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历史学
第二种历史著述家是进行反思的历史著述家，他们的叙述超越于当代的东西。这种叙述有很多的门类。
［1.］首先，人们在这些门类中要求有一个对整个民族或世界史的概览。因此，这必然是已有历史著述的汇编，是他人做过的一些报导；语言也并非都是直观的语言。它们不具有亲临其境的性质。所有的世界史都必然是这一类的。汇编的更进一步的门类取决于目的。李维的｛罗马史｝、约翰·冯·米勒的《瑞士史》5就属于这一类。这些著作编得很好，它们都功不可没，不可或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给出一个论述的尺度。有些历史著述家喜欢这样编写，即让读者仿佛听到了事件见证人的谈论。可是这样做通常会有或多或少的失误或失败，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用一个语调说话，而各个不同时代的精神和教养都不一样，因为人终究还是单一的个人，“时代的精神总是要在个人身上浮现出来”，已经记述下来的那个时代的精神，不同于当下想要加以记述的这个时代的精神。李维在叙述他所讲的历次战役时对情况做了极其详尽的描绘，它们不是不符合于那个时代，便是符合于任何时代。同样，李维书中的一些罗马国王的演说也是如此，仿佛它们只是在罗马做政治辩护的时期发表的，以致它们与本当作出它们的那个时代形成强烈对比，与那个时代的纯真特色恰好相反。在某些时期，这些演说的论述范围广阔，在另一些时期则极为贫乏。麦耐尼·阿格里帕的寓言6写得自然流畅，他的另一些演说却令人惊讶地与此相反。然而，一个历史编纂者与一个原始的历史著述家的差别却是一目了然的，而且从波利比奥斯7与李维的对比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约翰·冯·米勒的《瑞士史》写得好像自己在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生活过，也同样是一种失败的尝试。这部著作包含某种生硬死板的东西，具有一种人为的、矫揉造作的古风色彩——不像原始的历史著述家丘迪8那样具有原创性。一部历史，要涉及漫长时间，包罗巨大的时期，就必须按其本性，以抽象的、普遍的观念予以应对，例如某场战役的胜负，某个城池久围不克等等。这样一部历史，虽然会因此而成为很枯燥、很单调的；但事情就是如此。反思的历史学把一个由各个具体的细节组成的伟大整体归结为抽象观念，这就是它的本质所在。
［2.］第二类反思的历史学是所谓的实用的历史编纂学。当我们必须研究过去，研究一种遥远的被反思过的世界时，就展现出一种当前对精神的需要。精神靠自己的活动，以这种当前为它自己努力的报偿，而这种当前人们是在自己的知性中把握到的。历史的事件各不相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件的相互联系，支配各种情况的普遍精神，却是持久的、永不过时的、始终当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扬弃过去，使事变成为当前的。这些重实用的反思是富有生气的、把遥远的过去激活为现在的东西。这些反思是否真有生气和饶有兴味，全看历史著述家自己的精神如何。普遍的情况和各种情况的相互联系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叙述的对象，甚而成为事件；普遍的东西看起来不再是特殊的东西。反之，如果我们想以普遍的反思来叙述无穷无尽的独特事件，这便会毫无趣味，毫无效用，毫无结果。但是，如果将普遍的状况这样加以论述，［即］将事件的整个联系都加以把握，这就显示出了作者的意思，显示出了这样一种历史著述家的精神。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那些从历史中产生的［和］人们常常披挂到历史上的道德反思与道德教训。道德反思屡屡被看作历史研究应当抱有的根本目的。扼要地说，各种善的范例当然会始终动人心弦，特别是年轻人的心弦，并且它们常常会被引用，因为它们把善带入了更具体的观念。在道德课程中，都把这样的范例当作一些普遍的道德原理的具体观念加以应用。但是，各个民族的命运、各个国家变革所处的领域，却是一个与道德不同的领域，一个更高的、更远的领域。道德说教的方法是极其简单的，或者说，简单的道德说教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圣经史足以进行教导，人们为此完全不需要那么大的领域。人们在这里参照的是经验。国务活动家、君主和统帅会受到历史的教导，但是在像世界局势这样的世界史的复杂局面中，人们常常发现单纯靠那些简单的道德命令是不够的。历史与经验教导我们说，各个民族一般都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因为每个民族都生活在一个如此独特的情况里，以至于必定会、并且将来也会由这种情况加以决定，而恰恰唯有大人物在这里会猜中天理。这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一个总是与众不同的人物。各个民族都处在一种很独特的关系中，以至于早先的那种关系对后来的关系都决不完全适合，因为情况完全不同。道德命令涉及简单的旨趣和私人关系，而这一切我们却无须从历史中学习。道德命令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如此，即主要的事实都要由这［一］命令来详尽阐明。对于这一点我已经透彻地作出了说明。
然而，在各种世界性事件纷至沓来的时候，仅靠这样［一种］简单的原理是不够的，因为情况决不相同，而从回忆中得来的东西并不能抗衡当前那种活生生的现实；回忆过去是对现在的新事物没有控制力的。有教育意义的是历史，但它完全是以另外的方式发生作用。历史的教育是与由此得来的反思不同的某种东西。以一些演说家为证，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是必要的，然而让现代的一些政治关系诉诸古代罗马人或希腊人的活动和行动，那就总是有点不对路。没有任何一种情况完全类似于其他情况，个别的相同决不是这样存在的，好像在一种情况下最好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也是最好的。各个不同民族的关系和情况没有完全的相似性。例如，约翰·冯·米勒的《瑞士史》就抱有道德意图，他以这样的目的编排整个反思论丛，因而变得枯燥乏味。他的思想是肤浅的，他甚至搜集了一大堆句子，然后按照他的随意判断将它们插入他的叙述之中。这一类反思虽然表明一位作者心怀善意，但也表明他的思想肤浅。所以，反思必须是饶有趣味的，［本身］具体的。只有对事件进行彻底的直观，才能使反思变得有趣。理念的意义，就像它本身展示的那样，是真正有趣味的。例如孟德斯鸠9，他是彻底的，同时又是深刻的。然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具有能做这类反思的精神，所以对这类反思的历史会产生一种厌烦。于是人们便回到简单朴实的方式上来，使叙述做得单纯准确与逼真。准确作出的各种描写和这类叙述也成为一大功绩；但是它们大多都只为他人提供资料。我们德意志人是以这类叙述为满足的，并要求在往昔中再现现在。法国人则相反，他们创造现在，因此要探索富有精神的举动；但他们却因而很少有彻底的历史著述家。他们始终都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
［3.］第三类反思的历史学是批判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特别在我们的时代获得了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历史学本身，而是一种叙述历史和评价叙述的历史学。尼布尔的《罗马史》10就是这样写成的。他以回顾各种情况来探讨各种叙述，并由此得出一些结论。由此产生的现在，在于历史著作家的尖锐目光，他从全部情况得出可信的结论。法国人曾经在这类著作中作出许多深湛和精辟的论述。在我们这里，所谓高度的历史批判占了上风，这种批判试图排挤那种审慎的历史著述，［人们］在这里抛开历史的根基于不顾，给那些最任意的表象、离题的讲法、幻想以及联想留下了地盘。人们企图将这种最任意的东西带入历史。这也是一种把现在带入过去的方式。由此产生的现在是以主观的、偶发的想法为基础的，这种想法愈被轻易地视为是卓越的，它所依据的根基就愈薄弱。
［4.］最后是这样一类历史学，这类历史学立刻把自己乔装为某种部分地作抽象思维的东西。它虽然是作抽象的思维的，但同时形成了向哲学世界史的过渡。这类历史学是涉及一种普遍视角的专门史学，而这种视角取之于普遍性的整个联系，出之于一个民族的丰富生活。但这也是某种专门的东西。通过时代的教育，这种探讨历史的方式就受到了更多的注意，得到了更多的强调。我们的已经形成的观念，正如它勾划出一个民族的形象那样，会比古代民族的纪事带来更多的视角。例如，这样一些具体的视角是关于艺术、科学、宪法、法律、财产以及航海的纪事。所有专门的东西都可以这样被突显出来。在我们的时代，法律史与宪法史尤其受到青睐，得到强调。两者仅仅具有一种与整个国家、整个历史相关联的意义。如果它们都穷根究底和饶有兴味，而不单纯研讨外在材料，那么，像胡果写的《罗马法史》11那样，它们都是杰出的。艾希霍恩的《德意志法律史》12写得更有意义。这类普遍的视角和分支可能、而且也将会被当作那种专门史学的对象，与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在这种论述中的重要问题是：整体的联系是在内在方面被揭示出来，还是单纯在外在情况方面被探索、被涉及。遗憾的是后一种情况屡见不鲜，所以那些情况后来仅仅显得是各个民族的极其偶然的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