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文献综述
经济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基础。国外虽然没有人明确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但从现代化理论对实践所做的总结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次飞跃，它必然从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生活等多个层面的重大变化中表现出来。也正因为现代化是通过如此多的层面展现出来，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现代化的概念莫衷一是，在所有现代词语中，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词能如同“现代化”那样，使用的频率如此之高，而词义却又如此不一致。有的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状态，例如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结构。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曼宁·纳什（Manning Nash）认为，“现代化”是使社会、文化和个人各自获得经过检验的知识，并把它运用于日常生活的一种过程。有的认为“现代化”促进科学运用于生产过程。例如有学者认为“现代化”既是物质性的现代化又是意识形态性的现代化。伊曼努尔·华勒斯坦（Emmanuel Wallerstein）在《自由主义的终结》中曾介绍了不同见解的两种现代化。一种含义具有一种积极性、前瞻性，指最先进的技术，通常表现在有形的物质上：飞机、轿车、空调设备、电视和计算机。还有一种具有较多意识形态性而较少物质性，认为“现代”意味着反对中世纪。但更多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例如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革。贝迪阿·纳思·瓦尔马（Bedia Nath Walma）在《现代化问题探索》一书中认为，这种变革会首先渗透到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态度、信念和行动中，并改变西方社会的制度和目标。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制度和目标可明确表达如下：个性化、都市化、民众教育、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增加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加各阶层收入、向伤残贫困者提供福利。另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的过程。K.W.道易治（K.W.Deutsch）对现代化的定义就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的过程。”[6]还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革。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现代化”条目说，现代化是一个旧的社会变革过程的流行术语，而这个过程就是“欠发达社会”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国际或社会之间的交流触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现代化”一词的定义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具有相互排斥特征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化。”
虽然不同学者对“现代化”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但现代化理论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有关社会发展的学说。发展社会学和世界体系论，是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学领域中的主要现代化理论。发展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如美国的M.T.利维，以色列的S.N.艾森斯塔特等，从西方经典社会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出发，提出人类历史无非就是传统和现代，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变。但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即所谓欧美等西方国家已经历经了的、发展中国家迟早也要走的这一条路。国外现代化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受到广泛重视以来，发展到今天基本形成五大研究方向。[7]
（一）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经济学方向
现代化首先反映在经济领域，所以关于现代化的研究首先出现在经济学领域。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的经济学方向显然是现代化研究理论的主导方向。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结构功能学派把经济现代化解释为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独立、分化出来；库兹涅兹把“经济增长”解释成现代化的综合概念，认为它包括产品、生产力、结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国际空间等六个方面的变化，而不单单是物质的变化。因此，国外二战后出现的一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就如何衡量经济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探索。以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的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以及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等为代表，他们在现代化研究发展经济学或者增长经济学理论方面，以及如何衡量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践方面皆有贡献。
在理论研究方面，最具开创性的人物当数经济学家刘易斯。刘易斯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与落后的根源，在于二元经济结构，即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与弱小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对立，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限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少传统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建成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由英美等发达的中心国开始，经过工业化得以实现，而处于边缘国家的现代化只有两种选择：或模仿中心国的工业化，或通过与中心国的经济联系为工业化创造条件。这样看来，刘易斯眼中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仿效对象、全面推行“工业化”进而实现所谓“西化”的过程。与刘易斯相比，经济学家罗斯托则更进了一步。罗斯托超越单线型的生产方式理论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模式，提出了经济成长的阶段论。罗斯托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传统社会阶段”；第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即起飞前的准备阶段；第三是“起飞阶段”；第四是“趋向成熟阶段”；第五是“大众高消费阶段”。罗斯托据此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具备经济上自我持续增长能力的社会，而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就是“起飞阶段”。“起飞”完成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社会开始向现代过渡，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由此看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抽去了社会形态的性质，但显然也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为考察原本的，在这方面他与刘易斯同出一辙。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工业化必然造成人类使用的能源在结构上发生变化，美国学者列维（Levy）因此从这一视角对现代化的概念加以说明。列维指出：“我的现代化定义的关键，在于使用无生命能源和使用工具来增加努力的效果。……认定一个社会是较高现代化还是较低现代化，根据的是该社会成员使用无生命能源和（或）使用工具来增加他们努力效果的程度。在任何社会中，这两种成分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完全缺失或完全存在。”列维后来在谈到现代化的标准时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化的标准是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当然，即使比率非常之低，一个社会也绝不可能缺乏两种能源中的任何一种。同时，无论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如何高，也不可能完全不使用生物能源。就最低限度地说，无论多么经济地使用能源，做决策总是要运用人脑能源，除非达到机器主宰一切的地步。”
在衡量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践方面，因为现代化的初期特征主要体现为工业化，所以学术界一般用“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来测度经济体系的现代化程度。这种测度标准和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描述。
（1）1960年，在日本箱根召开的“国际现代化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认真而有系统地讨论了有关现代化的问题，最终提出了8项现代化的衡量和比较标准：①人口相对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②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③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④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⑤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化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⑥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⑦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⑧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
（2）1966年，西里尔·爱德华·布莱克（Cyril E Black）教授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流动水平的角度，提出了能大体揭示“前现代化社会”向“高度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发生变化的现代化10项标准（见表0-1）。布莱克提出的这10项标准，反映了学术研究对社会和时代的关心，反映了人们力求寻找一种比较简单明了的方法去测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心理，但由于这些指标不够精确，可操作性不强，一般只是作为文献被引用，没有成为度量现代化进程的有效工具。
表0-1 布莱克建构的现代化指标体系
续表
（3）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在其《人类事务模式》一书中利用11个“结构变量”，设计了一种综合指数来测量14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此来测量并比较各经济体的现代化程度。
（4）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阿·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化度量的11项标准。即：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3000美元以上；②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③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④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⑤成人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⑥在校大学生占20～24岁人口比例在10%～15%；⑦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⑧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⑨婴儿死亡率在3%以下；⑩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⑪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由于英克尔斯标准简明、可测、数据容易获得，度量比较直白，因此获得了许多统计工作者的青睐，并且迅速地被加以引用。英克尔斯建构的这一套指标体系更被许多人奉为评估现代化的实用工具。但是仍然有很多学者认为，英克尔斯的标准把现代化的门槛定得过低，只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对现代化的最低要求，很难适应信息化时代对现代化目标的动态演进，无法反映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二元性”特征，所以与现代化的要求仍有许多本质上的差别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5）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世界财富论坛上，世界著名的财团和企业提出了衡量现代化水平的14项标准（1998）。在这个标准中，大家已经注意到了网络经济、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Leipert（1987）、Neumayer（2000）、Lawn（2003）等国外学者和国际学术机构也开始编制测试宏观经济、生态环境、资源能源以及生活质量的绿色指数。
（二）关于现代化研究的政治学方向
现代化研究的政治学方向主要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戴维·伊斯顿（Easton David）、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等为代表。
塞缪尔·亨廷顿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因1993年在《文明的冲突》中预言后冷战时代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而闻名遐迩。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而多样化的职业结构。亨廷顿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洞见，源于其深刻独到的文明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在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中，从政治方面来讲，现代化有以下三个静态的标准：
（1）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理性化的权威对外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以抵制外国的影响，对内坚持中央政府的主权以控制地方性和区域性权力。因此，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整合，意味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
（2）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和科学，都应由专门化的机关去执行，这些机关应从政治王国中分离出来。科层组织变得更精密、更复杂、更有纪律性。职位和权力的分配越来越以个人成就为标准。
（3）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性。在现代化国家中，不管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公民已直接置身于各种政府事务中，并直接受其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或团体在超乎村镇层次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政治社团，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
当然，亨廷顿还认为，要达到政治现代化的上述三个标准，必须首先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国家适应能力增强，不断地推动社会的经济改革；二是国家有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制度之内。
此外，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亨廷顿还总结了其动态的九个特点：①现代化过程是革命的过程，这是直接依据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比较而来的；②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将现代化过程归纳为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范围；③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与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④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现代化起源于15—16世纪的欧洲，但现在已成为全世界的现象；⑤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时间才能解决；⑥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一切社会进行现代化的过程都有可能区别出不同水平与阶段；⑦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过程，传统社会以许多不同类型存在，现代社会却基本相似；⑧现代化是不可逆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的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与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个长期趋势；⑨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现代化的冲击很大，变化很深刻，代价与痛苦也很大，但从长远观点来看，现代化增加了全人类在文化与物质方面的幸福。
伊斯顿是美国政治学家、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倡导人、政治系统论的创立者。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系统：政治学现状研究》（1953）、《政治分析的结构》（1965）、《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等，这三本书后来被称为“政治系统分析三部曲”。他在《政治系统：政治学现状研究》中描述了政治现代化的连续模式，即传统社会通过自我增殖走向现代社会。他把现代化描述成一个“人们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
阿尔蒙德也是美国政治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创立者，他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中指出，发达的政治体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发达的政治体制是传统社会的特征；一切政治体制在文化上都是混合的，传统与现代的成分结合，如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与人口控制化等等。结构-功能分析在现代化研究的早期非常流行，并对后来的现代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社会学方向
现代化研究社会学方向的代表性学者主要包括帕森斯、列维和穆尔等，他们也常被称为结构学派。结构学派以阿尔蒙德等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主要特征。他们信奉社会进化论思想，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是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与社会整合。他们更加关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比较与转变，即重视转变结果而不是转变过程，他们试图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知识等不同角度区分并阐述社会的不同类型或模式。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学者，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二战后美国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20世纪中期颇负盛名的结构-功能论的典型代表人物。帕森斯的主要著作有《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经济与社会》《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等。他早期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后期开始探讨从宏观转向较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方向。在他的著作《社会行动论》和《现代社会体系》中，帕森斯沿用涂尔干（也译为“迪尔凯姆”“杜尔凯姆”“杜尔干”等）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分类法，把社会发展过程看成是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分化与社会功能的专门化，结构的分化程度与功能的成熟性代表了社会发展水平。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知识与文化等特征，分别构成现代性与传统性。从传统社会的传统性向现代社会现代性的转变，涉及一系列社会结构与功能的根本转变以及社会的整合。帕森斯在《社会行动论》中还提出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成员所期待充当的社会角色，社会通过奖励与分配系统实现这种角色期待，从而构成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它制约与强化了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社会选择方面有四种类型：①全选-贤选型。价值观念是个人主义与反权威主义，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目标与手段，个人成绩与能力是选择的主要依据。②全选-亲选型。价值观念是集体主义与权威主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取决于其成绩与能力，个人愿望与成就不受重视，国家被视为达到发展目标的手段。③特选-贤选型。价值观念是集体主义、权威主义与传统主义的结合，个人的等级地位与亲缘关系受到极大重视，个人成就与能力也受到重视。④特选-亲选型。价值观念是传统主义，只有稳定的关系与亲缘关系受到重视，不考虑成就、效率与理性。
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中通过对比的方式分析了现代化的特征，他把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与差别归纳成以下八点：①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②在现代化社会中，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因而诸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非现代化社会中亲属群体与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③在现代化社会中，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中，家庭与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紧密，伦理具有个别性。④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度一样，即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仍然是专制的。⑤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与感情中立，非现代化社会则是传统的、个别的、功能无限与具有感情色彩的。⑥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与市场，非现代化社会的交换媒介与市场不发达。⑦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组织，非现代化社会即使有科层制组织也是建立在个别关系基础上的。⑧现代化社会的家庭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其功能也在缩小，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是多重的。
B.穆尔（B.Moore）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经济富裕与政治稳定社会的总体过渡。他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初始原因。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有：①具有高水平的技术与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广阔的市场与相互储存的组织结构。②首先是由工业化初期死亡率下降所引起的“人口爆炸”，随后是工业化成熟期普及家庭计划，实行人口控制，过渡到低出生—低死亡—老龄型人口结构；亲属群体与家庭功能的缩小与解体，个人主义的进一步加强，妇女地位的提高，社会控制的减弱。③实现了工业化。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发展经济而动员土地与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制度与促进流通的商品交换系统；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组织与合适的国家财政组织；在个人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对教育的渴求与活动热情。
（四）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人文学方向
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人文学方向主要以英克尔斯、麦克勒兰德（McClelland）等为代表，他们通常也被称为行为学派。行为学派认为现代化过程必然涉及个人心理与行为的改变，如果没有价值观念、心理素质与行为特征等方面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人们是难以适应现代化的变化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心理学家们强调心理与行为转变在现代化中的重要性。
英格尔斯主张从比较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强调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英格尔斯提出世界社会学，主张在世界性社会学分析层次上研究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与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与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与文化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具有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他在《走向现代》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一言以蔽之，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于他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她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真正能够得以实现。”[8]他在书中归纳出现代人的九个心理特征：①有接受经验的能力，对革新与变化没有先入之见；②在意向上不仅对直接环境中产生的大量问题，而且对外部产生的大量问题形成并持有自己的观点；③面向目前与未来，而不是迷恋过去；④把计划与组织信念视为处理生活的方式；⑤为促进个人目的与目标的实现而掌握环境，而不是完全为环境需要所操纵；⑥相信世界是可以依赖的，相信可以依赖别人与别的机构来履行或完成义务与职责；⑦懂得别人的尊严，愿意尊重他们；⑧信仰科学与技术；⑨相信分配公正，相信根据社会贡献而不是根据某人与这种贡献无关的奇思怪想或特殊性质来获得报酬。“现代人”有四个特征最重要，它们是：他是参与型公民，并有丰富的知识；他对个人效能抱有充分信心；他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时，特别在处理个人事务上作出决策时，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他愿意接受新经验与新思想，是头脑开放的人。
在麦克勒兰德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该国的成就动力值相关。他提出的成就动力值，是通过计算儿童和小学生读物与童话故事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的出现频率而得出的。他认为，成就动力值较高的社会将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们推动经济更加快速发展，即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行为调适理论解释了如何使用积极的奖励与消极的惩罚来制约个人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与人格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也反过来改变人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结构；这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不同的刺激手段，或鼓励或抑制某种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的改变，造成或强化形成某种行为方式。社会系统是一个可操作系统，一切人都属于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改变操作中的某些制约因素，就可改变人的行为模式。
（五）关于现代化研究的制度学方向
关于现代化研究的制度学方向代表性人物主要包括C.E.布莱克（C.E.Black）和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等，他们主要从事比较制度或体制研究。
布莱克关于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的思想在其著作中有大量体现。他在1966年出版的《现代化的动力》中，把现代化分成四个阶段：第一，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与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了最初对抗。第二，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此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第三，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以农村与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与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第四，社会整合。经济与社会转型导致了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1979年，布莱克在《比较现代化》中，把现代化进程分成四个阶段，即准备时期、转变时期、高级现代化时期与国际一体化时期。
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通过引入文化历史因素和文明比较研究来修正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艾森斯塔特认为，任何社会结构或“制度安排”都不像早期结构-功能主义学者按照社会结构分化水平或有助于社会系统的相关需要所解释的那样是给定的，相反，它是通过具有不同文化取向的社会行动者的互动——某种包括权力与符号要素在内的交换过程——建构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或现代化受各种基本社会力量的影响，如社会文化传统取向、各种精英特征、经济-政治生态环境、与其他文明的碰撞等等。要研究就必须进行比较文明研究，把文化历史因素和比较文明、历史研究引入结构-功能分析和现代化理论之中。他指出，非欧洲社会的变迁或现代化，除了受西方“现代性”的诱发和推动外，还有自己的内在发展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文明圈内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一定文明圈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源于该文明核心形成时代，即所谓“轴心时代”的文化精英（或大师）及其思想。如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及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精英与文化，“儒教”文明源于“孔孟时代”的精英与文化，伊斯兰文明来自穆罕默德传教时代的精英活动与思想，等等。正是这些“轴心时代”文明的延续和推动，才逐步形成了现代的文明圈，并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与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变迁与现代化是一个以文明圈为界限的多样化选择过程。艾森斯塔特把现代化和比较文明研究同社会学基本理论联系起来，通过对结构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解释，使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变迁的基本社会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社会秩序的建构是社会互动的组织层面与文化层面（潜结构或深层结构）相互交织的结果。社会秩序建构的关键问题是：[9]如何建构迪尔凯姆（也译为“涂尔干”等）所重视的相互信任、团结和凝聚问题；②如何克服马克思所强调的异化观问题；③如何提供韦伯强调的不同社会活动的意义和合法性问题。“文化眼光”是社会秩序建构和制度动力建构的要素。艾森斯塔特认为，社会秩序的建构是一定张力下的文化模式与劳动分工结合的结果，是具有一定文化取向的行动者选择的结果。社会变迁就是从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转变的过程。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多元文化和多元载体，因此社会张力的存在和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