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洗礼
米脂的学子想要进一步深造,一般都会去榆林和绥德,有的甚至去更远的西安及关中一带,特别是原圁川书院改建为东街小学后,米脂就没有了中等学堂,学子们别无选择,只能外出求学。这样一来,即便能取得县署劝学所每年给学生的津贴官费,以及另给的往返脚费盘缠(1) ,每年的开销依然不菲,不是一般家庭能负担得起的。于是,1926年底,米脂的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积极倡议兴办中学。这一倡议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德高望重的米脂籍教育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更是极力赞助和热情支持。在他的积极斡旋下,终于征得热心教育的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首肯,在米脂兴办县立初级中学。随后,杜斌丞推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杜立亭担任校长。
由于当时米脂的财政极度困难,选址新建中学根本不可能,只能利用既有的大型建筑改办。经过艰难的抉择和多方努力后,米脂县立初级中学的校址就设在盘龙山李自成行宫内。此行宫位于米脂城北盘龙山(原名马鞍山)南麓,前有无定河环绕,后有群山环抱,主体建筑为三座四合院,依山势成阶梯式相连,布局严谨,排列有序,气势雄伟。一进山门,就是直上直下的近百层台阶,台阶尽头才是正式的宫门。行宫由乐楼、梅花亭、捧圣楼、二天门、揽胜楼(玉皇阁)、启祥殿(正殿)、兆庆宫(寝殿)7大部分组成,一路拾级而上,各建筑以紧凑的格式往高处延伸,每院都有厢房耳屋和上房大殿,院与院之间有长廊相通,使得整个建筑浑然一体。登顶后,米脂城和老城的景色一览无遗,尽收眼底。此行宫建筑群原为建于明嘉靖年间的真武祖师庙,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在襄阳称新顺王后,侄儿李过统兵3万回师米脂,将山上的这座道教圣地改建为闯王行宫,以恭候大顺王驾幸故里。据米脂县志记载,行宫建好后,李自成曾两次返回故里,均在此居住。其后,闯王兵败,清代官府以为前朝复仇惩奸的名义,两次欲将行宫砸烂。为保护这座精工修造的古典式建筑,
1924年4月,绥德四师和米脂第一高小师生同游盘龙山时合影
米脂百姓赶紧将真武大帝请回,并增添了许多神像,将行宫改回庙宇,方才使这座行宫免遭祸殃而完好保留下来。
改造校舍的工程不大,没过几个月就顺利完工了。随后,学校发出春季招生公告。因为是第一年招生,很多应届高小毕业生还是选择去榆林、绥德等地继续学业。高波的好友常应黎也选择去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继续求学。而高波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毅然决定投考刚建成不久的米脂县立初级中学,并顺利考取。由于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秋季开学,常应黎于1926年秋就前往绥德求学。两位好友相约寒假再聚。
常黎夫(原名常应黎)
常应黎就读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一座“红色学府”。校长是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李子洲,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是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杨明轩和常汉三,还有一大批思想进步的中青年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当时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要求学生“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在浓厚的革命氛围的熏陶下,常应黎入校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儿童团和读书会。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2月转为共产党员,并化名常黎夫。
时间飞逝,转眼就到了寒假。常应黎带头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米脂籍党团员回乡宣传队。返乡后,他积极向米脂东街小学的教师和学生推荐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深入到龙镇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煤矿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抗粮抗租抗税斗争。好友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让高波惊诧不已,也让他对这个儿时的玩伴生出满满的敬意。
高波和常应黎时常在一起交流探讨。在常应黎的影响下,高波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交流中,常应黎常常表露出对军阀专横残暴作风的不满和对贫苦百姓的同情,表示自己正在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些话让高波感到耳目一新,他也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该走一条怎样的爱国之路。寒假过后,常应黎返回绥德继续学习。高波也开始为开学做准备。
1927年4月13日,米脂县立初级中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第一届新生仅有数十人,可开学不久,米脂老百姓口中的这些“学生娃娃”们的一个举动就大大挑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原来,学校的开办要使用盘龙真武祖师庙、吕祖祠作校舍,而多数殿堂里当时仍列着神像。高波等青年学生们大都是接受了革命思想的,他们相互传阅着《偶像破坏论》,决心清除掉这些大大小小的泥胎,向旧秩序挑战。经过一番动员后,高波和同学们就开始打神像。这下引起那些善男信女、封建遗老遗少一片大哗,包括少数教师也指责学生“赤化”。打神像的举动也让米脂百姓感到极大不满,谓将有大祸降临米脂,一时间谣言纷起。很多家庭不许自家娃娃们再打神像,高波的母亲也曾劝阻过他。为避免更多家庭纷争,高波等人也只好先嘴上应承下来。可所有的这些,非但不能阻遏学生们打神像的行为,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反封建的斗争精神,高波等一众学生全然不信邪,一股脑地将全庙数百尊神像悉数打了个稀巴烂。他们还团结一致,与那些宣扬旧道德的少数教师斗争,直至迫使他们离开学校。米脂老百姓可算是真正领略到了“学生娃娃”们的力量。
1927年下半年,米脂县立初级中学改称“米脂县三民主义第二中学”,简称“三民二中”。这时,学校有了较大发展,增设了女子部,实行男女同校,开创了陕北办学的先例。也是在这时,常应黎(已化名常黎夫)回到了米脂。原来,1927年夏,陕北军阀井岳秀大肆“清党”,榆林、绥德等地党组织相继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中共绥德地委决定,将在第四师范学习的米脂籍学生刘振方(刘澜涛)、常黎夫、李馥花等党团员转入米脂三民二中读书,同时继续发展党团组织。
高波得知好友要转入三民二中读书,兴奋不已,他们又可以像儿时那样朝夕相处了。
三民二中的校长杜立亭是米脂人,思想解放,办学灵活,提倡社会科学和进步文学,主张读书、言论、集会自由。他聘请了刘春园(2) 、杜守智、吴伯樵等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教师任教。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革命,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进步民主人士,总是积极支持帮助并尽力设法掩护地方和学校党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对各种进步思想在校内的传播,他也毫不干预。因此,校内充满了勃勃生机。
杜立亭
尽管当时的米脂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但三民二中刚刚创办,尚未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注意,所以党团组织很快在三民二中建立起来,刘春园任党支部书记,委员为杜守智、杜平斋。9至10月间,上级委派赵通儒、冯文江赴米脂整顿组织,将三民二中党支部扩大为中共米脂区委,隶属陕西省委领导,书记刘春园,委员吴伯樵、景仰山、张锦衣、曹鸿北。中共米脂党团组织建立后,共产主义思想在三民二中内得到很大的发展,三民二中成为党组织在陕北的一个据点。
一段时间以来,米脂的党团活动主要在学校内部开展,社会活动很少。后来,在党团组织的直接指导下,三民二中以学生名义先后创刊油印《盘龙周刊》《无定河畔》等小报,对米脂人民进行思想宣传。高波等进步学生除了将油印的小报向群众分发外,还用办街头墙报这种形式,抨击时弊,倡导新风。墙报以简短的论文、时事消息、革命运动简介和本县本地应兴应革的意见等4个栏目为主,配以5色小漫画,张贴在人们必经的大街墙壁上。由于墙报新奇稀罕,深受群众欢迎,围观和议论的人很多。
三民二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讲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及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还向学生介绍各种进步书刊,在他们的心中播下革命的火种;在课堂外,他们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引导学生阅读、讨论《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进化简史》《唯物史观》《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及公开发行的《中山丛书》等读物,并传阅陕北特委的机关刊物《工农先锋》《星火报》,提高学生对社会的认识能力,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在这些革命教师的积极引导下,高波逐渐树立了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生目标。
三民二中当时开设有兵操,即体育课,体育教师艾子高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在艾子高的带领下,高波和同学们开始了篮球、排球等现代体育运动,还在盘龙山下修建了200米长、100米宽的操场,自制篮球架、排球架、跳高架,开展打球、跳高、跳远、三脚跑、顶沙袋跑、哑铃操等活动。从1928年始,学校还进一步开展了乒乓球、网球运动项目。这些运动科目,在当时米脂的这些青年学子们眼中,可都是些新奇的“洋玩意”。就这样,体魄得到锻炼、视野得到开阔的同时,走出去看世界、紧跟时代潮流的思想种子在高波年轻的心中悄然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