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投考 勤学善思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江湾的模范、游民两工厂同时倒闭,数百人失业。南京国民政府元老李石曾提议,将其作为开办劳动大学的基础。在办学经费方面,创办劳动大学是“比利时王国社会党政府把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提出的相应措施。当时,退还庚款的国家多用这种办法,如美国退款办了‘清华’,英国退款办了‘协和’,意大利罗马教廷办了‘辅仁’等”(1) 。比利时政府要求仿照比利时‘劳动大学’的办法来办这所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国立大学,劳动大学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称作“党国四元老”的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推动创办的,以农工教育为主体的一所特殊大学”(2) 。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决议:以上海江湾之模范、游民两工厂旧址改设国立劳动大学,内分劳工学院及劳农学院,派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匡互生等为筹备员。5月13日,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因为劳工学院有模范、游民两工厂作为基础,所以筹备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6月10日,劳动大学劳工学院组织大纲通过,劳工学院筹备活动完成。7月13日,劳工学院开始在上海的各大报纸登报招生。
倪朝龙和魏则庄在7月13日的《申报》上,看到国立劳动大学的招生广告《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招考学生》,得知劳动大学第一次招生招收本科、中等科、临时师范班和临时训练班各100名共计400名学生。本科和临时师范班的报考学历要求都是需要中等学校毕业及有同等学历。在考试科目方面,本科和临时师范班初试要笔试国文、政治、史地、数学(算术、代数、几何)、自然科学(博物、物理、化学)以及外文(英文或法文),初试通过后还需口试、检查身体后方能录取。
尽管考试流程极为严苛,劳动大学劳工学院第一次招生还是吸引2000多人参加初试,录取率仅为20%。报名如此火爆,还是阻挡不了倪朝龙和魏则庄二人的报考热情。二人被劳动大学的办学理念强烈地吸引着,正如劳动大学第一任校长易培基所阐述的那样:“故求国民革命成功,非使占有国民百分之八十的农工,了解国民革命,信仰三民主义,在本党的旗帜之下,参加革命工作不可。本校即本此旨,培养有主义,有学识,有技能,有革命精神之人才,以期将来为本党领导农工,实行革命工作,努力建设事业。”所以,劳动大学的教育“一方面灌输主义学识,以坚定其信仰而发展其脑力,一方面授以劳工劳作,以养成其习惯,而磨炼其体力;使健全之精神,属于健全之身体。一言蔽之,
1927年9月8日《申报》刊载
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复试
录取者名单,倪朝龙榜上有名,
见左下角方框处
即全人教育,从事国民革命也”(3) 。
倪朝龙作为国民革命的亲历者,看到当初在军校时学习的同学甚至教官,都是理论修养高、学识丰富的人,骤然之间都遭到通缉或逮捕,感到十分迷茫,对一直坚信的国民革命理论产生了怀疑。正当其迷茫之际,有一所大学以探索农工教育达到国民革命为目标,这与倪朝龙在军校所学不谋而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将国民革命继续推进下去,更加坚定报考的决心。
为了确保能够考上劳动大学,倪朝龙和魏则庄商量后决定报考相对容易录取的临时师范班,两人赶在8月24号前到江湾火车站对面的劳动大学劳工学院报了名。接下来的日子过得飞快,26日,倪朝龙和魏则庄顺利考过了初试。9月5日,倪朝龙和魏则庄参加了校方举办的复试。3天后,劳动大学公布了录取名单。同时,还在沪上各大报纸予以发布。9月8日《申报》就发布了这份名单,在临时师范班的录取名单下,倪朝龙和魏则庄都幸运地名列其中(4) 。
9月19日,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正式开学,校长易培基就职(5) 。这一天,倪朝龙和魏则庄满怀激情踏入了这所初生的大学,与这所大学一起探索和成长。
劳动大学在淞沪铁路线江湾火车站对面,是一个庞大而壮观的建筑群。正门两旁是一长排铁雕栏,里面一个宽阔的前庭,三面洋楼,正中一座钟楼,高处塑有“国立劳动大学”6个闪闪发光的金字。这是校长易培基写的,他的字端正、清丽、一笔不苟,富于艺术美。钟楼甬道下面,两边用蓝底白字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自然是标志劳动大学教育宗旨、教育方针的一种环境布置,字是王更三写的,王是学生工厂劳动的组织者与领导人(6) 。
倪朝龙和魏则庄虽然在临时师范班,还是严格按照“半工半读”的原则,采用课堂讲授与实地操作的办法。在课堂教学方面,“工学院前期二年约以外国语言、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为中心”(7) 。实地操作主要在劳动大学附设的模范工厂工作(倪朝龙等人主要是学习机械操作),一开始是上午学习,下午由各科实习主任带到工厂工作。后由于课务紧张,规定劳动时间每周酌情减少。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劳动大学政治和人事背景是比利时和法国,此时倪朝龙等劳大学子必学的外国语是法语,外语教师们也极为推崇法语,带有些许“殖民地”痕迹,这令一直学习英语的倪朝龙很不习惯。
国立劳动大学本部正面图
劳动大学不收学费,供应膳食,不收讲义费,每学期还发制服一套,都由服装厂老师傅来量体定制的。这样的学习生活费用在上海称得上十分低廉,毕竟此时国立同济大学的学费是129元,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学费更贵。这样优厚的条件吸引了一大批贫寒子弟前来应考,因此这里的学生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比较高,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
倪朝龙也非常喜欢劳动大学的生活风气,不同于当时很多学校里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同学还保留着吆五喝六的富家公子习气,劳动大学校内设有洗衣晒衣场,洗衣、洗被、缝被都是自理。同学们冬天一双几角钱的芦花靴,夏天穿一件汗衫,拖一双自制的木屐板就可以端坐在课堂上。一切自给自足、从容自得,非常符合倪朝龙所期望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农工问题的劳动大学的样子。
更令倪朝龙和同学们称道的是劳动大学的伙食,虽然每人每月只有8元钱的标准,但是食堂办得极好,由学生每学期普选出的食事委员会成员运作,接受大家监督。于是每天倪朝龙和同学们在食堂吃饭就成为了一种“享受”,“以主食而论,早餐有米粥赤豆或绿豆粥,有油条豆浆,中、晚有白米饭、糙米饭、面条、馒头……副食除早餐外,中、晚各有3荤2素1汤”(8) ,菜单经过食事委员会同学的精心设计,每天菜肴都不会令人生厌。
劳动大学成立初期在校人数少,没有大礼堂,开全体大会时就坐在一个大开间里。在这个大开间里,倪朝龙聆听了许多名人的报告会,有很多“党国要人”,也有很多著名学者。其中,令倪朝龙印象最深的就是鲁迅先生的一次演讲了。那是劳动大学才开学不久,听说鲁迅先生从广州到了上海,校长易培基便出面聘请鲁迅为劳大特约教授并请他作报告。倪朝龙和同学们对鲁迅先生十分敬仰,听到他要来演讲都非常兴奋。
鲁迅先生到劳动大学是1927年10月的一个下午,是和许广平先生一道来的。学校用作礼堂的开间内一下子挤满了人,除了劳动大学的学生外,还有附近复旦大学和立达学园的学生,迟到的学生只能站在窗口听。鲁迅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后收入《鲁迅全集》)。倪朝龙和同学们热切地看着鲁迅这位当世大文豪、批判封建落后文化的旗手,哪知他开口第一句便缓缓地说出“我曾经想做皇帝”,全场顿时一片肃静。先生慢吞吞地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又举起手来,吸了一口烟,这才接着说道:“后来在北京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是!是!)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9) 鲁迅先生的这番话给了倪朝龙很大的触动,倪朝龙更加确信不能埋首书斋,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与社会多接触。正如他之前所做的那样,多做一些与外面有关的学问,与民众有关的实事。
评判一个大学的办学质量,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劳动大学的图书馆一开始设在校长办公处钟楼南端,房间狭小,使用不便。后来校方把模范工厂的仓库改造为藏书室与阅览室。阅览室一共两间,一间为报纸阅览室,一间为杂志阅览室,可容纳学生100名。劳动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得法,经费充裕,成为很多同学最爱的去处。倪朝龙也不例外,他和魏则庄经常到图书馆借阅书籍。
劳动大学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告少年》《面包掠取》等几乎人手一本,巴枯宁的著作也风靡全校。除此之外,共产主义理论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书都能在图书馆里借到。劳动大学开办之初,社会上有劳动大学是“复兴上海大学”的风声,在当时的大学中是一个有左倾倾向的大学,也吸引了一些被迫害的革命青年。倪朝龙和魏则庄二人经常到图书馆借阅共产主义著作时,为图书馆员所注意。图书馆员引荐倪朝龙和魏则庄二人与教社会科学发展史的教授温崇信(10) 相识。据倪朝龙的同学冯和法回忆:“温崇信,他是社会学系的第一系主任,来校后和同学们经常接近。在一次演剧中,他主动把美国辛克莱的独幕剧《住在二层楼上的人》翻译过来,自己主演,并加上了许多原剧本上所没有的台词,表示工人受苦……以此来表示自己进步。”(11)
倪朝龙与温教授多次交谈社会、政治相关话题,展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浓厚兴趣和认同。温崇信涉猎广泛,治学自由而包容,经他推荐,倪朝龙与校内的共产党员有了联系和交流,并于1927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斗争十分激烈,倪朝龙在党内工作积极,表现十分优异。不久,国民党当局在劳动大学的白色恐怖更甚,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倪朝龙等人只能转入地下活动,组织严密,只有纵线联系,而无横线关系。(12)
1928年,倪朝龙和魏则庄二人从劳工学院临时师范班毕业。倪朝龙因为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需要留在上海继续为党工作,所以转入农学院社会科学系就读,而魏则庄则回到家乡福清任县立第四小学(海口小学)校长。
倪朝龙就读的社会科学系是劳动大学新设的专业,倪朝龙与同学们都十分感兴趣,学习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学生有所专攻,学业有蒸蒸日上之势。半年试验所获,(学校)知教育系社会系,有别立一院之需要”(13) 。1929年6月,劳动大学呈准增设社会科学院,下设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三系,倪朝龙随即转入社会科学院社会系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