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
倪朝龙,别号啸云,1906年12月2日出生在福清东张炭牙底的小商人家庭。倪朝龙是家中的第4个儿子,生得十分羸弱。父亲倪家德和族亲都从事木炭生意,倪家德在家中坐镇,他为人忠厚,诚以待人,在本地木炭销售行业颇有声望。倪朝龙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既勤劳节俭又乐善好施,对于来往客商和左邻右舍的困难都能尽力帮助。父母的一言一行,幼小的倪朝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小就产生了悲天悯人的特质。
倪朝龙
倪朝龙有3个哥哥:大哥倪卿声、二哥倪华声、三哥倪融声,他们都是从小边读书、边学习经商,成年后,父亲倪家德通过熟人关系将他们送往印尼做生意,后来都定居印尼婆罗洲马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爪哇海沿岸港口)经商。倪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家道十分殷实。据倪朝龙的妹妹倪新菊(收养)回忆:经过数年经营,倪家在东张建的宅子,可以摆得下100桌酒席。
倪朝龙幼时体弱多病,父母也非常宠爱他。1914年,倪朝龙8岁了,长得非常清秀。此时东张小学也已经开办,本该到了去学校上学的年纪,但倪朝龙的父亲倪家德还是坚持为倪朝龙聘请远近知名的儒生魏文坚为塾师,好让小儿子可以在家安心读书。倪朝龙的母亲见魏文坚的3个儿子都生得结实健壮,出于迷信附旺的考虑,让倪朝龙拜魏文坚为“谊父”,也称魏文坚的3个儿子为大哥、二哥、三哥。魏文坚的3个儿子也随他在倪家读书,其中三儿子魏则庄与倪朝龙年龄相近,最为投契,两人相交多年,倪朝龙人生中几个重要的时刻都有魏则庄的身影。
据魏则庄回忆,倪朝龙幼年读书时“智力平庸,但个性坚强、耿直,沉默寡言,勤奋苦读,每日功课,必诵至纯熟,否则,不肯罢休”(1) 。倪朝龙认真、踏实的学习态度使得魏文坚更加关心和爱护他。
家庭私塾学习刚满一年,到了1915年7月,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国民学校令》中明确规定:“国民学校施行国家根本教育,以注意儿童身心之发育,施以适当之陶冶,并授以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所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为本旨。……儿童自满六周岁之翌日始,至满十三岁止,凡七年为学龄。学龄儿童之父母或其监护人,自儿童就学之始期至于终期,有使之就学之义务。学龄儿童如以疯癫、白痴或残废不能就学者,区董报经县知事认可后,得免除其父母或监护人之义务。”(2) 国民学校就是此前的初等小学,修业时间为4年。由于有了国家的强力指令,1916年,倪家德和塾师魏文坚商量后决定,将倪朝龙和魏文坚的3个儿子一起,送入东张小学续读(3) ,因为倪朝龙跟随先生读书的时间短,所以从国民学校的三年级开始读起。
倪朝龙刚进入国民学校就读时,国民学校制度初建,一应教育细则尚未出台,所教科目不过是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等。1916年1月8日,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对在学校四年学习期间的各科所学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比如,倪朝龙在国民学校学习的第四学年,在修身方面,需要学习“道德之要旨、公民须知”,在国文方面,学习“简单文字及日用文章之读法书法作法语法”,在算术方面,了解“通常之加减乘除及简易之小数诸等数加减乘除(珠算加减乘除)”,手工要学会“简单制作”,图画要学画“简单形体”,唱歌要学习“平易之单音唱歌”,体操学“游戏、普通体操”(4) ,每周在校学习29个小时,这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来说还是很难坚持的,特别是1918年倪朝龙幼年时的伙伴魏家三兄弟离开福清前往福州投考华侨中学后,倪朝龙更是十分孤单。但学校教的丰富的知识深深吸引着他,他刻苦学习,准备升往高等小学。
如果说国民学校是民国时期的“义务教育”,那高等小学就是义务教育的进阶,是为完善初等普通教育、升学所设,1915年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小学校令》中明确规定,高等小学全部为县立,所学科目也有所增加,包括修身、读经(修正案删除此条)、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课农业,也可改农业为商业,并可加设外国语。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在师资方面,要求每两个年级设本科正教员一人、助教员一人。高等小学对学生所学内容和要求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倪朝龙到了高小三年级后,在修身方面,需懂得“中国法制大意”,在算术方面,需学会“分数、百分数、比例”。在新开设的几个科目中,还需学习“本国历史之补习、外国地理之要略、通常物理化学上之现象,元素与化合物简易器械之构造、作用,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外国语读法、书法、作法、语法”(5) 。
倪朝龙童年能够接受新式教育,是民国肇建带来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政权。尽管在革新教育方面有所建树,但统治福建的军阀,无论是早先的李厚基,还是后来的孙传芳、周荫人,都是施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典型代表,他们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专制独裁,横征暴敛,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就在倪朝龙就读国民学校的前一年,福清就爆发了席卷全县的反柴捐斗争(柴捐,针对柴农征收,按亩按日收取,木柴进城押解的费用另算)。民国初年,倪朝龙的家乡福清本没有柴捐,1914年底,劣绅郑国桢、徐洪福等向县府申请设立柴捐,获得批准,定于1915年1月23日开始征收。柴农认为柴捐是吃人的苛政,大家极力反对但都无济于事。于是千余名柴农自发在县城聚集,捣毁郑、徐二人的住宅、店铺。县知事得到消息后,立即带军警前往镇压,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激起了福清民众更大的愤慨。他们继而提出废除其他捐税的要求,认为“烟酒捐无异于柴捐,也属苛政,盐斤加价,刮民膏脂,也应废除”(6) 。斗争由反柴捐进而反烟酒捐、反食盐加价,规模不断扩大。福清各地民众斗争此起彼伏,甚至波及临县如永泰、平潭,持续了整整3天,后被县政府镇压下去。此次反柴捐斗争,给年纪尚幼的倪朝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中从事的木炭生意也深受苛捐杂税之害,他开始明白不合理的捐税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痛。
北洋军阀的各派系斗争,在福建也渐趋白热化。1917年夏,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了一个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反对北方段祺瑞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从此开始了南北两政府对立的局面。在南北战争中,福建的统治者李厚基坚定地支持段祺瑞政府,与南方军政府对峙。1918年5月,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下令向福建进攻。双方在八闽大地上开始了反复的拉锯战。援闽粤军一度攻占了倪朝龙家乡福清附近的永泰、闽清,进逼福州。南北政府之间的拉锯战持续了两年之久,“在北洋军阀的旗号下面,一些地方豪绅或实力人物乘时而起,发展私人势力,给社会造成祸害……演变为割据各地的小军阀”(7) ,令福建民众苦不堪言。直到1920年8月,直皖战争爆发,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名回师讨伐桂系军阀,李厚基趁机恢复了对福建全省的统治。经过这两年的兵灾,孙中山和粤军这两个名字也被倪朝龙深深地记在了心中。
1921年,倪朝龙高小毕业。倪朝龙在家乡读书期间,在福州华侨中学读书的魏家三兄弟放假时回乡,也经常给倪朝龙带来发生在省城的各类“新闻”。其中最吸引倪朝龙的大概就是学生们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和震惊中外的“福州事件”。
福建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积怨”由来已久。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将福建划为势力范围后,日商从沿海深入福建内地,开矿、办厂、经商,操纵福建的经济大权。大量日本侨民在各地非法经营,凭借领事裁判权为非作歹,肆意欺压福建人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建人民响应十分迅速。5月7日清晨,经魏则庄华侨中学的同学王庚年、私立法政学校的毛一丰、私立协和大学的李述圣等人出面联络,2000多名学生齐集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开会。会后每人拿着写有“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标语小旗举行示威游行,队伍阵容严整,往督军府请愿时,李厚基只得派人接见,“允向北京政府转陈”(8) 。此后,福州学生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活动愈演愈烈,特别是蓬勃开展的“抵制日货、倡导国货”运动,连时任驻华公使小幡都承认:“闽人仇日最烈,屡焚日货,侨商损失甚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斗争运动给倪朝龙带来极大的鼓舞。
日本侵略者不甘于自己多年经营的势力在福建受到损害,极力寻机报复,以维持其既得利益。11月16—18日,日本驻闽总领事馆出动敢死队60人,前往福州台江、瀛洲道等地追击殴打各校学生,制造流血事端。与此同时,日本驻闽总领事急电日本政府要求派军舰到福建扩大事态。11月2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公然在福州示威游行,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福州事件”。福州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再次引发全国反日斗争的高潮,各地纷纷通电要求北京政府就福州事件与日本作强硬交涉。经过北京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交涉和抗议,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日本政府被迫撤走入侵福建的军舰。中、日双方代表就闽案进行调查后认定肇事责任在日方,日本政府不得不将驻闽总领事调离。成功处理“福州事件”,显示了中国民众的巨大力量,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取得对日交涉的胜利。
在福州发生的一系列爱国斗争运动,使得仍在东张就读高小的倪朝龙对福州十分向往。福清距离省城福州极近,去福州读中学成为大多数福清学生的选择,倪朝龙也不例外。在老师和家人的建议下,倪朝龙选择投考位于福州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