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迎新机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的学生和群众每天都在奔走活动。他们到革命公园聚会,聆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赤胆为国、大义凛然的演讲,到街头巷尾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呼喊抗日救国的口号。高波也积极投入到了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编印宣传抗日传单,参加街头抗日义演,并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内战,对日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时,一张出现在街头的油印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彻底改变了高波的人生轨迹。
抗日军政大学的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其前身为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高等学府。红大开学不久,因国民党军袭击瓦窑堡(5) ,学校即随中央机关撤往保安(今志丹县)县城。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局面开始形成,全国进入一个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也稍见放松。东北军主动撤出肤施(今延安)后,红大随中央和军委机关迁驻肤施县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月19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也视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抗大向全国发出招生布告,号召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或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的青年报考抗大。
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
看到抗大的招生广告,高波顿觉眼前一亮,这不正是他一直苦苦等待的最佳时机嘛。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抗大学习。这么重要的决定,他第一个想要告诉的人就是他的恩师杜斌丞。此时,杜斌丞出任新改组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于是,高波撕下一张招生广告揣在怀里,急匆匆地赶到北院门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室。高波把西安街头巷尾的活动情况向杜斌丞作了详细的汇报,之后他把自己想去抗大学习的想法告诉了杜斌丞。本来,他以为杜斌丞可能会拒绝自己的请求,而他已下决心要据理力争,一定要去肤施投奔陕北红军。哪知杜斌丞听了他的想法后,沉思片刻,便欣然同意,并亲笔写了封介绍信,让他到肤施后交给毛泽东。杜斌丞接着又告诉高波,常黎夫不日将赴多地视察工作,途经肤施,正好可以跟他一同前往。
高波听后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立即飞奔到常黎夫办公室,把恩师同意他赴抗大学习,并且让他随其一起出发的消息告诉了常黎夫。常黎夫听后,真心为好友即将实现心中的理想而高兴。随后几天,高波一直都处于兴奋的状态,走路办事一阵风似的,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儿。他早早地把一切收拾停当,随时准备出发。
1937年1月,高波随常黎夫一道离开西安向肤施进发。长途跋涉既艰辛又枯燥,为了活跃气氛,高波会时不时吼上几嗓子秦腔,或是说些风趣的话,让大家满身的疲惫一扫而光。1月下旬,他们抵达肤施。这时的古城虽已改名为“延安”,但人们习惯上仍以“肤施”称之。马豫章以肤施县县长身份设宴招待了常黎夫、高波一行,由于常黎夫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视察员,又同杜斌丞有着特殊关系,毛泽东也出席了这次欢迎宴会。大家谈笑风生,气氛很是热烈。这是高波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没有想到主席是如此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也让他对延安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期待。
常黎夫等人在延安住了大约一周,便又往其他县赶去。高波则留在了延安,从此开始了他全新的革命人生。
(1) 柯华主编:《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第356—357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
(2) 杨瀚:《杨虎城大传》,第164页,团结出版社,2014。
(3) 革命互济会是中共领导的声援中国革命、维护人民正当权益、帮助革命者解决危难的革命团体。全国设总会,各省市设分会,主要活动是进行社会募捐,救济灾民和遇难同胞,同时也为共产党的活动筹集经费。九一八事变后,陕西党、团组织在各地建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互济会(简称互济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红军和难民募捐物资。
(4)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第4集,第105页,1989。
(5) 1936年6月21日,陕北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配合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乘红军主力西征、后方兵力不足,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突然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