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涌动之际接受启蒙
1912年1月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蔡元培任总长,景跃月为次长。教育部成立之后,立即着手改造传统教育。1912年7月10日,蔡元培主持召开了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临时教育会”。9月3日,《学校系统令》出台,第二年,教育部又先后颁发各种学校令,最终制定成为“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制一直实行到1922年。
壬子癸丑学制从国家层面直接影响了像马克昌这样即将入学的幼童。从课程的设置、考核的方式等方面可以看出,新式的启蒙教育,旨在培养文理兼修、兼顾实用的全面发展的民国新人。
中华民国建立后,云南出现了短暂的安宁。在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的情况下,云南当局抓住时机,对教育进行了有力的整治。由于措施得力,经费也有保障,办学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加之新学逐渐深入人心,凡有条件的家长都愿将子女送入学校。1916年,云南省教育司根据实际,制定和颁布了《县教育行政组织大纲》及《街村教育行政组织大纲》等两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用以整顿和发展城镇乡村的学校教育。其中,《街村教育行政组织大纲》规定:街村应办的学校教育,除街、村立小学、职业学校及补习学校外,还应主办本街村的义务教育及改良本街村的私塾……所需经费由街、村所固有的公款、公产拨出,不足部分可将街、村征收的烟、酒、迷信捐税作补充。上述两个大纲明文规定,要将县、乡财政收入的80%用于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而且经费独立,这种做法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农村教育的发展。在民国初年战乱频仍的情况下,云南省这样保持对教育高投入的做法,在国内外都属罕见。
整个社会如机器般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每个个体作为机器的小小齿轮,也不断被带动向前进。马克昌赶上了云南乡村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在村里的私塾学习了2年之后,1914年的春天,父亲将他送到家附近的初等小学(1915年更名为河西县第五区第一国民小学)就读。河西县第五区第一国民小学是按壬子癸丑学制建立起来的一所新式小学,新式教育孕育着新的思想,就是在这里,马克昌完成了新式教育的启蒙。
得益于民国初年云南大力推动乡村教育,河西县第五区第一国民小学的教师虽少,但8门科目都能够兼顾。此时的学校教材,全部采用的是在当年独领风骚的中华书局版教科书。早在1911年秋,革命风潮涌起之际,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就主张教科书应有大的变革,私下里与人秘密编制新式教科书。1912年2月,中华书局赶在春季开学之前,编写出版了“中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包括小学全套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目,其中小学课本44种,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陆费逵就宣称:“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是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2)
中华书局版《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 第四册》
在初小时,马克昌就在第一册国文课本里学到了“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的爱国思想。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马克昌对国文书中描绘的田园风光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天气晴朗,风和日暖。先生率学生旅行,排队出校门,经街市至田中。麦穗已黄,禾方插秧,农家最忙之时也。游览尽兴,归校已暮色苍茫。”(3) 陈懋功、汪寿编撰的《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宣传的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及工商业经济条件下的新道德观,如信用、诚实、博爱及民主等思想也为马克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令他耳目一新。如在第五册“仁慈”一课中就讲述了美国总统林肯的小故事:“林肯行路,见一豚陷沟中,哀号甚急,为之惨然,及觅得木板一方,投沟中,援豚出,泥污满衣。”在“公益”一课中讲道:“大庾岭下,路途辽远,夏时日光醒热,冬时狂风暴烈,行人苦之。蔡挺乃令民夹道树松柏以蔽风日,行者便之。”此外,马克昌学习所使用的算术是由现代教育家顾树森编辑的《中华初等小学算术教科书》,习字帖则是由近代书画家何维朴编辑的《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新式教科书以精品课程为载体,塑造新型的国民人格,可以说,马克昌是第一代完全由中华民国培养出的具有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新人。
马克昌聪颖好学,各项成绩均在乙等以上,国文、书法、作文的学习尤为优异。马克昌也非常喜欢学校里设置的体育和唱歌科目,强身健体、报效国家的种子在此刻开始悄悄埋下,唱歌课上教唱的《正气歌》《满江红》等歌曲振奋人心,不断激发着他报效国家的热情。
马克昌就读初小和高小的7年中,教科书的表达语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书面语言,也是教科书的表达语体。民国初建时,教科书的编辑虽然已经注意到文字的浅显化的问题,但文言语体仍占主导地位。马克昌在初小时期所学的中华书局版“中华教科书”,就是用浅显的文言文写就的。文言文虽然“言简意赅、文字优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语体显然已经不适应国民之间的交流、国民教育的推行,更阻碍了新的革命思想的传播。
白话文运动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但真正的大发展则是得益于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文学革命,其主张创造一种国民的、写实的、通俗的新文学。提倡白话文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推手。1916年,中华书局再一次领风气之先,推出了“新式教科书”,每册后均附有4篇白话文。中华书局的做法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将来学校添设国语,此可为先导,开通风气,于教育前途裨益。至各册所用的文句,其次序均与口语相同。令教员易于讲授,儿童易于领悟”(4) 。1917年,随着新文化运动渐趋高潮,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相继发表文章,“鼓吹”文学革命,推动白话文运动继续发展。
1918年夏天,张天放等在昆明创办了云南第一家使用白话文的刊物——《救国日刊》。杨青田等人在《滇潮》月刊创刊号上,对文言文进行了辛辣的批评,并竭力宣传和普及白话文,他写道:“你看那文中词语,深奥晦涩,非有大学问的人,就不能解识它。……文言文是古人的文学,白话文是今人的文学。……现代的新文学(白话文),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和满足现代的需要而产生。……白话文的精神,是时代的彩色。”(5) 直接点明了推行白话文的意义。云南的一些教师也带头在学校中用白话文授课,用白话文编写教材,非常受学生欢迎,对云南白话文的推广、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发展,马克昌在高小时期就能阅读白话文国文课本了。马克昌所读的高小国文课本,在选文上焕然一新。马克昌可以阅读到大量的白话文作品和议论文。当时名噪文坛的作品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散文都洋溢着时代的气息。语体革命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变革,革命思想更加易于传播,文化氛围焕然一新,催生出更加剧烈的社会变革。
马克昌就读小学期间,云南境内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随后,一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迅速展开。云南不仅地处边远,北洋军阀“鞭长莫及”,而且当时已有的两个师的军队,素质较好,器械优良,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熏陶较深,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十分愤慨。1915年12月25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云南方面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讨袁。消息传出后,昆明各界人民欢声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撤销帝制,并于同年6月6日病逝,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胜利结束。
在文化领域,云南新旧势力的斗争也十分激烈。袁世凯称帝后,云南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守旧派“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否定民主共和思想”(6) 。但另一方面,教育的改革和大批学生出国留学造就了新式的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卖国,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一些进步刊物和书籍涌入云南,1918年,《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先后在昆明发行,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相传阅。新文化运动在云南的兴起,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无数像马克昌这样的正在学校学习的青少年学子,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
思想的启蒙带来了云南学生自觉的行动。1919年5月23日,《滇声报》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27日,该报又转载了北京国民大会致各省各界电及《北京学生宣言书》。消息一出,民情更加激愤,云南省府昆明的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五四运动前夕,昆明十所中等学校,包括省立第一中学、私立成德中学、昆明等十一县联合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兽医传习所和省立法政学校,共有学生两千余人,这批青年学生在当时潮流的影响下,大多向往西方民主和科学,对封建军阀和卖国政府日益不满,希望革新政治。(7) 如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杨青田、段融生、张舫等铅印了题为“缘起”的介绍五四运动的传单,分发各校进行号召,得到各校学生的响应。各校学生纷纷走向街头,宣传、演讲和散发传单。
昆明九所学校宣告云南学生爱国会成立后,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开展起来了。学生爱国会成立了讲演团“以劝用国货,保卫国权及唤起国民之爱国心为宗旨”。讲演团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在街上或戏园等地讲演。除演讲外,还有莲花落、小杂剧、歌曲表演等等。学生爱国会还组织贩卖团,贩卖书籍和各种国货。贩卖团工作人员手持写有“挽回权利”“抵制日货”的白色和红色小旗,每4人一组,边宣传边贩卖,生意极好。学生爱国会还创办了《云南学生爱国周刊》和《爱国日刊》,利用画报和传单进行广泛宣传。在抵制日货运动的过程中,像马克昌这样的小学生也行动起来了。“有多数小学生聚于一处,将‘日本’二字画于墙上,以竹作箭射之,射时颇有真对仇人之势。”(8)
在昆明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中,日货的销路受到沉重的打击,其他国家和地区货物的销路也受到一定影响。“香港日货虽廉,除有少数系外商洋行运入外,云南商家意志坚定,都决心不办日货,所以以前在云南畅销的大宗货物,如棉纱、印花布、搪瓷器、洋灯、洋伞、火柴、电石等,都绝迹了,外商运来的少数日货,也无人前去购买。此次抵制日货,维持了一年半之久,执行非常认真,如最主要的日本洋纱,民国九年(笔者注:1920年)全年的进口总数,只有民国八年(笔者注:1919年)上半年进口数的十分之一,这很少的数量,几乎全是外商运来的。直到民国十年(笔者注:1921年),这风潮才渐渐平息。”(9) 经过这次打击,日本人在昆明金碧路开办的宝田洋行、在三市街开办的府上洋行等均倒闭。
昆明金马碧鸡坊
云南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响应五四运动之时,马克昌13岁,正在读高小的他已经不再是孩童,而是一名具有爱国和报国热情的青少年。五四运动在省府昆明掀起的波澜也深深影响着远在河西汉邑乡间的马克昌,特别是云南学生爱国会在抵制日货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使马克昌开始明白:在遭遇外侮、国家危难之际,一个普通的学生也能用自己的行动为国家出一份力。
发生在昆明的抵制日货运动,彻底改变了马克昌一家的生活轨迹。马克昌的父亲马开华颇具经商头脑,在抵制日货、国货畅销的过程中,他看准商机,将自己在家乡的老本行土布生意扩大,在日本府上洋行的开办地、昆明最繁华的地段三市街开了一家棉纱铺子。乘着日货行销式微的东风,马开华的生意红红火火地做了起来。随后,马克昌一家的生活重心也从河西县汉邑村转移到了省府昆明。
(1) 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第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2) 吴洪成:《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论》,第207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3) 吴洪成:《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论》,第208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4) 吴洪成:《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论》,第229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5) 《滇潮》,1920年10月5日创刊号页。
(6)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云南地方史 第一卷》,第1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7) 谢本书:《谢本书学术文选》,第14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8) 《小学生之爱国》,《滇声报》1919年11月19日。
(9) 谢本书:《谢本书学术文选》,第14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