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前巩后忙
1942年6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成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司令员为贺龙,政委为关向应。9月15日,留守兵团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0月,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司令部部队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
1942年冬,高波接到调令,奉命前往警三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当时,三边专区下属有定边、靖边、盐池、吴旗4个县,三边地委、专署的机关和警三旅的旅部均在定边。1943年1月,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隶属中共三边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下辖第七团(驻盐池)、第八团(驻定边)、第二团(驻张家畔)和骑兵团(驻绥远城川)。王世泰任中共三边地委书记兼三边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兼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高波去警三旅报到时,适逢部队正在吴旗县景树坪练兵。他深知要想带好兵,自己就必须让手下的战士信服。为此他每天起早摸黑带头训练。当时部队有一项训练内容是上平台,一开始高波怎么也上不去,他就三番五次反复练习,连眼镜掉在地下也不停下来,一直练到可以轻松上平台为止,真有一股坚韧不拔的劲头。在他的示范带动下,部队全体官兵训练热情高涨,军事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1)
1943年开春后,解放区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高波和同志们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他们经常背着粪筐穿梭于大街小巷拾粪,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高波体力虽差,但每次背柴,总要背百斤以上,不落人后。开荒种地时,两手打满了血泡,他扯下一块裹腿布简单包裹了一下就接着干,即便鲜血渗透了裹布也不肯停歇。在他的带动下,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都坚持了下来。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坚持持久抗战,三边专署、警备三旅还先后兴办了新塞、大光、友爱等毛织厂,塞丰烟厂,光明、塞光等肥皂厂和贸易公司等,使边区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并用大量食盐、食油、皮毛、甘草等物资全力以赴地支援了抗日前线。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高波忙碌的身影和辛勤的汗水。
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运动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也在1943年2月开展了全边部队拥政爱民运动。高波积极组织部队和机关开展拥政爱民优抚工作,除了为抗属锄地担水、慰问演出外,还要求大家结合整风检查以往的军政军民关系,要求每个人都给自己列个清单,检讨自己对群众的态度问题、借物归还问题、偷吃群众瓜果问题等等,然后由负责同志带着当事人登门向群众公开检讨、赔偿。经过这次运动,军政、军民在互相走访、互相道歉、互提意见、互相批评中关系得到空前提高,真正做到了亲如一家。
拥政爱民公约之六(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印 1943年4月)
三边专区西接宁夏,北邻伊克昭盟(简称“伊盟”),为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也是少数民族工作的前沿阵地,宁夏回族工作及伊克昭盟的蒙古族工作都是在三边地委领导下进行的。到了警三旅以后,高波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向国民党友军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伊盟人民,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努力加强联合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国民党绥远省伊克昭盟警备司令为陈长捷。由于其残暴的高压政策与横征暴敛,伊盟各旗民众对他积怨已久。1942年以后,陈长捷在伊盟广大牧区强行开垦,不仅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牧场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连成吉思汗的陵地以及敖包、召庙的宗教禁地都要被强迫开垦。这不仅直接威胁到广大牧民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强烈地伤害了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感情。1943年3月26日,扎萨克旗王府保安部队首先举起了义旗,走上了公开反抗陈长捷大汉族主义暴行的道路。起义的群众包围了设在札旗新街的伊盟保安长官公署、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绥境蒙政会等国民党统治伊盟的机关,扣押了国民党的党政人员,杀死了一批长期欺压百姓的国民党特务。以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首的部分上层王公、喇嘛,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支持这次起义。随后,伊克昭盟乌审旗也爆发了响应扎萨克旗抗垦斗争的武装起义。(2)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二六”事变。
伊盟事变发生后,陈长捷立即进行军事镇压,派兵向扎萨克旗起义部队进攻并悍然围攻沙王府。在孤兵无援、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沙王
率部西撤,到了西乌审起义部队驻防地区大小石砭一带。
西乌审是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党中央得悉沙王到达西乌审后,立即指示西北局、三边地委火速派人赴西乌审接待和慰问沙王一行。于是,警三旅旅长贺晋年亲自带着军医刘安国、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高波、旅供给部财政科长惠志高等,偕同延安派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通儒一起到保罗和硕庙慰问了沙王,并对粮草供应、防务警戒等都作了具体、周到的安排。当时,考虑到保罗和硕庙紧靠无定河边不够安全,为防止发生意外,确保沙王的人身安全,沙王一行被邀请到西乌审和靖边县交界处的掌高图暂住。继而,沙王还应邀到延安参观,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盛情款待。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如果愿意,沙王可在延安长期居住,党中央将给予全力支持。但眷恋家乡的沙王婉拒了中央领导的盛情邀请,返回了伊盟。
回到掌高图大约一星期后,沙王又提出在汉族地区生活不习惯,要到蒙地去住。三边地委经研究,同意其移居西乌审大石砭,同时将招待处也固定设在此处,专门负责接待沙王的工作。招待处下设办公室与供给处,工作人员约30人,赵通儒为招待处主任,曹动之(3) 、高波为副主任,云祥生(蒙古族,在三边专署民族事务科工作)为办公室秘书,惠志高为供给处主任。高波经常随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和招待处主任赵通儒一道去看望沙王,为上层王公、喇嘛分析国内外形势,并坦诚地讲述中共对伊盟事变的看法,表明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札(萨克)、乌(审)两旗起义军民进行的残酷军事镇压,主张从坚持团结、坚持抗日的大局出发和平解决事变。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贺晋年和赵通儒还同沙王的长子鄂其尔呼雅克图结拜为兄弟,并互赠枪支、绸缎、布匹与马匹等礼品。
贺晋年
在招待处的热情接待和积极宣传下,沙王认识到共产党和八路军是蒙古族人民最可靠的朋友,是始终帮助蒙古族人民的,因而由衷感谢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但是,在国民党的政治争取、利益诱惑下,沙王在蒙地大石砭住了两个多月后即离开,前往鄂托克旗阿拉庙章文轩的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后由章护送回到了扎萨克旗。
沙王离开后,招待处随之解散,除云泽生、张竞元、云林秀、李自勉等几位同志调到曹动之的骑兵大队工作外,高波等人则分别回到原来所在部队。在接待沙王的这段日子里,高波在做上层工作之余,还在蒙军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许多青年倾向共产党,要求到延安学习。尽管后来因沙王决定结束流亡生活而率众回旗,这些进步青年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们通过这段时间的亲身感受,看到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和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民族政策的鲜明对比,这也为高波日后在蒙地继续深入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基础。
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一面大造反共舆论,一面调集部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1943年7月,蒋介石的反动叫嚣达到了高峰,扬言要解散共产党,又提出老掉牙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反动主张。在此形势下,边区军民紧急动员,准备迎接反动派的武装进攻。高波回到警三旅后立刻参与机关的备战工作,号召边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为保卫边区、制止内战而奋斗。由于中共采取了革命舆论与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针,加之国内外舆论也纷纷谴责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第三次反共高潮迅速破产。
革命形势有所缓和后,“抢救失足者运动”(4) 便开始了。高波也被调到“整风训练班”接受审查。几天几夜的“车轮战”,弄得他心力交瘁。但他凭着对党的忠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审查期间,他像普通战士那样,每天打水扫地,出公差勤务,尽干一些琐碎的杂事,但他始终毫无怨言。高波一有时间就利用自己的特长,组织训练班学员(都是被“审查”的干部)唱歌、演戏。他心境开朗、活泼乐观,每当看到有的同志郁闷不乐,或是有人喊一声“欢迎高波来一段”,他就会立即出个“洋相”,逗个乐子,或者比划几个戏剧动作,接着就来上那么一段。他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和笑声带到哪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活宝”。高波正是凭着对革命前途的高度乐观和对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心,始终相信事实很快就会弄清楚的。果然,不久后,毛泽东发现了审干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很快加以纠正,高波等同志也随之返回了原来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