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活动在劳大

倪朝龙加入共产党时,正值劳动大学初建,学校内各种思潮混杂,学校管理也并不严格,因此倪朝龙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校内的活动是相对自由的。比如在学校内散发革命传单、在大型纪念日时举行飞行集会等。1929年初,劳动大学训导长李式相开始兼任国民党上海第七区(江湾)党部的委员,负责劳动大学的国民党支部。这一任命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开始加紧对劳动大学的监视和思想控制。国民党的党棍同学校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大,没过多久,无政府主义者从组织到理论在学校中就烟消云散了(14) 。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给学生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压迫和清洗学生更是一以贯之。在开学后不久,就有学生被开除。“某某行为不检,开除学籍”的布告经常可以看到,也有些学生突然去向不明,学校也不作说明。在绝大多数学生小心翼翼、不谈国事的时候,倪朝龙和同志们还是坚持在校园里进行宣传工作,和复旦大学的同学绕过警察的封锁线,去上海市内集会。因为工作出色,1930年5月,倪朝龙被任命为江湾劳动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全面负责劳动大学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残忍杀害了中国外交官蔡公时。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普遍愤慨。劳动大学的学子也不例外。党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指出“我党目前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并使“反帝运动与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改造联系成一片”(15) 。为了响应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号召,倪朝龙发挥自己的宣传特长,用散发传单、小范围讲演、撰写文章等方式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鼓动大家积极参与上海全市的罢课示威游行活动。倪朝龙等劳动大学地下党员的工作得到了同学们的有力响应。

劳动大学校方也宣布从5月7日开始罢课3天,从事反日运动,组织反日运动委员会,全校学生积极组织起来,分成50余队,外出进行反日演讲。(16) 倪朝龙也在演讲队中,他向学校周围的群众讲述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鼓动民众奋起抗日。他还提到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就同室操戈,将屠刀转向了共同北伐的中国共产党,使民众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独裁、腐败。演讲队的演讲活动整整持续了3天。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全校教职员工一律臂缠黑纱以志国耻,悼念在“济南惨案”中死难的中国军民及中国外交官蔡公时。此后,劳动大学掀起了一阵“抵制日货,改用国货”的热潮。5月13日,劳动大学召开全体大会,全场静默3分钟,为“济南惨案”中死难的同胞致哀。一阵静默之中,倪朝龙为同胞默哀,也想到了在演讲时民众的愤慨之声,国家的屈辱时刻,青年一辈更当自强,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工作,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

除了参加党领导的各项斗争活动,倪朝龙还与几位文采飞扬的地下党员一起出版了几种刊物,批判无政府主义,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这种小报大多是油印的,也只发行一两期,但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就有小报《雪里鸿》,刊物名称就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仍存在着革命力量”的隐喻。这些革命刊物致力于揭露国民党当局对革命群众的迫害。在白色恐怖压迫下能够读到这样的文章,劳大学子们对办刊的地下党员们充满了敬佩之情。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是地下党员徐懋庸所写,题为《死于非命》,是由一位劳大女同学乘电车时被挤下来丧生的故事所引发的。文章的大意是说:“在目前中国死于非命的何止上千万,这位女同学横遭非命,只是千万个死难者之一,有的人死了,还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17) 字里行间直指当局对革命力量的屠杀。随着国民党特务学生加紧对同学的暗中监视,很快革命刊物出版也只得转入地下,倪朝龙等人在劳大的工作主要以散发传单和宣传鼓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