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俱乐部”城市竞争态势与苏州面临的挑战研究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 刘小红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2019年,“万亿俱乐部”的城市数量达到17个,成为拉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主阵地、主力军,同时使全国城市发展呈现出此起彼伏、差异悬殊的发展结构与发展态势。以“万亿俱乐部”城市为对象,分析苏州在当前城市竞争格局中面临的挑战,寻求苏州在新的历史节点、发展起点以及时代拐点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前“万亿俱乐部”城市竞争新态势
(一) 城市竞争愈来愈注重综合实力的竞争
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一直是城市发展的主基调,但是经济发展不仅是发展结果,更强调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反映到城市竞争层面,不仅是规模总量竞争,也是质量内涵竞争,更是综合实力竞争。通过比较分析,苏州在万亿级城市中经济实力强劲,2019年GDP排名第6,人均GDP排名第3,财政收入排名第5,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排名第3,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排名第5,直逼一线城市。
(二) 城市竞争从之前的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转化为城市群、都市圈与非城市群、都市圈之间的竞争
如果从经济体量来看,我国的城市发展存在“三个方阵”:GDP过万亿元、人均GDP在2万美元左右的城市为“第一方阵”,总量占全国GDP的40%左右。这些城市基本完成后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国别竞合的主体。GDP在4000亿到1万亿元之间、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的城市为“第二方阵”,总量占全国GDP的35%左右。这些城市处于战略赶超阶段,是高质量与高增长并举的战略增长极。GDP在4000亿元以下、人均GDP 1万美元以下的城市为“第三方阵”,总量占全国GDP的25%左右。这些城市基本还未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充足发育。在“三个方阵”格局逐渐形成的基础上,处于“第一方阵”的中心城市加快从都市圈到城市群方向发展,带来城市竞争从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转化为城市群、都市圈与非城市群、都市圈之间的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走向跨区域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与中心城市虹吸加剧并存的长期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从中心—外围分化到前、中、后台协作;二是从县际竞争增长到城际竞合发展;三是从园区局部创新到城市全域创新;四是从拉开城市框架到打破城市藩篱。因此,苏州需要打开长三角一体化的视野,用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看待区域分工、城市格局、区域竞合,在“跨区域发展一体化”中加快推进空间范围纵横交织、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创新生态共生共荣、条件平台共建共享、思想文化开放包容、体制机制相互弥合,同步推进市域一体化、城市同城化、城乡一体化、产城一体化。
(三) 人口竞争尤其是人才竞争成为城市竞争的新战场
迈入“十四五”时期,城市发展将进入新一轮竞争优势的重塑期,就是进入人口结构变化的加速期,即城市发展同时面临人口红利优势消失、人口素质结构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到来等多重趋势叠加的局面。近年来,万亿级城市纷纷放低落户门槛、加大政策支持实施“抢人大战”,大力吸引以青年人才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各类人才纷纷“用脚投票”,进一步向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群集聚。因此,人口竞争尤其是人才竞争成为城市竞争的新战场。当前,苏州初步具备更多的淘金机会、多样的成功渠道、富集的资源要素、良好的创新环境,核心需要全面推进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机制环境、创新生态的协同发展。截至2019年底,苏州常住人口1075万,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9。但是在近年来的“抢人大战”中,苏州人口吸引力所面临的压力较大。2018、2019年苏州分别新增人口3.8万、2.8万人,在万亿级城市中人才吸引力只处中游,远低于杭州(分别新增133.8万、55.4万人)、深圳(分别新增49.8万、41.2万人)、广州(分别新增40.6万、40.2万人)等城市。如果从个税占比来看,苏州的个税收入贡献度偏小,2018年个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仅为成都的1/4,约为上海、北京、深圳的1/2。这也反映出苏州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纳税主体中产业工人占比数量较大,外来流动人口结构不优,高收入人口占比偏低,创新创业人才比重不高。
二、城市竞争态势下苏州的问题与挑战
(一) 综合实力强劲,但是在集约型发展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总量空间、质量空间、人均空间
2019年,苏州GDP总量达1.92万亿元,全国排名上升至第6位,直逼一线城市。但是2019年GDP增速5.6%,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6,增速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
苏州人均GDP实现17.92万元,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3,仅次于深圳、无锡。但是,地均GDP约为2亿元/平方千米,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6,仅为深圳的17.6%。到2018年底,苏州城市开发强度为5.5%,低于城市开发强度警戒线(30%),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1,约为深圳的1/9、上海的1/4。
表1 2019年万亿级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对比
续表
(二) 财政收入排名靠前,但个税收入贡献尚小,反映出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2019年,苏州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21.8亿元,同比增长4.8%,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5,但不足上海的1/3、北京的1/2,为深圳的2/3。苏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为11.55%,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7,与杭州(12.79%)的差距拉大到1个百分点,也低于宁波(12.25%)。2019年,苏州实现税收收入1991亿元,同比增长3.2%,税收收入规模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4,但仅为上海的1/3、北京的1/2、深圳的2/3。2017—2019年苏州个人所得税收入(地方部分)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5%、6.7%、4.6%,与其他万亿级城市相比,苏州个人所得税对税收收入的贡献是偏低的,如2018年的个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仅为成都的1/4,上海、北京、深圳的1/2左右。这也反映出苏州的纳税主体中产业工人占比较大,外来流动人口结构不优,高收入人口占比偏低,创新创业人才比重相对较低,未来将长期影响城市层级与产业层级提升。
表2 2019年万亿级城市财政收入质量对比
(三) 工业增加值体量大,但高新技术产业“地盘”仍较弱,参与全球价值分配的微观基础不厚实
2019年,苏州实现工业增加值(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625.4亿元,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3,仅次于上海和深圳,但差距在2000亿元左右;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9.64%,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4,但低于天津、佛山、宁波三个同类型的制造业强市。一般来说,只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以及形成处于一定价值链环节的高技术产业集群,才能带动其他产业参与全球价值分配。
2019年,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2490亿元,在万亿级城市当中排第6,不足北京和深圳的1/3。2019年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2.94%,低于长沙、深圳、武汉、北京、宁波、杭州、郑州等其他万亿级城市,仅为长沙的1/3,这也是苏州产业大而不强的体现。
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新兴产业发展的根基与体量。近年来,苏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取得成效,2019年增加到7052家,在万亿城市中排第5,但苏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还未过万家,为北京的1/4,不足深圳的1/2。2019年,苏州“每万家企业中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数”为101家,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5,远低于佛山(150家)。
表3 2019年万亿级城市产业竞争力对比
(四) 经济发展藏富于民,但资本聚集力偏低,与一线城市有较大差距,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任重道远
截至2019年末,苏州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33705.02亿元,比年初增长10.8%,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0,不足北京的1/5、上海的1/4,为深圳的38%、广州的53%。截至2019年末,苏州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1,不足北京、上海的40%,为深圳的1/2。根据2019年12月19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第11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在全国上榜的31个金融中心中,苏州排第13,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任重道远。(https://www.daowen.com)
表4 2019年万亿级城市资本聚集力对比
(五) 相比其他城市,苏州还面临外贸受阻、投资下滑、消费乏力“三重压力”,外向型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期
长期以来,外贸、投资、消费是支撑万亿级城市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全球经济下行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步入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三驾马车”对苏州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生变化,在“万亿俱乐部”城市中,苏州成为典型的“三重压力”叠加城市。
1. 外贸受阻,外向型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
2019年,苏州外贸依存度为113.9%,仅次于东莞,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其中,苏州出口依存度大于进口依赖度,出口依存度为70.9%,进口依存度为43%。2019年,苏州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1987.4亿元,进出口额占全国的7%、全省的50.7%,居全国第4。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苏州进出口总额大幅下滑,同比下降9.9%。在进出口总额过万亿元的6个城市中,北京、宁波、青岛外贸总额实现同比增长,苏州下滑最严重。同时,在这6个城市中,苏州货物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最高,达65%左右,高于宁波10个百分点,高于青岛、深圳、北京近20个百分点。2019年,苏州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18.99亿美元,仅占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的6.77%。
2. 固定资产投资处于较低水平,且工业投资下滑、房地产投资拉动增长快,存在“脱实向虚”风险
2019年苏州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升,达4933.1亿元,同比增加8.3%;但是在万亿级城市中,苏州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排第14,为重庆的1/4、天津的2/5,不足青岛的1/2,与杭州的差距也有2300亿元。进一步分析投资结构,2017—2019年苏州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总体在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总体在增加。2019年,苏州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分别为24%、11%、54%。具体到工业投资层面,2019年苏州工业投资总额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3,为重庆的1/6,天津、青岛的1/3。2019年苏州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1,为无锡的60%,青岛和重庆的2/3。
在全国房地产投资整体萎缩的大背景下,2017—2019年苏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达到41%、56%、54%。虽然2019年苏州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0,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远超近三年全国平均水平(18%左右)。
3. 消费增长乏力,城市流量经济色彩不足
2017年之后,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下降,2019年仅为6%,远低于全国水平8.2%。2019年,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为31.65%,在万亿级城市当中排第16。这充分反映出苏州工业化带动的产业工人群体未能充分参与到城市化发展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需的扩张及带动。
表5 2019年万亿级城市投资、消费、进出口对比
这背后的原因,是全球经济休克还是长期结构性矛盾?2019年苏州GDP总量全国排名第6位,但是GDP增速(5.6%)下滑且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这既是自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休克的影响,更是长期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所带来的结果。苏州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范式支撑苏州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一模式带动下,也存在产业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核心技术与全球价值分配受制于人,对全球市场依赖大,人才、资源、环境、生态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因此,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外需拉力疲软对苏州以进出口贸易为拉手的城市发展模式产生较大冲击,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征不明显。2018年,苏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2.78%,同期深圳是4.05%。2019年,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为2490亿元,在万亿级城市中排第6,不足北京和深圳的1/3。2019年,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2.94%,在万亿级城市中比较靠后,为长沙的1/3,这也成为苏州产业大而不强的体现。深圳、杭州、广州等城市较早开始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相比较而言,2019年苏州电子、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化工、汽车制造等六大支柱产业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64.6%,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等四大先导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21.8%。二是民营经济活力相对不足。与无锡、宁波、佛山、杭州、郑州、成都等万亿级城市相比,苏州民营经济对全市经济的贡献偏低,其中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53%)低于无锡(65.9%)、宁波(65%)10多个百分点。长期以来,宁波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65%左右的GDP,近90%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左右的出口总额以及90%以上的就业;深圳在各个阶段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其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不但没降反增,核心是夯实了民营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根基。三是缺乏产业主导权可控力。苏州自主培养的在全球细分行业领域最具行业影响力的企业群体较少。截至2018年底,苏州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仅10余家,排名第一的宁波拥有28家。进一步分析苏州工业总产值结构,2018年外资企业贡献的比重超过61.5%,面临从组装加工向自主研发转变,攻克上游设备和材料、中游设计和制造等“卡脖子”环节的长期压力。四是新经济动能育孵发展不足。相对于过去30年各地区抢抓全球产业转移机遇,近5年来各城市都在抢抓新经济发展机遇。例如,深圳营造新经济创新生态圈,构筑全域创新之城;成都2017年提出将新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第一战略。在2019年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编制的《全国GDP50强城市的新经济生态指数》中,苏州“新经济指数”排名第14,分项指数新经济企业活力度排名第10,新经济业态成长性排名第19,新经济基础环境排名第10。
三、 苏州新一轮城市竞争态势的路径选择
基于苏州与其他“万亿俱乐部”城市的分析,结合苏州存在的长期结构性矛盾,苏州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在短期保增长的基础上谋求长期发展,实现“内涵内生”与“外延外生”相结合。
(一) 短期保增长,拿捏好固投、需求、人口“三板斧”
一是关于固投。我们要充分看到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坚持“没有固投的高质量布局,就没有经济社会的高速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于苏州新一轮固投而言,需要目标绩效导向:用好当前“苏州开放创新合作热力图”,全天候创新招商合作机制,打造永不落幕的“招商会”“交易会”“推介会”和“对接会”,不断用有效投入、用高科技构成要素的投入去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的动能切换。以新制造提升新产业,发挥好苏州在产业互联网下半场的底盘优势,持续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计划,形成“数据驱动+云平台赋能+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敏捷制造+敏捷供应”的生产方式;以新基建开辟新空间,加快推进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城市大脑”建设,推动苏州的城市建设发展从电力时代到算力时代。
二是关于需求。苏州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在短期内进出口贸易及其带动效应下行是必然的,但就长期而言,全球化仍然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呈现出全球经济分工与供应链加速重构重组的趋势。对于苏州抓需求而言,核心是在后疫情时代把握好外需与内需的关系。在外需市场建设上,支持企业的供应链战略从单纯的成本导向走向更加注重供应链韧性的安全导向。要围绕产业需求链做强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配置资金链、部署服务链、谋划替代链、拓展柔性链,推进极端情况下的有效替代源建设,留好“备份”,帮助企业在国内外寻找合作伙伴、增添“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全力提升苏州地位。在内需市场建设上,以新场景拉动新需求,在夜间经济、都市消费、休闲娱乐、时尚创意、文化旅游、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推广应用一批市场扩容的新场景项目。
三是关于人口。纵观国内外,硅谷、深圳都是国际化移民型创业之城,只有国际化才能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只有移民型才能兼容并包、开放融合、博采众长,只有创业型才能将科教智力资源与产业要素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苏州需要进一步放低人才引进门槛和做好公共服务,真正成为全国人的苏州、全球人的苏州。
(二) 长期谋发展,坚持产业、城市、社会“重做一遍”
我们有个基本判断:未来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而是“新五化协同”,即“泛工业化”“再城市化”“超智能化”“深生态化”“再全球化”。基于这一判断,我们要做好以下三方面:
一是用新经济构筑新产业体系。当前,全球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与产业大破大立并存,完全的“蓝海”并不存在。进入“十四五”后,中心城市的第一个战略问题仍然是产业战略问题,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方针将转向“在存量经济中培育增量经济”,而不再是通过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实现“外生增长、外延发展”。苏州需要在“十四五”期间通过产业跨界融合实现“内生增长、内涵发展”,构筑产业新体系,即把过去以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为先导和主体的产业体系,向以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基础产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向发展。
二是用新基建布局城市新空间。新冠肺炎疫情倒逼数字经济、在线社会发展,我们要加快从一维的半工业社会、二维的半信息社会向三维、高维的智能社会方向发展。中央提出加快推进“新基建”,核心是用新基建构建起支撑区域经济新动能的基础网络。苏州要站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高度,在市域一体化、苏锡常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三个圈层”实现“再城市化”。这种“再城市化”不是按户籍人口与基建形态加速城镇化,而是借助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都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重构城市形态与都市框架。
三是用新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新冠肺炎疫情让城市治理主体深刻认识到需要充分借助数字化思维、理念、资源、工具和规则等治理信息社会空间。在治理方式数字化上,苏州需要加大数字设施、数字平台、数字大脑等架构,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社会企业等多元主体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的公共事业、对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社会固投、对公共服务效能不高的行政管理、对居民福祉体验不高的民生服务,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用数智技术加强基础设施,用共享经济释放资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