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视域下农村文化礼堂的“精神脱贫”效能与优化路径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 马婷婷
一、 问题的提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精准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也进入了决战期和冲刺期。精准脱贫不仅代表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它还要求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对于当前的基层和农村,脱贫攻坚的任务除了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丰富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精神脱贫。
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一种贫困状态。在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略中,不论是乡风文明还是基层治理有效,实际上都指向“精神脱贫”这一关键问题。但由于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受城市化和现代化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在公共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长期处于劣势,使得农村的公共文化事业难以形成规模,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长期落后于城市。这种长期的落后状态表现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偏低,思想道德建设和价值观树立不稳,这些都是导致乡村社会“精神贫困”的症结所在。
除此之外,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和城乡人员的流动,乡村原有的社会格局、文化价值体系和“熟人社会”的信任联结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稳定、封闭的“乡土结构”开始分崩离析,村庄原有的秩序和性质都在发生变化,出现异质性增强、归属感减弱、信任度下降、公共性减弱等特点,乡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乡村成员之间的联结程度降低,传统公共空间被压缩,乡土文化传承与共同体记忆断裂,使得农村社会出现价值危机和治理危机。
为了实现乡村的“精神脱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农村精神文化资源供给势在必行。面对当前乡村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包括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空心化”现象,重建乡村公共空间、整合乡村文化资源、构建新的社交与情感纽带是加强乡村社会关联、提升乡风文明的有效途径。2013年,浙江省率先提出建立农村文化礼堂,承担丰富农民公共文化和精神生活需求、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重任。农村文化礼堂是指集思想道德教育、文体娱乐、知识普及于一体的,承担着教育、娱乐、礼仪功能的,根据村庄发展现状合理规划建设的农村综合文化公共服务空间。近几年农村文化礼堂连续当选为浙江省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可见其对于农村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截至2020年5月,浙江省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4341家,500人以上行政村覆盖率超74.5%。预计到2022年,全省500人以上的行政村将实现文化礼堂全覆盖。
二、 农村文化礼堂的“精神脱贫”效能
文化礼堂作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和空间,拓展文化创新和交流互动的平台,已经成为学习知识、传播文化等乡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实际上,文化礼堂通过构筑聚合式的公共空间,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和情感联结,对重塑乡村共同体以及改善乡村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 延续文化价值的纽带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存的广袤土壤,乡村承载着传统乡土文化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特定地域内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教育教化、乡风乡愁、礼仪礼节、家德家风和文化文艺“五进”为内容的文化礼堂建设,实际上就是在传承和延续文化,激活文化的教化引导功能。
1. 村庄记忆场
认同感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们获得凝聚力和情感联结的重要依据。对于乡村来说,区域内成员的共同经历、共有记忆和情感是村庄认同感与归属感的重要来源。这种认同感与归属感也能够更好地延续村庄文化,构建村庄的价值秩序。城市化背景下,一方面人口大量迁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村庄的封闭性减弱,村民的异质性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空间的萎缩,村庄内部的共同记忆和体验因缺乏有效载体而趋于断裂甚至消失,导致村民在精神和情感上缺乏互动,产生距离。
在社会变迁中,集体记忆的延续需要频繁的社会交往和公共活动。而在许多地区的文化礼堂建设中,村史村情和乡风民俗的展示都是基础环节。村史村情廊、民风民俗廊、崇德尚贤廊是文化礼堂设施建设的标准配置,展示了独特的乡村文化和历史溯源,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域成员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增强了凝聚力和聚合力,同时使文化得以有效地传承和延续,很好地扮演了村庄记忆场的角色。这种对于村庄集体记忆的梳理和挖掘,能够唤起村民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增强归属感和凝聚力。同时,对于村庄的特色文化资源来说,这样的模式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文化价值的延续和传承。
2. 榜样展示堂
文化礼堂内的展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依据各自村庄特色设立的榜样展示模块,如“道德榜”“青苗榜”“乡贤榜”“寿星榜”等。通过榜样的展示,为群众提供可供仿效的行为规范,传播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规范。除此之外,文化礼堂还征集“家风家训”,设置“孝敬长辈”“善行义举”“好邻里”“最美家庭”等奖项,并组织评选活动,调动村民参与培育“友善”文化的积极性。这种“身边人、身边事”榜样引导能够起到鼓舞人、促进人的作用,有助于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营造出友善和睦的文化氛围,更好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礼俗仪式会
礼俗仪式是农村文化礼堂的精神内核和灵魂所在,突出体现了文化礼堂“礼”的内在要求。目前的农村文化礼堂的礼俗仪式主要有两类:一是个体性的仪式,如成人礼、新婚礼、就职礼等;二是公共性的仪式,如新春祈福、清明祭祖等。这些礼俗仪式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和情感的传承,另一方面也结合时代条件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它们被置于文化礼堂这一公共空间,形成了村民间的“共同在场”,使得原本没有或少有情感联结和共同生活基础的村民形成了共同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感、归属感。仪式具有社会互动、情感联结、社会控制、教育传承等功能,能够帮助村民增加社会互动和情感联结,有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和促进乡村规范化管理。最为重要的是,礼俗仪式能够通过周期性的反复操练,将承载的文化价值以符号的方式进行传递,更加高效和潜移默化地完成代际传承。
(二) 平衡公共需求的载体
村庄作为一种共同体,需要满足区域成员的公共需求,为成员提供相应的资源、平台,用以维持社会关联及形成内聚力。村庄能够为村民提供各类公共资源,并具有相应的保护性和公益性的功能,使得村民能够形成对村庄的信任和依赖,凝聚力和认同感由此而来。文化礼堂作为公共空间,给村民提供了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同时也作为一种外部输入性文化载体,承担着塑造正确价值观和打造精神文化阵地的重任。在当下的乡村,村庄能够为村民提供的公共资源和平台已经越来越少,然而,村民对于这种集体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
1. 公共交流空间
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人口高频率、大范围地流动和迁移,当前村民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的意愿有所减弱,业余活动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场所也趋向私人化。许多聚集性的节日和习俗也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逐渐衰落。乡村的公共场所不断减少,如传统的村镇集市等。而过去承担公共交流空间功能的庭院、晒场、河边、村口,很多不再扮演公共空间的角色,聚集在那里的也只有少部分的村庄老年群体。随着村庄青年人的减少,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对于公共交流空间有更大的需求,而农村文化礼堂的设立,为村民的闲聊、聚会、议事搭建了平台,使从前流动性、非固定的交流场所得以长期化和固定化,帮助村庄形成凝聚力,拉近了村民间的距离。浙江省委宣传部原部长葛慧君说:“在广大农村,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干部之间,比较喜欢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农村文化礼堂正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我们一定要利用好,持之以恒地开展宣传教育。”
2. 文化活动场所
功能场馆和活动室是文化礼堂的必备设施。作为综合性公益性文化设施,文化礼堂的主要功能就是寓教于乐。在提供各类文化活动的同时,还须设置种类多样的娱乐设施和项目,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而作为文化活动场所的文化礼堂,主要的文化活动设置也分为两类:一是功能室的设置,如乡村文化礼堂中常见的图书馆、健身房、活动室、大礼堂等。这些功能室的设置为村民提供了消遣娱乐的场所,能够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二是政府输入的各类文化活动公共文化产品,也是“送”文化的一种有效形式,如各类文艺汇演、电影放映、家庭讲座、戏剧下乡等,在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 资源输入平台
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的流失,青壮年、知识分子的离开使得多数村庄呈现“空心化”状态,而文化礼堂的设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构建农村文化礼堂,能够吸引大量乡贤,包括村民代表、知识分子、企业家等,他们借助自身的人缘、地缘、亲缘以及知识、经验、财富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参与家乡建设和管理。一些乡村还创造性地设立文化礼堂理事会制,通过推动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开拓社团与志愿者活动平台空间。除此之外,很多地方的文化礼堂还吸收了大量的志愿者资源,发动本地高校大学生到农村开展“科学理论、文化传承、文艺送演、志愿服务、硕博惠农”等服务。还有大量志愿者依托农村文化礼堂开办寒暑假的兴趣班和托管班,为留守儿童和返乡儿童提供服务,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村民群体对公共资源的需求。
(三) 激发治理效能的触媒
开展文化活动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够提高村民道德素质、规范村民行为,推动形成适合乡村治理的文化环境和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拉近村民间的距离,增进村民互动与交流。自我管理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1. 家风家训——德治
家庭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位,家庭和睦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已经促成了家风家训多方面的良好转变。一方面,大量收集、整理散落的家风、家训、家谱、族谱,并将其作为展厅设置的一个重要部分予以展览,公示每家每户特有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在公开化的展示中督促每家每户遵守家风家训。另一方面,推选和评比好家风、好家训、好家庭,树立一批典型,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身边人身边事以点带面,促进村庄家庭共同进步。
2. 法律规章——法治
目前大部分文化礼堂都有专门的法治板块,通过呈现法治名言、法治典故和法治案例来普及法律知识,促进村民学法、懂法、用法。除此之外,部分文化礼堂还配有法律服务平台和法律顾问,能够帮助群众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同时作为文化活动的载体,文化礼堂还依托国家宪法日开展各类普法活动,集合一批“法律明白人”利用身边的法治案例积极宣讲,开展各项法律活动,从源头上推动村民崇法向善。
3. 村规民约——自治
文化礼堂的管理遵循自主自治,从场所的设置、管理到活动的安排、策划、组织和参与,都是由村民自主自治,使村民成为文化礼堂的主角,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激励。同时,文化礼堂作为农村的公共活动平台和议事平台,村级事务包括集体经济安排、特色产业规划、村民代表大会等,都可借助文化礼堂商议,搭建起村民参与自治的实践舞台。村民依托文化礼堂共同决定自己的村规民约并互相监督共同遵守,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
三、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困境与优化路径(https://www.daowen.com)
农村文化礼堂在建设村庄共同体,加强村民情感和利益联结,重建乡村社会价值共识,增强村民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优化乡村治理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关注乡村文化礼堂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其运行和管理多依靠自治,作为外部输入性公共空间难免会面临组织和维护缺乏内生动力的现实困境。
(一)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现实困境
1. 功能定位不明确
当前,随着浙江省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各地的文化礼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规模数量提升的同时却不能保证文化礼堂建设的质量。大部分地区的文化礼堂在场馆设置、功能设定、活动安排上都存在趋同性和相似性。许多村庄仅仅将文化礼堂定位为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空间,而非农民的精神文化家园,使得文化礼堂的诸多预设功能难以实现。目前大部分文化礼堂是由传统祠堂、庙宇等公共活动场所改建而成的,本就具有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但多数村庄没有深入挖掘文化内涵,而是仅仅将其作为建筑空间加以改造,这就难以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风格,从而难逃千篇一律的窠臼。除此之外,许多文化礼堂的文化资源依赖外部输入,没有充分挖掘农村传统的优秀文化资源,导致“自文化”建设的缺失,也由此产生独特性不足、创造性不足的问题。
2. 供需错配
当前文化礼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供需错配,即目前建设的公共空间以及输入的公共活动无法对应和契合村庄与村民的现实需求。作为政府主导的外部输入载体,文化礼堂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也可以看作是搭建价值秩序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平台,在活动内容与建设理念上很容易从一开始便难以与村庄与村民的实际需求相契合。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资源输入很容易与居民需求之间产生间隙,难以真正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例如,当前政府主导提供的大多是以城市和现代社会为标准创设的文化形态,但由于农村的“空心化”严重,实际需要文化资源的多为老人和儿童,这就产生了供需错配的问题。再加上人口流动频繁,村庄人员构成更为复杂,异质性增大,村民对公共空间及公共服务的需求差异加大,这给文化礼堂的建设提出了新的难题。
3. 内生动力不足
由于农民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意识,加上“空心化”严重,村民往往缺乏参与乡村生活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乡村文化礼堂后期的管理维护乏力。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也使得农村文化礼堂缺少运行和管理的主体,缺乏主要的建设力量。而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文化建设还面临只“送”不“种”的问题,“送”文化属于文化的“植入”,很难在农村实现扎根;而“种”文化,又由于缺乏人才和管理,使得文化难以保护和传承。这种“自文化”建设的缺乏,使文化礼堂的可持续性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二)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优化路径
1. 精准目标定位,挖掘地域特色
对于文化礼堂的建设,首先要明确目标定位,不能将其简单地定义为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空间,而要注重其教化和宣传功能。在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因地制宜”。各村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效梳理和整合现有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村落文化遗产,努力实现“一村一色”。每个村庄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传统都是其宝贵的财富,应加以合理利用,使每个农村文化礼堂都能够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除此之外,在活动的安排及场馆的设置方面,也可以依据乡村特点进行创造性的设计,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同时,要注重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注重结合当地传统民俗。例如,长兴县虹星桥郑家村文化礼堂,以“北纬30度最甜蜜乡村”为主题设置各类文化活动;菱湖镇竹墩村以“华夏沈氏故里”为展示主题,突出礼仪传习,展示“沈氏”文化,传承先贤精神;安吉县高禹村以数字电影院为特色打造数字化文化礼堂;等等。
2. 加大资源输入,完善配套保障
由于城乡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不平衡,乡村社会在公共服务尤其是文化资源的分配上长期处于劣势,并且这种劣势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在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注重加大资源的倾斜和输入,建立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在场馆的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堂多能、一室多用”的原则,合理充分地利用好每一个活动场所和文化设施,提高各级文化场馆和设施的使用效率。注重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礼堂的精神阵地功能。在资金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多渠道、多方面整合社会资源,拓宽资金链,建立长期有效的资金来源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向乡村文化礼堂建设倾斜。
3. 强化需求导向,发挥主体作用
文化礼堂作为政府文化资源的外部输入载体,实际上是在试图将优秀的文化资源“嵌入”农村。这种“嵌入”能否成功,主要在于“嵌入”的文化资源能否满足农村文化的主体受众,也就是农民群体的需求。在文化礼堂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文化资源的只“送”不“种”,以及简单的“悬浮”。应当积极回应农民群体的需求,将外部输入的文化资源与村庄内部文化传统进行融合和对接,做到良性互动。在设计文化活动和输送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也应当考虑农村的发展现状和受众群体,面向不同群体设置更为丰富的文化活动。同时,在文化礼堂的建设和传承过程中,注意调动农民群体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来,通过自建自治激发他们在文化礼堂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 张蓓.以扶志、扶智推进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改革》2017年第12期.
[2] 姚建伟,余德华.欠发达地区的精神脱贫与文化转型.《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 王爱桂.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4] 金筱萍,陈珉希.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明的价值发现与重构.《农村经济》2018年第7期.
[5] 杨雪萍,郭金喜.“农村文化礼堂+”作用内在机理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广西农学报》2018年第4期.
[6] 陈勋.行政“嵌入”的公共空间: 村庄关联与共同体重构的可能路径——乡村文化礼堂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7] 沈轩.传承文脉 传播文明——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综述.《今日浙江》2013年第15期.
[8] 董英.文化礼堂: 非遗传承传播的新载体.《大众文艺》2014年第7期.
[9] 徐声响.外部输入与内部建构的分离与融合——对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有关思考.《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0] 林姗.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对策思考.《大众文艺》2014年第16期.
[11] 郑慧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对策思考.《大众文艺》2014年第15期.
[12] 陈野.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4期.
[13] 傅宁宁.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浙江农林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
[14] 胡思莹.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村精神脱贫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15] 陆洁.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北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16] 李朱雯.农村文化礼堂在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以德清县为例 .浙江工商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