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斗争
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县苗家坪南丰寨(今属子洲)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为杜衡。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鉴于绥德师范作为陕北党的活动中心被国民党当局注意,便将特委机关设在米脂县城,米脂县委改由陕北特委领导。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随即领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在米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米脂很快成为陕北党的活动中心。
济南惨案(3) 发生后,消息传到陕北,群情激愤。米脂三民二中的党团组织在中共米脂县委的秘密策划下,决定召开反帝反封建大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声援济南惨案中受伤的爱国民众。为壮大声威和扩大影响,事先还动员了一些东街小学的学生参加。
5月5日,百余名中小学生按照计划到三民二中的操场集合。随后,他们手举标语彩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日本侵略者从济南滚出去”“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出校门,走向街头。惊天动地的怒吼声震动了整个县城,市民们纷纷挤到街边观看,有的干脆加入学生们的示威行列。
高波和一些进步同学随着游行队伍穿街走巷,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声讨帝国主义罪行。他们在东街张贴“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时,米脂县城有名的富豪劣绅艾丕发的儿子艾绳旺、侄子艾小三突然从人群中窜出来,进行阻拦。他们撕掉已经贴好的标语并威吓高波等人,随即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二中学生纠察队闻讯赶来,将艾绳旺和艾小三捆绑了起来,押着他们游行。此时,一贯依仗洋人势力作威作福的基督教传教士邢怀仁纠集教徒,尾随着游行队伍前进。他对群众集会极为不满,一路上不停地大放厥词,诬蔑学生“倡街骂巷”“干涉国事”“共产共妻”(4) ,企图煽动群众闹事。学生纠察队随即把邢怀仁也捆绑起来,连同艾绳旺、艾小三一起游行。
队伍行进到县政府附近的广场上时,已经聚集数百之众。邢怀仁、艾绳旺和艾小三被扭至广场中心进行批斗。高波等人陆续登上广场前的戏台,发表演讲。他们挥舞着拳头,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号召民众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反对侵略者。围观群众的激情被点燃,不时爆发出震天的怒吼,响彻整个米脂县城。
这么多平头百姓竟敢在县衙前聚众喧哗,这在米脂可是破天荒之举!警察局长闻讯赶来,不由分说地开始训斥众人。米脂百姓对这位整日横行乡里的局长早就怨声载道,此时更是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蜂拥而上,将其狠狠揍了一顿。接着,大家又向劣绅艾丕发家进发,不料这家伙事先得到消息,早已逃得杳无踪影。人们又一齐涌向县政府请愿。这时,平日逢人便一脸假笑、张口闭口大谈“民众”的烟鬼县长柴振清早已吓得躲了起来。学生们继续押着邢怀仁等3人游街示众。
这次游行示威,从早到晚整整持续了一天。当天晚上,气急败坏的柴县长派人连夜前往榆林城向井岳秀报告,声称“共党分子秘密煽动,无知学生带头闹事,民众盲目随之起哄,殴打警察,围困县府,气焰之嚣张,前所未有”,请求井大人火速派兵镇压。井岳秀认为自从解散了绥师,陕北共产党的老窝已经端掉,这次不过是几个学生娃娃胡闹而已,因此并不十分重视,一直等到几天后事态平息下来,才派了一名姓谢的参谋去“训导”一番了事。不过,自从这次学生游行后,井岳秀便开始注意米脂县城的动向。
邢怀仁一向在为帝国主义侵略涂脂抹粉,这次被高波他们批斗游街后顿时威风扫地。米脂基督教会也受到极大打击,从此声名狼藉,教徒纷纷退会。之前,城乡教徒共有上千人之众,而到当年年底时,就只剩下211人,其中女教徒90人。再往后,整个教堂更是门可罗雀,当初为拉拢地主绅士子女而设立的英语补习班、为向儿童灌输初级教义而增设的教会识字班也逐渐冷落萧条。米脂群众中便开始流传一句话:“若要强,背钢枪;强上强,住学堂!”
这次反帝反封建大会后,米脂党团组织又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高波和同学们积极响应并投身其中。三民二中学生的连续活动,引起当地反动守旧势力的仇视。他们联名向井岳秀上书,要求查封学校并提供了一份三民二中的“赤化分子”名单。但井岳秀一来认为他们不过是些学生娃娃,赤手空拳,造起反来也没多大动静,二来当时矛盾重心在冯玉祥和宋哲元那里,也就无心过问此事,只是派人下去走了一遭了事。
1929年1月,米脂县委书记和学校党支部书记由白明善担任,其公开职务是三民二中教员。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张家岔村(今属子洲县)召开了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白明善被增补为特委执委和常委,兼任组织委员。此时,爆发于1928年夏秋之际的旱灾日益严重,有的灾民被迫卖儿卖女。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工作由学校发展到农村,党团员纷纷下乡发动灾民进行反饥饿斗争,动员他们进城请愿,要求县府开仓放粮。白明善也积极组织三民二中的学生进行支援。但米脂县长柴振清却无视灾民的死活,不仅派国民党军警镇压请愿的灾民,还勾结土豪劣绅变本加厉地欺压百姓。三民二中党团组织为此决定驱逐他。于是,一天深夜,高波和同学们将“打倒柴振清”的标语遍贴于城内。在满城市民的纷纷议论之中,县长柴振清坐卧不安,不久即告病辞职。
白明善
在各方压力下,米脂县政府被迫开办粥场。米脂日趋尖锐的冲突让井岳秀决定派兵清剿三民二中。4月初,井岳秀派出一个营的官兵,将三民二中团团包围,以“赤化”罪名下令停办三民二中。白明善决定领导全校师生打一场护校保卫战。于是,在中共米脂县委的组织下,白明善安排一部分学生去做士兵的思想工作,一部分学生组织起来进行示威游行。在校长杜立亭的带领下,高波和部分师生到县政府静坐请愿,要求正常上课。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要求军队撤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民众的压力下,新任县长张仲蔚不得不让军队立即撤离学校。这次护校斗争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清剿行动的失败让井岳秀非常恼火,他立刻停止给学校拨款,切断学校的经济来源,同时派兵强行封闭三民二中。在这种情况下,三民二中被迫于1929年7月停止办学。
在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中,高波始终以英勇无畏的身姿站在前列,在受到锻炼、成为革命斗争积极分子的同时,也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誉,就连那时已是中共党员的冯世光都说他“甚为出名”,二人也从此结为“亲密战友”。(5)
三民二中停办后,被迫失学的高波只得回到家中。他的好友也纷纷离开米脂,或入伍从军,或继续求学。常黎夫则前往米脂西区,领导农民开展“吃大户”和抗粮抗租的斗争。高波本想跟着一起去,但这时母亲却病倒了。高马氏一向体弱,长久以来又为两个儿子担惊受怕,此时患病卧床的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儿子再离开自己身边。懂事的高波只好顺着母亲的心意,暂时待在家中。平日里,他为母亲请医抓药、煎药喂服,闲暇之余便翻看一些书籍解闷。那段日子里,他还借来好些曲谱戏本仔细琢磨研习,并不时向附近的民间艺人讨教。没过多久,聪颖好学的高波就掌握了笛子、三弦、胡琴、鼓板等多种乐器的演奏。他在家常常演奏一些曲子,兴致来了还会唱一段秦腔,这为家中增添了许多生机。在他的精心照顾下,母亲高马氏的身体渐渐好转。
母亲身体大好之后,在高姓宗族的资助下,高波前往北平(今北京)继续中断的学业。其时,杜斌丞也正寓居北京,潜心读书之余研究国事,因此结交了不少知名学者和进步人士。杜斌丞经常把陕北旅京的青年学生聚集起来,给他们讲讲国事,交流思想。他曾对友人痛心地说:“中国没有因为民国而进步,国民却因民国而遭难。”(6) 这番话迅速在陕北旅京的同乡中传开,引起大家好一阵争论。高波也是很受触动,从此,他开始在学习功课之余,更广泛地涉猎阅览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著作。
1930年秋,杨虎城率部东进潼关,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开始主持陕政。他致电陕西在外各知名人士,诚邀“回陕襄理庶政”,杜斌丞便是其中之一。杜斌丞从北平回陕不久,陕西省政府即委任他为省清乡总局副局长。
消息很快传回米脂,放假在家的高波听后,内心无比激动。杨虎城与李虎臣于1926年坚守西安城8个月,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二虎守城”极为壮烈的一页。在高波心中,杨虎城就是他心目中救国救民的大英雄。如今,自己一直敬仰的同乡贤达杜斌丞已去西安任职,辅佐自己崇拜的大英雄,这正是天赐良机!高波于是将自己的头发剃去(7) ,决定投笔从戎,去西安投奔好友常黎夫的舅舅、自己心中的导师——杜斌丞,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天晚饭后,高波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高桂荣对儿子去西安投军的决定十分赞赏,同时深表欣慰。高马氏则十分伤心、不舍,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紧紧拉着儿子的手,坐在炕沿上强忍着悲伤说:“娃啊,走就走吧!终究是留不住啊!”随后几天,高马氏一直忙着为高波收拾行囊。
1931年2月,旧历年刚过,高波就准备出发了。临行的这天,高波早早起床,沿着城里的老街走了一圈。他一进家门,就看见母亲正盘着腿坐在炕头,一针一线地将父亲筹措来的10元钱缝进他的衣服里,旁边还放着些破碎的零票子。他鼻头一酸,连忙走上前,拉着母亲的手,略带哽咽地说:“妈,您老辛苦了!”
高桂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走了进来,对高波说道:“连峰,快来吃饺子!”
“嗯,好的。”高波马上招呼妹妹过来,“彩霞,一起来吃饺子。”
“我不吃,这是爹妈专意给你做的。哥哥,你快吃吧!”
高彩霞
高桂荣看着懂事的女儿,点了点头,又像往常一样,撩腿坐在炕沿上,拿起水烟袋,“呼噜呼噜”地吸起来。
高波看着碗里的饺子,眼里噙满了泪水。他知道,为了给他包这顿饺子,父亲一定又到集市上赊了不少账。他已经记不清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肉饺子了。现在,面对着满满一碗飘着肉香的饺子,他却觉得难以下咽。在父母的不断催促下,他勉强吃了大半碗,便对父亲说:“爹,我吃饱了,吃不下了。”
高马氏抹了把眼泪,说道:“平日里你的饭量可不是这点啊,再吃几个啊!”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
“嗯,要出门了,吃不下东西也是常理。孩子他妈,连峰就要走了,有啥叮咛的你就快说吧!”父亲放下手中的水烟袋,把零票子塞到儿子手中,说道:“这是三元零钱,拿着路上花!你妈给你贴身带的盘缠必要的时候再拆开来用。”
高马氏看着高波穿好衣服,努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她紧紧握着儿子的手,说道:“娃啊,咱家的情况和你小时候的事儿这几天都给你说过了。今儿个你要走了,妈还是要给你说,咱家世世代代可是本分人,日后你不管到哪里,不管日子有多艰难,可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你要牢牢记住:不能忘了家乡,忘了祖宗!咱不求财,不谋官,只要能为老百姓做点事,平平安安做个好人就行啦!”父亲也在旁边嘱咐道:“连峰,可要牢牢记住你妈的话啊!”
高波点点头,说:“嗯,我记下啦。”
说完,高波就背起行囊,准备出门。高马氏突然拉住高波,她让高彩霞去堂屋拿来一个小布袋,亲手将小布袋放入高波的行囊,并对他说道:“这一小口袋甜酸枣,你带着路上解渴。”
父亲、母亲和妹妹一直把高波送到城门口,父母又再三对他叮咛道:“娃啊,到了西安,你要想办法,早点托人给家里捎个信儿,报个平安啊!”高波微笑着点了点头,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向城外走去,过了很久才停下脚步,回头遥望家乡的方向,泪眼蒙眬,思绪万千。片刻停留后,他收拾好纷乱的思绪,擦干眼角的泪水,义无反顾地继续向西安进发。
(1) 劝学所,也即后来的教育局。当时,劝学所每年给每位学生津贴60元官费。
(2) 刘春园即刘韶华,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为著名作家柳青的长兄,1938年日机轰炸西安时遇难。
(3) 济南惨案发生于1928年5月3日,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外交官员和军民的事件,又称“五三惨案”。
(4) 米脂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米脂县志》,第37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 《冯世光回忆高波故事》,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高波档案卷宗。
(6)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杜斌丞同志纪念文集》,第26页,1982。
(7) 高波“剃发出行”一说,是根据米脂县委党史办公室杨孝山同志1982年10月给雨花台烈士陵园函件中提供的烈士史料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