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昆明“七一一”赈灾
1929年的夏天,昆明炎热而干燥。昆明街头行人躲避着烈日,神色匆匆,内心焦灼。同样处在胶着状态的还有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的混战,两年里,几方打打停停,在云南土地上到处征兵、征饷,搅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
1929年3月,龙云的原部下孟坤倒戈。随后,本来已被打败的胡若愚与张汝骥和孟坤联合组成“靖滇军”卷土重来,发动反攻。龙云下令在昆明城郊东、西、南三面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并在昆明北郊商山寺储存了大量火药。
7月,“靖滇军”进逼昆明,昆明守军参谋长孙渡怕火药落入攻打昆明的胡若愚军手中,下令将存放在商山寺的火药转移到昆明城内北门街上的江南会馆内临时设立的火药库中。情况紧急,被雇佣来搬运火药的农民完全没有防护措施,全部采用牛车搬运。7月11日下午,因为搬运不慎,引起了爆炸。只听“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北门街一带火光冲天,浓烟笼罩。火药爆炸引起了延绵不绝的多次爆炸,火药库被炸得深陷地下几米。半条北门街被夷为平地,附近的圆通街、螺峰街、平政街也受到波及,死伤者众多。据统计,受灾者3200余户,受灾人数12200余人,重伤者579人,死亡320人,酿成了昆明近代史上著名的“七一一惨案”。灾民流离失所,当时的文庙、武庙、三皇庙都用来安置灾民,每天发放稀粥和面食。
时人记述昆明“七一一”大爆炸的《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
爆炸发生后,各种慈善团体相继而起。马克昌参加的济难会也派出了“七一一青年救济团”(也称“七一一”救灾团)投入到救灾活动中。马克昌和同志们都积极参与进来,他们慰问灾民,为灾民募捐,帮助发放赈灾物资,照顾受灾群众,组织灾民子女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娱活动。马克昌积极参与赈灾活动,还用自家店里的钱买曲焕章的“百宝丹”分发给灾民;同时,还向灾民宣传“火药爆炸惨案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揭露军阀混战是导致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马克昌和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广大灾民的赞扬和支持。
马克昌还作为“七一一青年救济团”的代表参加了昆明“七一一”赈灾会的常委会工作,他向赈灾会常委会提出了党组织议定的赈灾口号,如“政府盖还房屋,赔还财产,惩办肇事者”,“反对军阀混战”,“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安全”等等。此外,马克昌和同志们还发动灾民向当局请愿,要求赔偿损失,严惩事件的罪魁祸首,这些斗争都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忌恨。
9月底,南京政府派蒋介石的亲信、国府委员王柏龄到昆明“慰问”灾民。名为“慰问”,实为奉蒋介石之命督促龙云亲蒋反共,镇压昆明的革命运动。王柏龄在云南讲武堂召集群众大会,向昆明的官绅军民讲话,他为转移矛盾焦点,竟然将“七一一惨案”的发生归咎于共产党,称这场巨大的灾祸是共产党趁机暴动造成的。针对王柏龄的攻击,中共云南省临委行动委员会派出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戒备森严的会场中燃放爆竹、散发传单、高呼反蒋口号等,马克昌、刘希禹、陈仲模等人也参与了这场冲击会场的斗争。当时集会现场乱成一团,王柏龄只得在军警的保护下趁乱逃走。
冲击会场事件发生后,龙云派军警在昆明大肆搜捕。两三天内,就逮捕了共产党员、救济团成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在昆明上空。10月4日,龙云下令将抓捕的中共昆明市委、市总工会负责人秦美、田定邦以及马登云等8名共产党员杀害于昆明南校场。积极参与赈灾、与当局斗争的马克昌也受到当局反动军警的注意。由于行动已经受到监视,根据昆明党团组织的指示,马克昌、陈仲模等一批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先期撤出了昆明。马克昌在昆明“七一一惨案”的赈灾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行动能力和极大的牺牲奉献精神,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也极富策略性。就是在“七一一惨案”赈灾期间,马克昌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由于受到当局的监视,马克昌不得不回到家乡河西汉邑村避难。
此时马克昌与父亲马开华的关系并不和睦。1929年初,因为昆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有一段时间当局招架不住,只得让学生放假回家,马克昌回到昆明的家中暂住。到昆明的这几年,马克昌的父亲生意越做越大,见马克昌在学校读书也读不安稳,还四处搞革命活动,就提出让他不要读书了,回家帮忙做生意,将来把铺子接下来。马克昌坚决拒绝说:“我不愿做生意,我要读书,等大学毕业了,还要到日本留学去。”精心培养的长子不愿继承家业,马克昌的父亲既生气又痛心,他痛斥马克昌:“你们个个去读书,田哪个栽?生意哪个做?家哪个管?想得倒美,读大学、留学,别做好梦。”但此时马克昌异常坚定,他回答父亲说:“田以后自会有人栽,生意以后自会有人做,我就是要读书。”马克昌父子二人矛盾就此激化,父亲大家长的权威不容挑战,立即让马克昌从家中滚出去,并说:“你媳妇是我帮你讨的,你养得起,就领着走,养不起,我就帮着你养养。”连马克昌想卷点铺盖带走父亲都不准。
马克昌也很倔强,在未来前途的问题上,他毫不让步,只穿件外套就走出了家门,到一个同学家里借住。后来还是马克昌的二弟马定昌悄悄把铺盖给他送去,并在父亲和大哥之间调解,终于说动马克昌回到家中。马克昌回到家中之后,还是坚持要读书,说只有一个学期就要高中毕业了,等把这学期读完再说,可父亲坚决不同意。马克昌只得搬到学校里去住,平时打点零工,坚持自己供自己读书。从此以后,马克昌与父亲的关系降至冰点。
1929年4月,马克昌的女儿出生。在那个年代,女人在家分娩是非常普遍的,但马克昌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为了保证母女二人的安全,本着科学精神,马克昌为妻子在医院联系了一个三等床位。医院的三等床位一个房间有四个人,有时难免有点不方便,马克昌就劝慰妻子说,人多伴也多,可以陪着说说话解闷。马克昌为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丽佳,不同于当时中规中矩的取名风格,这是一个颇为“洋气”的名字。妻子向自芳在医院住着院,马克昌在省立一师上着学,每天下午3点一下课,马克昌就赶往医院,照顾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直到出院。妻子出院后,马克昌也非常体贴,没有大男子主义思想,他抢着做家务,和妻子一起给女儿洗澡、换尿布、洗衣服。女儿出生后,马克昌与父亲的关系出现了一丝缓和的迹象,马克昌还陪着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回到老家探望。
学生时代的聂耳(前排)
“七一一”惨案发生后,为了更好地投入赈灾工作,马克昌紧急将妻子和女儿送回了妻子的娘家,将妻女托付给妻子的娘家人,嘱托他们好好照顾娘俩,就又匆匆赶回了昆明。为了工作的方便,也避免牵连家人,马克昌再也没回到家中,而是借住在同乡家中。马克昌的妻子向自芳没有想到,在老家的这一别,竟是两人的永别。两人再次相聚,就是1975年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此时的向自芳已是满头华发,而马克昌早已长眠于苍松翠柏之间。
1929年秋,马克昌和一名湖南籍的同志秘密回到了家乡河西县汉邑村。此时正值秋收,马克昌并没有完全隐匿起来无所作为,而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村民,宣传革命。他们一边下田割谷子、挑稻草,帮助村民们秋收,一边在村民中宣传共产党就要来了,要为穷人做事,要发动革命分田分地给穷人,准备在河西汉邑的农村深耕革命。没过多久,中秋节到了,马克昌在自己家里的后墙壁上用红笔写下“中秋节青年同乐会”几个空心字,邀请本村青年参加。他让大家会唱歌的唱歌,会跳舞的跳舞,他自己怀抱一把四弦琴,弹奏由学弟聂耳创作的《大路歌》。悲壮雄浑的曲调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热血青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马克昌(前排左一)离昆赴沪前与亲友的合影
被迫回乡的马克昌此时十分迷茫,由于受到当局的监视,刚从省立一师毕业的马克昌被迫中断了升学计划,他手握毕业证书却没办法找到体面的工作。好在中秋节过后,马克昌就收到了昆明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命他转移到上海做地下工作。此时的上海虽然地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但党组织的地下工作依然非常活跃,且经济、文化发展异常繁荣,国立劳动大学、上海大学等一批高校又是马克昌十分向往的。事不宜迟,马克昌立即动身前往上海。
(1) 李师程主编,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2) 吴宝璋:《人民音乐家——聂耳》,第4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3) 马子华(1912—1996),白族,云南洱源人。1931年到上海就读于光华大学,1933年加入“左联”。1938年,在武汉加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云南省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任秘书,曾当选云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4) 马子华:《追记“青年读书会”》,《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5) 施之厚主编:《云南辞典》,第40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6) 马子华:《追记“青年读书会”》,《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7)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 教育志》卷60,第97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集萃》第1卷,第700页,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