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江湾展开工作
从马克昌下船的吴淞口码头出发,坐上淞沪铁路,只需要坐2站,就到了他在上海的落脚点江湾镇。“虬江十八湾,弯弯到江湾”,江湾以虬江曲屈入境而得名。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江湾镇设市政委员江湾办事处,隶属上海特别市江湾区。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是花园别墅、家族宗祠林立。
蔡家花园的水彩画
马克昌居住的江湾安乐里1012号蔡家花园就是清末民初沪上名中医蔡小香修建的私家花园别墅(笔者注:蔡家花园坐落于今江湾走马塘黄家桥到沽源路之间,后毁于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蔡小香的儿子名医蔡香荪早年倾心革命,参加过同盟会,蔡家花园也成为革命者秘密聚会的场所,后因诊所地点改变,蔡家花园逐渐用于租住。马克昌与先到达的云南籍同志雷同、刘瑞天、刘希禹、陈仲模一起,居住在蔡家花园别墅的一个阁楼里,楼下是一间杂货铺。
1930年时江湾镇工商业已经非常繁荣,金、木、玻璃、卷烟、化工、电灯、橡胶等厂相继设立,全镇有商店300多家,米业居多,洋纱棉布次之,手工编结工艺品远销海外。此外,江湾附近就有国立劳动大学、劳动中学、立达学园、持志大学等,可谓精英荟萃。比马克昌先到的刘希禹、陈仲模就考入了国立劳动大学学习。
1930年2月,与马克昌同住的雷同(1) 受云南党组织委托,到上海送交文件。在昆明参加青年读书会时,马克昌就结识了雷同这个颇有文采的同志。通过雷同的组织关系,马克昌、刘希禹和陈仲模等人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马克昌被任命为中共地下党江湾区委书记。
此时的上海,革命斗争形势复杂而严峻。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指出:“我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2) 紧接着,3月13日,中共中央又为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在中共中央一系列“左”倾政策指令下,上海的“左”倾盲动便发展起来。马克昌初到上海就感受到了党内异常“亢奋”的斗争情绪,他参与筹备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上海五一纪念示威活动。
在五一大型示威活动之前,江苏省委展开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其中需要马克昌参与其中的是发动市政工人政治同盟罢工和举行飞行集会与示威。4月19日,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因要求增加工资及废除行车苛规举行罢工。同时,上海党和上海总工联发动电车、电器等市政工人同盟罢工,并要求“东、西、南、北、中五区的电车、电气、自来水、电话等的支部和赤色工会,组织调动大批宣传队,携带传单到电车上、汽车上、厂门口及电车、汽车起止集中点去散发,召集会议和演
讲”(3) 。接到上级指令后,马克昌带领同志们印制动员总同盟罢工的传单,携带传单到附近的江湾附近的电灯厂、卷烟厂等进行秘密宣传。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日趋严峻,江湾这个远离上海市中心的小镇,工人和群众斗争意识不是非常强烈,革命热情仍待发动。再加上听到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罢工失败,电力工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工人、制茶工人等有130人被捕,江湾地区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也遭到挫伤。马克昌和同志们预想中的“红五月”上海总同盟罢工活动未能最终实现,反而因上海总工联检阅工人纠察队的行动,暴露了革命力量,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飞行集会也是当时上海地下党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宣传方式,人数不多,三五人、七八人,或十多人,以飞快的动作集中于一个地方,向群众进行宣传,散发传单,高呼革命口号,又以快速的行动撤走,时间不长,又称为飞行示威。马克昌一到上海,就学习和实践了这种示威方式。对于年轻的马克昌而言,飞行集会惊险而刺激,他最喜欢的就是飞行集会后和同志们隐没在人群中,看着周围的行人拿着他们散发的传单仔细阅读的样子。这正说明自己和同志们的冒险行动点燃了一点革命的星火。
然而飞行集会背后也是危险重重,因为上海总行委经常号召基层干部组织飞行集会活动,飞行集会又总是在人群比较密集的闹市区,日期也总是定在三八、五一、五卅等革命纪念日。抓住飞行集会这个特点,每到这个时候中外反动当局就派出便衣巡逻,所以每次集会总会有些人被捕。因为被捕的人数太多,群众也不敢参加,只能全部由党团员和进步作家参加。在党内“左”倾思潮影响下,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马克昌和同志们唯有更勇敢、更努力、更有智慧地工作,才能取得一些革命成绩。
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中共历史上以“立三路线”为名的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在上海,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比较著名的罢工就有法商水电公司罢工、英商老怡和纱厂罢工和闸北丝厂罢工。江苏总行委受“左”倾路线影响,总是想将单一的罢工推动为全市总同盟罢工,结果均没有起到增强革命力量的效果。
在盲目发动总罢工的同时,江苏总行委继续推动举行了3次危险的示威行动:7月16号由工人、学生和革命团体为主力的反对军阀战争的示威,八一反帝大示威和九七(国际青年斗争日)纪念大示威。在这些示威活动中,被捕的人数众多,但积极参加的进步工人很少,没有起到广泛地动员群众的效果。
看到如此多的同志在罢工和示威活动中牺牲,马克昌并没有退缩,他和江湾区的其他同志根据江湾区大型工厂较少、产业工人较少、大中学校较多的特点,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动江湾周边大学的学生参加革命上来。江湾附近的劳动大学、劳动中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吴淞的中国公学、同济大学,都成为他们发展党团员的重要基地。
9月24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停止了组织全国起义,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六届三中全会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六届三中全会后,江苏总行委撤销,成立中共江南省委,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的党的工作,机关设在上海。10月5日,中共江南省委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这次会议仍对全国和江苏的形势发展作了过分夸大的估量,认为“党的总路线便在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革命斗争,集中革命势力,参加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4) 。
中共江南省委改组后,陈云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妇女工作部部长。陈云就任之后主持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活动。新的组织形式和坚强有力的活动领导人,使马克昌等基层同志感受到了党内的一股“清风”。随着11月11日中共上海广州暴动纪念总筹备会党团会议的召开,纪念活动正式启动,马克昌就将江湾区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筹备活动的各项事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