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
我们在这里将会讲得简短一些，因为一方面我们拥有的资料不多，另一方面这些资料很多都是大家熟知的。不过，有关波斯帝国的资料也极其匮乏。我们从这个帝国才开始进入真正的世界历史。中国处于世界历史的关联之外，尽管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本质性的环节，如同印度是另一个环节那样，它只有一种默默无声的内在关联，不动声色地贯穿于始终。波斯则是一种真正的、有意识的、开放的关联。如果说人们就中国和印度很少能谈到一部向外发展的历史，而是谈到足够多的国内事务，那么，我们关于波斯则更多地是知道它的外部状况，而很少了解其国内情况。在我们的时代，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是当下存在的，因此可以对它作出更多的规定；而波斯的世界是一个早已消逝的世界。我们了解的波斯世界的内部情况和它向我们展现的最古老的东西｛并不多；但｝这个环节经历了所有历史，并且在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遗迹中留存着，在最近一段时间才大白于天下。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波斯帝国时，我们会第一次发现一个帝国，它是一个统治的整体，它把各种完全异质的元素（当然只是相对而言）聚合在自身中。在这里聚为一体的各个民族在语言、习俗和宗教方面都极为不同。这个帝国有着悠久光辉的历史，它形成整体的方式应作为比以前的环节更靠近国家理念的东西进一步加以考察。因为这里存在的既不是像中国那样的宗法伦理东西，也不是像印度人那样的差异性固定不变，既不是蒙古人的快速四处流散的世界洪流，也不是突厥帝国实施镇压的否定性东西，毋宁说，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统一体，它们既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依赖于统一点，这个统一点使它们保持平衡，并且感到满意。印度人和蒙古人的世界属于后亚细亚，后亚细亚的整个自我感觉方式和欧洲人的自我感觉完全不同。与波斯相关的东西又不一样。当今的波斯是另一个种族，是一个更优美、更接近欧洲人的人种。负责监管那些国家的英国人埃尔芬斯通42曾经造访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王国，使我们了解了这些国家。他描述了波斯和印度的很大区别给他留下的印象，他说：欧洲人一直走到印度河都还会相信是身处欧洲，而一旦跨过印度河就会发现一切都迥然不同。我们来到波斯，会看到这个帝国是外向型的，因此它才涉及世界历史。
在这个帝国，我们现在要指出它的原则：以前的各个原则的统一。中国的原则和印度的原则在波斯已经融为一体。在中国，全部事情都统一到一个外在伦理意志的支配之下，它决定着人的最内在的意志。与此相反，印度的原则是绝对差异的原则，并且被自然地固定下来。而在波斯帝国，我们看到的是如同民族差异那样的个体化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既是听其自便的，但又是由一个统一点加以克服，维系在一起的。在这里，自由的个体化［回］归到一个统摄它们的点上；这是第三个必然的环节。我们要更进一步考察的是这些差异，它们的统一就是整体。
如果我们从外部、从地理角度考察这些差异，我们则可以说，这里的高原和平原、即广阔的河谷构成冲突。在印度，我们看到的是生命在阴湿的河谷地带传播，与高原分隔开。在波斯，这两个原则合为一体，彼此冲突。整体的一部分是高原，它通称为波斯，山脉和相邻的河谷也都从属于它。而另一部分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阿姆河、锡尔河的河谷地区。
为了界定这个高原，那就要说它并不是像中国鞑靼地区那样的高原，而是通向河谷平原，相对低一些，因而具有土地肥沃的单个特征。印度河构成印度与波斯的边界。在这条河的西面，波斯高耸于印度河和恒河的河谷之上。在印度河源头上面很远处，有一座更高的山脉，通常称为兴都库什山，在山的东面还有更高的一段，那里有中国人和蒙古人居住。从兴都库什山向西、向里海方向，有一条山脉，它的北侧是阿姆河，过去阿姆河流入里海，现在流入咸海。愈接近阿姆河的源头，河谷就变得愈窄，并出现了另一条向北延伸的山脉。在这两座山的深处隐藏着阿姆河的源头，河水沿着一条峡谷顺流而下。这个隐藏的角落是一处重要地点，过去称为巴克特里亚的巴尔赫城43就位于此，它是古代文化的所在地。这里与兴都斯坦、特别是与喀布尔相距不远。在东南边是兴都库什山，到喀布尔要翻越这几座山。在这座山的东面是巴克特里亚，在巴尔赫以西是呼罗珊，再向西是阿雷亚、米底、伊拉克、阿塞拜疆，从阿塞拜疆那里出现亚美尼亚的各条山脉。在西南方向开始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它从西北通向东南。通往波斯湾有另一条山脉与波斯湾相平行。在这条山脉上主要坐落着古老的法尔锡斯坦44，即波斯。它继续向印度洋方向延伸并和印度河相平行，然后与苏莱曼山脉相连。这片高原就是名称很不确定的伊朗，是我们要考察的中心。其北部是巴克特里亚，东部是印度，西部是巴比伦、亚述，再向西是叙利亚、亚美尼亚，再向前是小亚细亚。在这片地域上，波斯扮演着它的角色。
这个帝国的要素，一边是巴克特里亚的赞德人，另一边是巴比伦人、亚述人，第三个是米底人，即本来的波斯，第四个是直到地中海的叙利亚人。
赞德人这个名称来自用赞德语写作的书籍，法国人安可蒂尔·迪佩龙45在1750年发现了这些书，并译成拉丁文出版。这些书尤其包含祆教的学说，祆教毫无疑问是古代波斯人的宗教，即使不能确定是《赞德-阿维斯塔》46。其宗师是古人已经提到的琐罗亚斯德。赞德人毫无疑问和古波斯人有关，但是赞德人并非仅仅由居鲁士领导下崛起的波斯人所组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安可蒂尔·迪佩龙在当今帕西族人那里发现了这些书，帕西族人作为祆教信徒仍居住在东印度地区。在里海南部也有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他们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这些赞德语书籍并非完整无缺，但是通过它们可以知道最重要的部分。这在当时是一个新发现。这些文献是一个整体，与古波斯人的宗教有关，确实是一个独特的整体。
人们起初还争论赞德人生活的地区，根据各种研究结果似乎是位于阿姆河流域的巴克特里亚，都城是巴克特拉，这个都城本身位于巴尔赫河畔。巴克特里亚距离喀布尔不太远，据威尔福德说大约有8天路程。在经过的地点中，值得注意的有：琐哈斯堡（费杜西），它在古代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二个是巴尔赫-巴米扬（巴尔赫意为城市），威尔福德说波斯人经常把这座城市与巴尔赫河相混。在巴尔赫-巴米扬城附近，还有另一座名叫加加雷的城池的奇特废墟。这里的崖壁上有许多个凿出的洞穴，大约12000个。此外还有残垣断壁的城墙，有两个被穆斯林严重破坏的巨型塑像，这两个塑像后来又被阿克巴用大炮猛轰，据说其中一条腿流出了血。够了，这已经表明这里过去肯定有许多堡垒工事，而这里的传说可以勾起对古代英雄的很多回忆。亚历山大没有选择经巴尔赫通往印度的道路，而是绕到其南边的帕罗帕米苏斯山，这座山位于巴克特里亚的东面，是兴都库什山的一个山峰。
毫无疑问，这个巴克特里亚是赞德人活动的舞台，是琐罗亚斯德生活的地方。安可蒂尔以及在他之后的德国人也认为亚美尼亚是琐罗亚斯德的祖国，而巴克特里亚则是他活动的地方。琐罗亚斯德生活在古斯塔斯普国王的统治下，有人认为这位国王和大流士·希斯塔斯普是同一个人。不过琐罗亚斯德的时代要更为久远，这可以从《赞德-阿维斯塔》所描述的整个情况看出来。通过编年史组合把大流士变成古斯塔斯普，所依据的材料是近代波斯史学家记述的。但这些材料极为可疑。赞德书提到一个图兰民族，即图兰人，而波斯人、米底、尼尼微、巴比伦、巴克特里亚这些名称都没有出现，也没有提到与居鲁士有关的事情，所提到的第一位神话传说中的国王叫作杰姆席德。他被当作阿契美尼斯，据说居鲁士就是这位国王的后代。首先极为重要的是，在赞德书中波斯帝国这些著名的民族和首领竟然毫无踪影。
另一重要之处是赞德书向我们描绘的整个状况，即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的状况。它像印度那样有四个等级，此外还有农业、村长、街道、行政区划、城市、行省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表明他们有内部组织，并且生活的舒适程度很高，但它没有一个帝国的规定，它本应像我们通过希腊人所了解到的波斯帝国那样。宗教法规和市民状况也是如此，这都表明那是一个比波斯民族要简单得多的民族。
在赞德书当中，赞德民族的名称是阿雷亚（Arier），并给阿雷亚（Aria）或阿里纳（Ariene）这个国家加上别名维德吉（Vedjo）（本来的、纯粹的阿里纳）。这个国家的首府是巴克特拉。阿雷纳（Ariena）接近于大阿里纳的意思。这个伊朗就是后来的波斯。伊朗进一步扩张到高原地区，米底人、亚美尼亚人也都包括在内。赞德书的一部分是用赞德语写的，赞德语和印度的梵文很相似，因此这两种语言似乎有共同的源头。这个国家的组成并不在印度河的南部，而是从喀布尔北部起直至伊朗中部，再向外就是呼罗珊。根据赞德书的描述，尽管这个民族有首领，有等级之分，但是民风简朴。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赞德学说，即祆僧47学说，这种学说现在依旧存在，虽然是以更加成熟的形态存在的。
关于这种祆僧的宗教，它完全是波斯人更高的精神元素。我们在波斯宗教中看到的是一种自然崇拜，而不是偶像崇拜，它和印度的放荡不羁完全不同，而是给我们吹来一股高尚的气息。构成崇拜的形象的基础的，不是诸如太阳、月亮那样的一个个自然物。如果说印度人那里也有思想所把握的普遍的效用性，它们在形态中被统一起来，那么这类形态的意义本身又是一种感性的东西，一个纯粹自然的效用性。我们把梵视为不确定的统一性，而不是精神的真实的具体东西。在波斯人那里虽然也有自然崇拜，但那只是对光明这种普遍的、简单的物理存在物的崇拜，它像思想那样纯粹。当思想面对光明时，它马上预感、感知到其自身。波斯人对光明的表象无疑不同于牛顿对光线的表象。他们是以崇敬的心情，而不是仅仅以感性直观的方式祈祷光明；这是一种情思，它在这种直观中返回自身，从而得以在自身中看到对象，然后纯粹对象的、即光明的这种己内存在就直接是思想，是精神的东西。自由的思想还不是自由的基础，毋宁说，直观到的是一个感性的东西。但这是一个作为普遍东西的感性东西，具有思想的形式，而且只要这个感性东西作为内在东西加以认识，意义就成为一个思想、认识、知识、善。这就是波斯人更高的立足点。这就是说，他们的灵魂已经上升到这种高度的纯洁性，一种在思想的普遍形式之中的感性东西。
对所有宗教而言，首先必须看其形态，然后看其意义。对每个宗教而言，直观是一种人格化的东西，但关键在于意义。在印度人那里，意义的形态本身又具有感性意义，而在波斯人那里，感性的东西具有思想的形式。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波斯宗教中的对立这种伟大的二元论。
在哲学考察中，二元论是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如果其内容包含真理，就不能被视为终极的、固定的东西，毋宁说，对立的统一是真理的原则。我们在波斯宗教中看到了善和恶、光明与黑暗、奥尔穆兹德与阿赫里曼的绝对对立，二者各自独立、互不相干，从而违反了一切哲学真理的原则，即违反了绝对的统一；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这种互不相干的对立物。印度人有绝对的泛神论。波斯人则把感性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归结为这种二元论，这里要说的是，这正是波斯人直观的伟大之处，因为这种二元论是比喻意义上的善和恶等等。这就表明，正是在波斯人那里，思想的需要如旭日上升那样显现出来，因为印度人的多种多样的混乱东西已经重合在一起，消解在对立的更为简单的规定中。因此，正是这种东方的二元论证明了赞德宗教的简化自身的思想的伟大之处。
我们要区分两种对立：一种是光明与黑暗的抽象对立，另一种是它们的具体对立。
［1.］我们如果看第一种对立，则可以为波斯人开脱，尽管他们停留在作为终极东西的这种对立中，但他们还有统一性，光明与黑暗皆出自这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即第一种统一性，称为佐尔文48，不受造化的时间是那二者的创造者。光明之王兼世界创造者奥尔穆兹德就是由这个时间创造出来的。如果需要把赞德书从二元论的非难中解脱出来，那就该达到这种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在这里并不重要，而是后来更具体的宗教才更有意思。因为不受造化的时间本身只是一种抽象的统一，是一种温和的东西，它不曾有过绝对的重要性，也不享有光明所享有的尊重，光明应该是太一，而阿赫里曼、即黑暗和邪恶应该永远被光明克服。
因此，奥尔穆兹德是光明。这个名称来自“奥尔”——主宰，大主宰来源于“穆兹德”、“穆兹”、“马格鲁斯”——伟大，以及“道”、Deus｛上帝｝。奥尔穆兹德的意思就是伟大的大主宰。它是光明的主宰，是万物的创造者、善的创造者。但奥尔穆兹德并不是太阳和火，而是火的流动，正如太阳是火的外壳一样。火和太阳是奥尔穆兹德的身体。哪里有光明，哪里就有奥尔穆兹德。它完全是一切造物中的最出类拔萃者。而哪里有邪恶，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阿赫里曼。
在简单的赞德书中还有关于奥尔穆兹德更为深刻的形而上学的规定。琐罗亚斯德的学说大多是以向奥尔穆兹德提问的方式予以阐述的。例如琐罗亚斯德问他：“你叫什么？”他答曰：“爱，一切善行之根基，学问之赠礼，美妙并奉献出美妙，现实性与可能性之根据，丰裕和极乐，善行之纯粹意志。”49因此，来自奥尔穆兹德的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与此相连的是一大批事物都作为奥尔穆兹德的显现而受到崇拜。受到崇拜的有话语，活生生的话语，还有学说的话语，驱魔书《万迪达德》50的话语，祈祷的话语。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被拟人化了，但是在所有这些拟人化当中，奥尔穆兹德的统一性是最重要的事情。
受到崇拜的还有太阳、月亮和其他五个星辰。现在无法查明这五个星辰是否是行星，以及是哪些行星，但是其中有光明之神密特拉51，不过它只是这些光明诸神之一，还没有采用后来流行的名称。它时而以男性、时而以女性身份出现。以后这个形象得到提升，在罗马帝国时期的西方受到崇拜，给它赋予能沟通调解的规定。它的这一功能也被罗马军团带到了德国。但是在赞德书中只是把它作为诸神之一。在善与恶的对立上情形也相同，直到后来才比在赞德书中更加突出出来。鉴于这种情况，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形象在某个时代有这种规定，在另一个时代有另一种规定。近来围绕密特拉发生很多争论，至于今后的时代从这个形象中会得出什么，人们一定不会相信它能包含古代最初的东西。
在奥尔穆兹德之外和之下受到崇拜的其他诸神是阿梅沙·斯彭塔诸神52。它们不是太阳和月亮之外的五个星辰，而是整个世界的保护神。奥尔穆兹德是第一个，太阳是第二个。这种多样性并不影响实体的统一。作为光明的奥尔穆兹德就是这个实体。还有其他的拟人化，例如有七位阿梅沙·斯彭塔神，但它们始终作为奥尔穆兹德的助手出现，一周七天的名称也来自它们。这是一个主要观念。与光明相对立的是黑暗，即阿赫里曼的王国，一切邪恶、死亡、不净都属于它。这是一个很大的对立。
［2.］还有另外一个具体的对立值得注意。在赞德书中谈到奥尔穆兹德的两个纯粹世界，其中一个是整个的尘世，是直接感性的世界，人的感性生命的定在。与这个有生命的现实世界不同，某种幽灵世界被设置起来。个别事物、树木、河流、山峦、人都被赋予某种幽灵世界，即某种由鬼神组成的世界，它们无处不在，以极乐王国为归宿。凡是有行动、有生命的地方，就有鬼神53。［有人］说它们是最初开端的东西，无处不在。这只是一种设想，正如我们把柏拉图的理念设想为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灵魂。这是一个与善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自为的表象王国、精神王国。这些是赞德宗教的主要观念。
现在还要谈到赞德民族的崇拜，它在法律、习俗、宗教等方面应有的举止如何。人们对奥尔穆兹德顶礼膜拜，并通过种植树木和农作物对光明表示尊崇。整个律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赞德民族的每位公民都是奥尔穆兹德王国的公民，因而有义务传播善和生命，［并且人们］应当防止不净，这种不净在东方宗教看来是多重的。一条死狗就是不净的。有许多律法都是用于解除这种不净的。
［1.］首先加以规定的是奥尔穆兹德的信徒们要通过思想的神圣性来保持自己的纯洁，要通过言语的神圣性和祈祷奥尔穆兹德的行动、也就是做礼拜的行动来进行修炼，并且要遵守律法54。这有一部分是民事［律法］，其中也包括道德规范。这被理解为是活的精神、上帝的启示。
赞德民族有三种律法。第一种涉及个人安全、刑法，例如伤害别人。谁把别人打出血或做出打人的动作，谁就会受到惩处，主要是鞭打。死刑是不存在的。在许多方面都有对犯罪的活人的惩罚。奇怪的是这里根本没有提及谋杀和打死人的罪犯，尽管包含律法的那些书籍看来是完整的。后来在更为成熟的状况下当然采用了惩罚，不过对于弑父母则没有惩罚，因为这种罪行过于残忍，以至于不可能发生。
第二种律法主要是宗教性规章，与不净有关。首先，如果有谁对一位圣人说了轻蔑的话语，并固执己见地不依照奥尔穆兹德的律法去生活，他就要受到惩罚。
第三种包含密特拉治罪律法，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律法。密特拉神以人内心的高级首领出现。道德律法受到更高的尊崇，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的惩罚也严厉得多。其中也包含法律性的要求。特别是对背信弃义要处以300下鞭笞的惩罚。偷窃金钱者除此之外还要被判处到另一个世界受300年地狱惩罚。这些就是密特拉律法。民事法律显示出文明教化的极大简洁性，其中有许多主要是道德戒律，例如不得在自己工作领域玩忽职守。
［2.］其次该提到的是祭祀。它们与在其他民族那里的意义不同，即每个人奉献出自己的部分财产，宣布自己或自己的财产在神性面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不是］把财产的一部分就是把无用的财产奉献给神。在印度人那里，这种献祭的最高峰是把生命奉献给神，以至于［一个印度人］在这种绝对的否定性中只能试图获得某种价值。赞德民族亲自献祭，要求用动物祭祀，并且都这样做了。不是把牲畜烧成灰烬，或把某种无用的东西丢掉，相反地，献祭主要在于，祭司在宰杀牲畜时诵读某些祷文。因此，举行的只是奉献牲畜的礼仪，而且只有在节庆的场合宰杀牲畜时才这样做。在做日常礼仪时要求明确的祷文，但这种礼仪并不被视为祭祀。因此，那种为证明自己尊崇奥尔穆兹德而作出否定自身的事情，并不会发生。
［3.］真正的宗教行为是赐予面饼和圣露的仪式，这是为了纪念和尊奉这种宗教真正的创始人胡姆55，而琐罗亚斯德则是这种宗教的革新者。为了对胡姆表示尊崇，要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把未发酵的面包神圣化并享用，同样还递上并享用一杯胡姆汁饮料。胡姆既是一位启示者，也是一种其汁液能够饮用的植物（肉珊瑚）。这和我们基督徒的晚餐仪式异曲同工。正是教父们在罗马时代密特拉神的崇拜仪式中发现了这种庆典，在基督教时代也如此，他们说恶魔想通过这种仪式披上善的外衣，以此嘲讽基督教。琐罗亚斯德借胡姆之口说：“谁一边吟诵感恩祷词，一边将我作为祭品吃我，谁就将从我这里得到世界的财富。”56这种纪念胡姆的仪式在宰杀牲畜献祭时也要举行。
这就是赞德民族的古老宗教，是渗透到波斯人和米底人那里的一种基础。这是最为纯粹的自然宗教，它崇拜的对象是光明，祭礼的整个关系就像对象本身那样保持着纯粹。这是纯而又纯的自然宗教。这就是波斯帝国的精神元素，其所在地位于东部地区。
另一种较为兴盛的、丰富的和感性的元素，即外部财富的元素，我们可以在西部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和亚述那里找到。在这里，我们拥有的几乎只是历史的信息，精神方面的信息则很少。这些光辉民族的传说涉及最古老的历史，但极为晦暗不清、相互矛盾和多种多样，以至于历任国王的名姓、历代帝国的纪年都出现很多难题，对此尤其需要进行考证。不过［我们］无法窥探这些民族的内在性格，因此只能满足于了解主要环节。
第一是亚述，这是个极不确定的名称。也许它是底格里斯河中部的、主要是河东的一个地区。再向东是米底，北部是亚美尼亚，南部是美索不达米亚，后者时而属于亚述，时而属于巴比伦。亚述是今日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希腊人把亚述称为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亚述的两座古城称为亚述尔和尼尼微（即尼努斯57建造的一座大城）。前者位于肥沃的土地上，但是这里的文明似乎没有达到巴比伦那样的高度。尼尼微位于何处，已无法准确地确定，但是它的位置在今日摩苏尔地区。
南部地区是巴比伦尼亚。巴比伦，｛简称｝巴比，是和尼尼微齐名的城垣。它位于幼发拉底河畔，而尼尼微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它是贝勒之城、太阳之城、科尔河之城。在巴比伦尼亚和尼尼微，我们看到双重的需求，即告别游牧生活、单纯饲养牲畜，转向农耕、手工业和商业，开始一种有法律的市民生活，其次还要保护自己不受停留在游牧生活的那些民族的袭扰。古老的传说提到过去游牧民族曾横扫这里的河谷地区，他们排斥城市生活。亚伯拉罕从幼发拉底河地区来到迦南，进入多山的巴勒斯坦。据说这里的土地比河谷地区的土地还要肥沃；此外，位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比伦十分有利于商业。这两条河流通过运河相联通，既可以航运，也可以灌溉农田。船舶可以从这里驶往波斯湾。
这两座城市使我们尤为感到独特的是它们的巨大规模，同样著名的是它们的神庙和城墙等宏伟建筑，堪称人间奇迹，这些古代建筑至今仍有一部分保留下来，或至少还能看到一些遗迹。塞米勒米斯女王的华丽建筑尤为著名。至于这些华丽建筑的年代，从严格的历史角度看，是无法确定的。塞米勒米斯曾是一个受到普遍赞颂的名字，许多宏图伟业都归功于她。巴比伦在公元前700年时还处于辉煌的时期，因此不能确定这些建筑是否是在其最后时期才建成的。
我们对这些民族的精神、习俗和性格都知之甚少。我们已经提到最漂亮的建筑是贝勒神庙。人们崇拜太阳。此外也供奉代表普遍的自然现象的米利塔。在整个前亚细亚都崇拜普遍的自然现象。自然是希腊爱奥尼亚哲学的主题。
只有希罗多德向我们介绍了巴比伦的若干习俗特点58。一个习俗特点是，据说巴比伦每位将要结婚的姑娘都要到神庙里去，［以］委身于给神庙捐款的陌生人。不能把这种习俗看成是陌生人像神庙那样受到惠顾，毋宁说这是一种自然崇拜，是崇拜阿斯塔蒂，这是一个宗教特点。第二个特点涉及同一个事情，即女孩子每年都通过竞拍而出嫁，因此最漂亮的姑娘会得到大价钱，而这些钱补贴给相貌丑陋和年纪较大的姑娘。这里我们看到对女性不够尊重，因为不去询问姑娘们自己的感受。不过姑娘在选择夫婿时有发言权，这绝不是东方的习俗，而完全是欧洲的习俗。这里所看到的是共同生活、习俗的相同和关心众人。第三，希罗多德还提到，如果一个家庭有病人，就把他带到市场上，以便能让过往的行人给他出好主意。这也证明了共同生活和普遍友谊的存在。
现在要讲明我们此时所处的立足点的历史环节。最著名的名字是尼努斯。他是尼尼微城的建造者、亚述帝国的拯救者，据说生活于公元前2050年。关于他的传说也流传到很远的地方，例如传到中国。圣经中关于宁录拯救了巴比伦的传说大概也属于同一个时期。有关尼努斯的传说是他征服了巴比伦，最后又征服了东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和米底。这些传说出自居鲁士年轻时在波斯宫廷任御医的克特西亚斯之口。他主要谈到发生在尼努斯和巴克特里亚之间的一场战争，后者据说给前者带来很大麻烦。他特别讲到对巴克特拉的包围，当时身为一位统帅夫人的塞米勒米斯出谋划策，巴克特拉才被攻下。这里所说的地点与今日阿姆河畔的巴尔赫不大吻合，毋宁说与巴尔赫-巴米安更吻合。据说为占领该城，塞米勒米斯给他提供了170万步兵、10万骑兵、1万辆战车。这位塞米勒米斯后来就成为尼努斯的妻子，再后来自己成为统治者，并且始终摇摆于神话的规定与历史的规定之间。神话人物、渔妇德尔切托据说是塞米勒米斯的母亲。正是这位塞米勒米斯既建造又扩建了巴比伦，并把它选定为首都，建造了贝勒神庙（太阳神庙），她让人立起三尊金像：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克特西亚斯本人据说还亲眼见过一尊朱庇特神像。不过这些名字大概只能出自于希腊史学家之手，因为希腊人在所有神话中都塞入他们自己的诸神，从而给他们的描述剽窃到一部分价值。此外还讲述了塞米勒米斯征战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印度。据说在征战印度时她遭到失败，而把她打败的那位国王未被允许跨过印度河继续追击她。当我们聆听她的征战时，仿佛是在阅读类似狄奥尼索斯和塞索斯特里斯参加的向印度的征战。不过现在只能假设，这些征战如果还包含有一点历史意义，那也是完全微不足道的。如果在这些叙述中还有一点历史意义，那它也只属于一个还没有固定的规定性的时代，因此，通过这些征战并不能取得进步；不过同样十分可能的是这些征战原本只是想象，是东方民族的纯粹的虚构。因为东方人的特点在于，当他们与陌生国家相识的时候，就把其英雄传说和业绩扩展到新地区所结识的人们那里。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现象。
尼努斯和塞米勒米斯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人物。继他们之后，克特西亚斯和其他人提供了一长串历任国王名单，但它的一部分不相吻合，据说这个帝国延续了1000年，甚至也许是1300年。出现的主要人物是萨丹纳帕路斯59，他在公元前820年下台。早先被征服的各个行省起而反抗。后来萨丹纳帕路斯完全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沉迷于声色犬马的君主的［象征］。不过，据说他在尼尼微被围困3年之后，带着他的全家和他的金银财宝一起在柴堆上自焚了。这表明东方贵族的一个特点，即以东方式的无能来承认自己的失败。
史料记载，在亚述帝国灭亡之后，许多独立的国家纷纷成立，它们这时获得了更多的历史意义。此时米底和巴比伦尼亚崛起，在后来的巴比伦帝国中，更多提到的是尼托克里斯女王，人们把许多业绩都归功于她，而其中一部分本来是塞米勒米斯女王完成的。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的亚述帝国，这是依据犹太人的传闻。有人一再试图把这个时代的不同传闻与更早时代的不同传闻整合起来，却往往徒劳无功，因为各种史料来源都表明，一种彻底的整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这里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希腊人。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狄奥多罗斯、希罗多德和后来的克特西亚斯，后者据说取自本地的档案馆。希罗多德和克特西亚斯本身就不一致。第二个史料来源是犹太人的圣书，因为犹太人的两个帝国都与亚述帝国及巴比伦帝国有关。第三个史料来源是波斯作家的，即后来的作家们的传说和记录，这些是最重要的史料。著名的主要是菲尔多西的史诗《王书》60。他所讲述的历史也被其他人几乎同样加以汇总。菲尔多西生活在11世纪加兹尼王朝马哈茂德国王的宫中，他的诗篇以伊朗古代英雄传说为题材。格雷斯出版了一个选译本，并力图使［他］与希腊人的记载达到吻合。不过这只能轰动一时，仔细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徒有虚名。
在这些英雄传说中，可以看到在其他史料中也有的一种情况。希腊的史料涉及距离他们比较近的米底，而犹太人的史料涉及巴比伦。菲尔多西的史诗本应当考察波斯的历史，但是他所叙述的情节的范围似乎与其他史料所叙述的范围不同。我们必须看到，他已经是穆斯林，而不再是波斯人。他所谈到的古代英雄宗教对后世只有微弱的影响。他已经不再有民族的灵魂。在他看来，主要的对立是位于高原的伊朗与位于阿姆河以北至里海之间的图兰的对立。这个地区对他而言是主要地区。或者可能在那里确实发生过他所讲述的事件、业绩，或者可能只是他熟悉这个地区，［这样］在他的眼中就只有这个地区。他来自于米底以东那座向阿姆河谷缓缓下降的山脉，来自于呼罗珊。加兹尼人是科尔河之地的呼罗珊的主人，这里的民族曾经与图兰人交战。他的多位苏丹王曾向这里进行征战。无论对于他的想象力还是对于他所生活的王朝而言，这个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把自己的叙述全部放在这个地区。约翰·冯·米勒也曾潜心研究这些史料传说，并想把它们梳理为严格的编年史，不过都徒劳无功，正如按照前面的叙述所解释的那样。
不过，菲尔多西及东方人对待历史的方式，我们在其他人对待历史的方式那里也可以看到。在印度根本无法找到有关亚历山大的任何线索。［但］亚历山大在前亚细亚广大地区以斯坎德而闻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历史本身是如何被人随意摆弄的。菲尔多西讲述了伊朗的一位君主和鲁姆的菲利普斯交战，把他打败并强迫他纳贡。后来这位伊朗君主娶了菲利普斯的一个女儿，但是又把她休了，因为她有口臭。在父亲那里她生下了斯坎德61。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就变成一位波斯君主的祖先。对斯坎德事迹的描写也充满了冒险色彩。
这时崛起的民族是米底人。其国土一部分在南部，一部分在里海的西南部，在山地上，这些山脉向里海方向和底格里斯河方向缓慢降低高度。我们看到他们在古时与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巴克特里亚人、萨迪斯人以及住在阿姆河北部平原，通常称为图兰人的居民进行战斗、战争。他们拥有祆僧。他们的都城据说是位于今日哈马丹的埃克巴塔纳。他们有时是在述及反抗萨丹纳帕路斯的起义首领阿巴克斯时提到的，有时是由希罗多德在论及米底国王迪约克斯时提到的，这位国王最先发动起米底人建造城池、创立法律和选举国王，正如他自己［也是］被选出来担任国王的。我们在米底人这里看到的主要事情是：他们的文明时代在他们这个山地民族比在巴克特里亚人和巴比伦尼亚人那里衰落得要晚。米底人作为山地民族是一个主要民族。
另一方面是迦勒底-巴比伦尼亚帝国的崛起，这是迦勒底人联合巴比伦尼亚组成的帝国。迦勒底人是个山地民族，他们一部分居住在他们的山区，一部分作为统治民族住在巴比伦尼亚。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提格兰向居鲁士介绍了他们是山地民族，居鲁士与他们交往并结为盟友62。通过犹太人的记述，我们主要了解到在迦勒底人的巴比伦尼亚那里有一种高度教养的状况。但以理本人曾是巴比伦的总督，他列出的那些机构证明存在着一种庞大的公务组织。我们还看到存在着多重祆僧阶层，他们有一部分是文字、即象形文字的解读者，［有一部分］是占星家和占卜者，迦勒底人又组成一个特殊的占卜者阶层。这个帝国以其商业、公安管理及观测星象而闻名于当时。毋庸置疑，他们在整个天文学领域的知识仅限于经过长期认真观测所得到的东西。第一位国王纳布纳萨尔的历法十分著名，不过可以相信，它肯定没有在民众当中使用，是后来才被史学家所采用的。此外，这个帝国是前亚细亚文明的一个主要帝国。
我们在考察了波斯帝国各个要素之后，现在要看一下居鲁士对此所做的总结。波斯帝国是居鲁士创立的，他是来自波斯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波斯人，这个家族与米底国王家族是近亲。我们不知道这个帝国的东部边界。此时还出现了一位苏萨国王，他站在巴比伦尼亚人一边。
居鲁士63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成为米底王国的统治者。据希罗多德所说，他打败的那位米底国王是他的祖父。米底人和波斯人一样是山地民族，当时还相当原始，文明程度不高。在阿斯蒂亚格斯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十分艰苦的征战。例如他曾经让斯基泰人服劳役，当后者找不到猎物时，就把猎人的男孩当作猎物屠杀，然后把他们的肉送给身为国王的阿斯蒂亚格斯吃。另一方面也讲到，这位国王让人把哈尔帕戈斯的儿子杀死并放在这位父亲面前，因为他曾经救过居鲁士。出于报复，哈尔帕戈斯把军队提供给居鲁士用于攻城。这样我们便看到残忍的征战。
居鲁士的第二次征战是打败克罗伊斯。希罗多德说，克罗伊斯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阿斯蒂亚格斯娶了克罗伊斯的一个姊妹为妻，所以克罗伊斯赶来援助他。阿斯蒂亚格斯王国的疆域一直延伸到哈里斯。在此之前，克罗伊斯与米底人进行了一场战争，在历经5年的战争后双方缔结了和平协议，其条件就是由一位巴比伦国王居间撮合的这桩婚事。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几个王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我们可以转向战争的历史。居鲁士占领了萨迪斯，从此波斯人开始暴富，东西多得用不完。据说波斯人由此才开始学会过舒适奢侈的生活。以后居鲁士同样征服了小亚细亚沿岸诸国，占领了许多希腊殖民城邦。据说比厄斯劝这些爱奥尼亚希腊人乘船离开，再去寻找新的家乡。但是他们没有离开祖国的勇气。通过此次征服，波斯人接触到了希腊人。
居鲁士的第三场战争是占领巴比伦和叙利亚，直至地中海沿岸。最后一次是居鲁士进攻阿姆河对岸的斯基泰民族的一支，即马萨革特人，在波斯史料中称之为图兰人。希罗多德说，居鲁士便死于这里。此外他还说，马萨革特人拥有金和铜，但没有银和铁。在波罗的海的史前石冢中，同样是没有铁，而只有铜，与马萨革特人的情况相同。居鲁士是在与马萨革特人作战中阵亡的。因此，他是在履行自己的使命时死亡，他致力于把前亚细亚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舍此没有其他目的。他的所作所为是由西方把前亚细亚诸民族统一起来。除此之外，这种大一统并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
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个波斯帝国的一系列征战。这既不是一种形态，也不是把这么多民族结成一个纽带。这是一种独特的东西，是一种多民族的自由联盟的类型，它在一个中心点上反射出所有民族的光芒。它不是一个拥有共同习俗和共同法律的政治整体，而是许多民族都保留着其本来的个体性。所有民族都保留其独特性，并没有被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个帝国的伟大恰恰在于，允许它的每个部分都保留其特殊的形态，例如犹太人也是如此，这些民族只是在一点上集中起来。居鲁士允许犹太人重新建立其特有的民族生活，允许个体性的存在正是居鲁士的一个伟大之处。王公首领们依然部分地保留对本部族的统治，居鲁士甚至赠予他们土地，使他们的领地得到扩大。我们对许多民族的特性只能略知一二。
不过从犹太人和其他若干民族那里，我们却看到他们陷于僵死的个体性而不能自拔，不能够在普遍思想和法律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而是每个民族都有其完全特有的本性，不过他们并非彼此孤立、互不往来，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相互敌视、互不忍让，只有波斯的铁腕强权才能把他们维系在一起，强行阻止他们以相互敌对的态度对外扩张。我们只须读一下犹太人的先知们对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之间的争端以及反对埃及的抱怨，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先知们如此仇恨异族。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居鲁士实行大一统对前亚细亚而言是多么大的福祉。我们后来看到，替代这种铁腕强权的是伊斯兰教的狂热派，它带来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它摧毁了所有的个体性，使之相互对抗。罗马人和希腊人同样曾经作为外来强权统治过这些民族。不过伊斯兰教狂热派出自于前亚细亚本土，他们摧毁这些民族的所有个体性，消灭所有差异，而那条一切都相同的原则，马上证明自己并没有能力建立起一种政治联系。由此可见，前亚细亚唯一合理的联系就是通过铁腕强权，迫使这些民族免于自我毁灭。
关于波斯人统治的进一步情况，我们看到，波斯人是一个尚未获得教化的山地民族。波斯人只不过是一个对其他民族实施统治的核心，这些民族与波斯人截然不同，并不与之相融合，而是保留着自己的统治权。波斯人尽管从山区来到河谷地带，却依然只是一只脚站在这里，另一只脚则在山上，正如今日满族人尽管在中国实施统治，但也有所保留，始终还是一个尚武民族，皇帝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到长城以外住在帐篷里，练习骑射，热衷于狩猎。在英国人统治的印度也是如此，不过那是为了休闲享乐，不至于被降格到印度的原则，这样他们就不会沉沦于被统治民族的原则，他们的根基在其他地方。所以，波斯人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努力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尽管他们未能长久坚持。我们在波斯人身上看到他们具有独立、勇敢和自由的品格，具有某种冒险和大无畏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作为习俗只有在野蛮状态下才能存在的主导思想，一旦生活的特殊性坍塌，便败下阵来，在丰富多彩的生活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所以，波斯人曾经力图保持其特色。他们的基本体制是众多不同的民族简单地关联到一起。
波斯君主身边有许多名流耆宿，他接受这些祆僧的培养教育，被希腊人称为“大王”，居于首领地位，富有教养并接受了科学教育。他小时候由阉宦照料陪侍，从7岁开始到17岁学习各种体育科目，培育各种武艺技巧。然后有四名老师教导他，其中的一位，即σωφ
s［智者］给他传授琐罗亚斯德的学说。我们早就说过，赞德书的民法和宗教法不可能停留在一个业已开化的世界民族那里。我们看到，在国王身边围着王国的名流耆宿，他们大多是波斯人。我们看到在他们的治理下光明王国得到模仿的迹象。因为正如赞德民族尊奉七位阿梅沙·斯彭塔神那样，我们在谈到波斯王国的名流和法官时经常读到数字七，国王被同样比作奥尔穆兹德。不过从历史角度无法证明这一观念是如何确切形成的。
从历史上看，波斯的名流耆宿们表现出一种爱国主义的信念，这样，维护王国的安危就是比自私自利和个人利益更为崇高的利益。阴谋诡计主要发生在王室贵胄之间。在冈比西斯国王死后，祆僧们攫取了王位，一度执掌政权。王国的名流耆宿们则联合起来，使阿契美尼德家族恢复王位，维护了波斯王朝。王国的信念、王国的维护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在把祆僧们赶下台之后，我们看到，正如希罗多德所描述的64，他们狂热地争论，哪种无人能谋取私利的政体对于王国来说是最佳的。在他们确定了君主制政体之后，这一选择的决定便坚持御马理应朝着初升的太阳最先嘶鸣。在这些名流当中，我们看到有1500［人］之多是军队指挥官。为了养活这些人和国王，各个行省要缴纳捐税，每个行省总督要操劳四个月。色诺芬讲到65，在一次庆典时，以国王为首的骑兵全都从国王的城堡中鱼贯而出。色诺芬讲述了许多事情，例如居鲁士给他的军队制定了制度，纪律十分严明，必须严格听从命令。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尽管只是一部小说，但其中讲到的一些普遍特征的确是真实的。被征服的各个民族由各个行省总督加以治理，这种治理更像是一种普遍的监视，各个民族则依旧保留其特有的习俗。
波斯君王是一切财产的主人。无论他到哪里，都献给他贡品，以此作为万物本来都归于他，经他的恩准人们才拥有这一切的标志。在一些波斯人中，国王甚至发放赏赐。在这种统治之下，许多个人都拥有大量财富。每个人都要向国王及行省总督作出某种奉献。薛西斯因此要求希腊人奉献土地和河流。各个行省只将美味佳肴作为贡品，阿拉伯人进贡香料，推罗人进贡紫红染料，如此等等。每个省都把最珍贵的物产奉献给国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波斯王国是许多民族的联合体，他们的主人就是波斯王国。我们从针对希腊的战争中看到这种民族多样性，这个联合体的特点并不是划分为各个军团，而是在各个民族中兵力配置、服饰、武器、军风军纪和举止方式都不相同。这样的行军就是一种民族大迁徙，对此希罗多德也说，那些和武士居家时住在一起的人们也愿意随他们一同出征。我们看到后亚细亚人在东方处于彻底的闭关锁国状态，与此相反，亚洲的西部则是开放的，分裂为许多特殊的个体。我们看到，这些个体首先是在波斯王国中联合起来，这使得个体之间不再相互敌视。波斯人作为光明和纯洁的崇拜者，不抱任何仇恨，也没有敌视态度，宽宏大量地超然于整体之上。
希罗多德历史中谈到大流士·胡斯塔普斯与冈比西斯完全相反，从中可以得出，波斯人具有这种宽宏大量的意识。希罗多德援引大流士·胡斯塔普斯的原话，说明他使希腊人与印度人走到了一起。大流士询问希腊人，他们是否不愿吃掉他们死去的父母。结果是许多人心生畏惧，退避三舍。他又转而询问印度人，他们是否愿意把死者烧掉，他们对此十分反感，因为其他民族才有此习俗，这时大流士表示，每个人都要保持自己的习俗。我们现在无法把一系列特殊性都罗列出来。之所以特别强调若干这样的特殊性，是因为它们包含的元素表明它们正趋向于成熟的状态，我们可以称这种状态为更人道的状态。
首先，我们想再把叙利亚沿海的这些元素放在前面，其次，｛也就在讲东方世界的｝第四｛部分｝，再转向埃及。叙利亚的元素是腓尼基贸易、阿斯塔蒂宗教、阿多尼斯宗教以及犹太教。
腓尼基贸易坐落在腓尼基沿海一条狭窄的、宽度往往只有两个小时行程的海岸线上，背靠东方与黎巴嫩接壤，从而可以防范来自内陆地区方面的威胁。在这个沿海地区，在这条海岸线上，形成了一系列城市，如推罗等等，这些城市的贸易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具体地说，是彼此孤立的，不是作为整体、作为国家的环节，而是抽象地自为存在着。我们看到，这里的商贸一部分通往内陆，延伸至内陆深处，甚至到达红海，但更主要的是从事地中海贸易。腓尼基人显示出富有创造力，善于发明，例如紫红染料、玻璃等都证明了这点。他们的最杰出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们在地中海上和大西洋上向南向北大无畏的远洋航行，他们向着地中海的各个方面，到处建立殖民地，如罗得斯、塞浦路斯、萨索斯岛等等，那里有金矿。更远的是在撒丁岛和西班牙，在马拉加和加的斯，同样建立起发源于推罗的殖民地。他们在南面、在非洲建立起尤蒂卡、迦太基等殖民地。他们从加的斯出发向大西洋航行，从非洲沿岸向南远航，他们甚至从阿拉伯海出发，完成了环绕非洲的航行。他们的帆船向北远航，抵达不列颠群岛，在康沃尔买到锡，在波罗的海沿岸、在荷兰买到琥珀。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民族，它只是以它的方式经商，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发现世界的民族，［而且］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一个截至当时在亚洲看不到的特点：人依靠自身面对大自然，成为主宰自然的首领，征服最狂野的力量、即大海，在中亚地区，人把这种力量当作支配自己的力量来崇拜，但在这里人却努力为拯救自己、保护自己而与这种力量抗争。这里出现一种与亚洲的自然崇拜不相容的元素，即从这种力量当中解放出来。处于这种危险之下的人摆脱许多十分琐细、谨小慎微、反复权衡和难以理解的敬神仪式。人的内心生活唤醒人相信自己，促使人摆脱这种依赖性和琐细的礼仪。这是一个与迄今为止的事情不同的地方。
第二个元素是宗教上的差异性。在这个沿海地区，大自然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在阿斯塔蒂、西布莉等名义下受到崇拜。一方面，这种敬神仪式同样还是十分感性的和放荡的，但不像印度的敬神仪式那样，是没有生气的和冷冰冰的，而是充满热情的，在庆典仪式中欢欣鼓舞。印度人只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向上升华，在精神的死亡、无意识或无自然的死亡中，人才获得价值。而在这里，在这种宗教中，我们看到激情元素的出现，它无疑也会发展为放荡，可以称之为纵欲，不过与印度人相反，这里的向上升华超越了敌对的东西，超越了有限性，保留了自我感受，［并且这种保留］还获得自我意识。
这里要提及的是对比布罗斯的阿多尼斯66所做的敬神仪式，西布莉或埃皮斯能与他和谐相处。对阿多尼斯所做的礼仪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环节是纪念阿多尼斯的死亡，第二个环节是他的复活。第一个环节是一次葬礼，女子哀悼死去的主人，哀悼死去的神灵，为此而放声哀号。这个特点在弗里吉亚也有，在埃及则更显著，但对于东方精神是陌生的。在印度，印度人折磨自己，并没有哀号，妇女们投身到恒河之中，也毫无哀号，她们自焚却不觉悲痛，意味深长地甘受折磨；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毫无悲痛，没有哀号，对于哀号漠然置之。这种升华体现为麻木不仁的英雄主义。
哀号的含义是否定的东西不应该存在。在印度人那里，哀号本来具有与其本义相反的东西，因为在这里否定的东西是应该存在的。但在叙利亚沿岸，在弗里吉亚、腓尼基和埃及，悲痛受到尊重，是得到允许的。人们的悲痛在这里受到明确的尊重，最深切的悲痛就是最为感性的东西。人在悲痛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他的极乐心态、他的特殊性、他的这一个、他的现实性，他可以在这里认知这种感受，可以作为这一个人在这里现场存在。这是合乎人性的。悲痛是对否定的东西的感受。但其中同时也包含着无限的肯定，不是纯粹抽象的否定性，而同时是自我感觉，是肯定的东西，它与这种否定的东西发生关系。这里我们看到出现了人的感受。
第三点要提及的是犹太教的出现，它的原则在这里还是孤立的、单方面的。这个原则是：上帝不是自然存在物，不是可见的东西、感性的东西，这里是把存在者当作思想来把握的。
犹太人的上帝只是为思想而存在的；波斯人的光明在这里则已绽放为思想，完全精神化了，但仍然是抽象的。人们可以在印度人的世界灵魂当中，或在印度人自我皈依的梵天当中，重新认识思想的原则。不过已经说明，梵天作为开端是仅仅现存的物质基础。内容并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普遍的、现存的实体性，是普遍的自然存在。印度人在升华时面对的梵天并未受到他们的尊崇，毋宁说，正是印度人自己毕恭毕敬地去追求空洞的直观。倘若印度人如此尊崇梵天，他们就会自我祷告，因为对他们而言这种向抽象性的升华就是梵天。但在犹太教当中，纯粹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客观的，如同加以把握的上帝一般，在它的纯粹性中就是人尊崇的对象，是人的上帝，因此人与这个对象发生关联，与它有积极的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保存自己，与此相反，印度人也与思想有关联，但在沉沦中自暴自弃，把自己掏空。
由此可见，在这里开始了东方原则转变的环节，从自然转为精神的环节。东方人说，自然是基础，是开端和永恒，他们从这里出发继续向前。不过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与他们相反，首先是把精神的东西当作基础。但这个宗教还没有使它的原则、即精神性具有普遍性。它还不是自由的思想，毋宁说是与地域紧密相连的。它是纯粹抽象的思想，但还不是具体的思想，因为除了抽象性之外，它还只是犹太民族自己的上帝。我们在这三个环节中所看到的，是人超越于自然之上，自为地需要自然元素，是纯粹思想作为抽象的东西得到承认，悲痛获得其有效的元素。正是在一种新自我意识的各个元素中，人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不同的课题需要解决。应被视为［受到托付］解决这个课题的国家的，就是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