发展成一个希腊。
大家一定不要人云亦云，像一个历史编纂者那么说：如果没有流血成河，亚历山大才算伟大。人们只要看一下世界史，就一定会不再指责流血和战争，因为它们是世界精神用以推动自己不断前进的工具。概念才是决定性的。人们也一定不要说，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便衰落下去，四分五裂了。尽管他的王朝不复存在，不再继续进行统治，但希腊人的统治仍然存在，虽然他的儿子、他的妻子罗克珊和遗腹子被杀死了。亚历山大的伟大和名望体现了希腊个体性发展的顶峰，他能建立起一个希腊的世界帝国，但没有建立起家族统治，这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坚定完美的个体。要完成这样的天职，要建立这样的家族统治，时代还没有到来，——［这需要］家族统治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根本环节。构成一个抽象的统一体，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帝国，这不再是希腊的原则，毋宁说，对罗马人才是敞开的。
亚历山大的帝国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将这片土地纳入了希腊版图。人们还可以发现希腊与土耳其有一种更亲近的联系。亚历山大从巴克特里亚的粟特娶回罗克珊为妻，她是亚洲最美的女人，粟特是土耳其部落最初的所在地。因此也许可以说，｛在那里｝以前是男性主政的民族进行统治和拥有土地的，这时则是女性主政的民族进行统治。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生活了两年，到过斯基泰人居住地，与斯基泰人打过仗。假如我们有像希罗多德那样的历史学家记述这些活动，我们就会从中获得很多启发，了解一些生活在那里的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了解这些民族和我们看到后来在欧洲出现的那些民族，即匈奴人的整体关系。巴克特里亚王国持续了200年，罗马人来了以后，它便衰落下去了。希腊帝国在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和埃及繁荣昌盛达几世纪之久，这些地区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建立起王国。
在希腊本身依然存在原来的旧关系和对外的政治关系。希腊的各个国王都敬重这些小城邦的共和政体，对自己起源于这些城邦倍感荣幸。他们甚至在一些城市中有一些财产，他们在这些城市中认为，由于他们为维护城市所起的［作用］，自己受到了尊崇。“解放希腊”特别被视为巨大的荣誉，［“希腊解放者”］在当时成了一个光荣称号。两者成了时髦口号，但实际上只意味着，保持希腊的各个城邦和共同体的软弱，把每个城邦都孤立起来，把整个希腊瓦解和分散成无数微不足道的城邦和共同体。所以，罗马也起来反对希腊，罗马原则使希腊原则走向没落。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些城邦的前后状况，便可以说，亚历山大的个体性正处于前后状况的中点。希腊城邦引起人们对历史的主要兴趣，个体之所以受到褒奖，是因为他们为城邦而劳作。城邦对这种功劳的褒奖在民主政体中必然引起个体的羡慕，就像对这种功劳的报酬劳激励他们去劳动一样。［不过］，正是主体的人格激励自己作出这种重要贡献，反之，在亚历山大之后，构成重要兴趣的不再是城邦的命运，而是个体的兴趣造成幸福与不幸，城邦的命运取决于个体。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民众的力量与个体的力量是平衡的。事业是个体的人格力量。个体正是属于这样一种事业的东西。事业既是必然要完成的，也同样是只能由这种个体着手的。整个过渡期都围绕着这个枢纽，围绕着亚历山大个人运转。
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曾不得不利用一些政治小伎俩，利用一些聪明小手段，创造和积累资金。他的儿子则不必再使用这些小手段，因为父亲已经铸就了权力这个工具。他将齐备的工具交到儿子手中。一方面，亚历山大是由古代学识最丰富、思想最深邃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教育成人的，这位哲学家运用他的最深刻的哲学和形而上学引领亚历山大理解历史，他的形而上学连现在的很多形而上学领域的教授也不理解。他没有用教育王储的方法教育亚历山大，没有用游戏的方法教给亚历山大那些有知识价值的东西。因此，亚历山大的情感和深厚天赋能够得到释放，成为思想的要素，所以他不再受偏见的束缚，而能够完全投身于行动。亚历山大的伟大统治天才让他挥洒出大手笔，使亚洲成为希腊的荣耀，并建成辉煌几世纪之久的世界之城亚历山大里亚。
他与他的士兵的关系同样值得称道，作为王侯与统帅，他有尊严地统领他们；他也确实胸怀远大目标，懂得要像伯里克利对雅典人那样，对士兵们谈话。他在给士兵施加重任的同时，也扩大了他们的生活圈。但他同他父亲的老臣们的关系就不那么轻松了。这些老臣都是些经验丰富的大丈夫，他们把自己的丰富经历和已有功绩看得至高无上，对参与政事的青年一代心怀忌妒。要他们承认一个青年的行动更加伟大，承认这个青年做的事情比他们所经历的、所思考的和所成就的事情更加伟大，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奇耻大辱。这种忌妒在巴克特里亚的克里托身上发展成暴怒，发展成进行反抗的盲目暴怒，这种暴怒毕竟得到了全面回应，也许从总体上看是有贡献的，但结果却很不幸。亚历山大生性勇敢，远近闻名，不论在战场上还是险境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同样伟大的还有他的死。临终前，他在床上坐直，对军队讲话，向他的朋友们告别。同阿喀琉斯一样，亚历山大也是功成而亡，死当其时。他的事业完成了，他的图像也画完了，他为我们留下了成熟的东西。他的个体性中所内涵的最伟大的、完满的直观成为一种形态，这种形态常常被一些短浅的反思弄得黯淡无光。亚历山大的个体性只能产生在希腊，只能在这里引人注目。不过，希腊的体制不能接受和容忍这样一种个体性。柏拉图的深刻眼光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好，十分确切。他对体制的构想只是理解和展示了希腊伦理生活的现实，没有理想性，他所说出的是希腊伦理生活的现实本性。但他洞察到，来源于主体性的衰落威胁着希腊的原则，所以他要从家庭和私有财产中排除和驱逐主体性，于是他描述了一种只有实体性伦理原则应占支配地位的状态。但在这种个性、这种人格中就蕴藏着精神的更高自由的萌芽和原则，这种自由精神从此将会进入世界历史。如同个体的特殊人格这时已经成为自由的，不能忍受希腊的社会生活，特殊的独特性在此时也规定了各个形态，这些形态使希腊的各个城邦相互有别。这是优美的诸神，城邦形态的差别没有给他们的神性造成任何损害。但是，假如由此取消了把他们结合起来的联系，这时就只有丑陋乏味的抽象特殊性还存在，这种特殊性固执己见，矜持地自我封闭，与其他特殊性发生冲突。给我们提供了这场面的，就是在亚历山大死后，直到公元前146年为止，还持续了150年的希腊历史。在此期间，希腊的状况令人哀叹，一方面，城邦之间的关系是讲权谋的，以致只有各个不同的城邦联盟十分高明地编造的谎言和进行的博弈才能维护住城邦。这一时代的另一环节是一些特殊的个体性，它们决定着城邦命运，由于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激情，将城邦从内部分裂成林立的帮派，每个帮派都试图独占鳌头，以乞求国王的恩宠，并把这种恩宠拉扯到城邦的关系当中。雅典还保持着平稳的状况：在各门科学中，雅典直到最后都令人崇敬。埃托利亚同盟是一个强盗同盟。亚该亚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起初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声名在外，受人景仰，后来也因同盟首领的恶劣行径而衰败没落，它们后来在罗马人那里找到了支持。
在这段时期中还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这样一些伟大的个体，这些个体是伟大的悲剧人物，但他们只能反对和抵制恶的东西，他们借助他们的管理工作和艺术暂时维系自己的母邦，尤其在对外方面；但他们却无法营造出稳定健康的社会状况，而在这种努力和战斗中不断走向没落，不能合理合法地给他们的母邦带来宁静与安全，所以他们是否一直举止得当和纯洁，依然悬而未决。这段时期中普卢塔克和波利比奥斯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对我们来说很有意思。波利比奥斯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时期的城邦历史，此时的城邦历史已不太吸引人了，因为现在是个体才伟大。普卢塔克的对生活的描述享有伟大文明的美名。对更古老的传说人物的生活，如对忒修斯的生活的描写，一方面带有神话性质，另一方面这些传说人物的生活与城邦的生活恰好在同一个时期。（至少在以前，这两位作家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在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有了最佳的历史描述。斯巴达和亚该亚同盟这两类城邦给历史描述提供了最好的素材。在这里，忒修斯的祖国的朋友们同样不得不与城邦内部的派系抗争，而这些派系总是在城邦外部寻找朋友，与自己的城邦为敌。亚吉和莱奥尼达斯这两位国王试图遏制罪孽，但很不幸，因为他们必须内外树敌。亚该亚同盟提供了美妙景象，通过波利比奥斯描述的历史，人们从这些景象中看到，讲求实际的善良本性在这样的状态中或者感到疑惑，或者在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不得不退缩。这样的状态在这些个体那里必然导致他们最终遭受的一种暴力，一种惩罚和揭示旧事物的软弱无力的暴力。在所有的特殊性都在城邦和个体中把自己弄得固定不变的地方，针对这种特殊性和这种有限性的固定作用，就有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只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反对它们，既盲目，又冷酷，并且抽象。体现这种命运的角色就是罗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