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洒兴文艺
高波在积极办班、办学之余,还经常筹办各种文艺社团,参加一些团体演出,为边区文艺事业的繁荣兴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940年3月,高波、任思忠为开阔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视野,更好地开展部队文化娱乐生活,成立了一个以杨啸空(白晞)为组长的魔术小组,共同研究开发了20多套魔术节目。为了演好节目,高波还写了张条子,派李长华从毛主席那里借来一对玻璃酒杯做道具。要知道,当时的延安可是很少见到玻璃酒杯这种稀罕物件的。4月,烽火剧社到陇东地区巡回演出时,高波等人的魔术节目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当时的文化俱乐部主任萧三和烽火剧社教员王地子说:“可以考虑在延安成立一个魔术之类的团体。”(3)
杨啸空(白晞)
同年10月,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和戏剧节,延安文艺界决定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文艺汇演。在筹备过程中,宗池、王地子、杨啸空、钟灵等经过商议,决定要组织一台别开生面的以杂技魔术、曲艺相声为主的专场“杂耍晚会”。在陕甘宁边区剧协分会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筹备和排练,晚会在中央组织部的大礼堂如期举行。演出当晚,礼堂挤满了人。演员表演了口技、杂技、曲艺等30多个小节目,获得了极大成功。晚会结束后,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找到宗池(晚会负责人、延安青年俱乐部主任),对他说,“晚会演得很好,形式新颖,不只青年爱看,大家都喜欢”,希望能在新年再演一场。
于是,经过紧张的筹备,在鲁艺等众多单位的协助支持下,1941年1月4日,一台名为“青年晚会”的文艺盛筵在中组部礼堂正式演出,林伯渠、习仲勋、陈云、李富春、冯文彬等出席观看。
这两场演出中,高波、王地子、张金奎、杨啸空、严寄洲、钟灵等表演的杂技收获的掌声最多,他们几个也成了全场令人瞩目的“明星”。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941年4月,由文化俱乐部和部队艺术学校牵头组建延安业余杂技团体。萧三、王地子、宗池,作家丁玲,鲁艺的周扬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个业余团体组建的具体细节,高波也会抽出时间参与讨论。
大家经过讨论首先通过了王地子起草的建团章程,然后又接着讨论团名。关于团名,参与讨论的同志可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自古以来,我国把杂技一类的民间艺术称为戏(细)法、把戏、杂耍,后来又有从外国传过来的魔术、马戏等等。要建的新团叫什么名字呢?大家都认为,称作把戏(细)团、细(戏)法团显然不合适,要是叫魔术团,又包括不了其他项目,叫马戏团吧,又没马戏。一时之间,难以决定。于是萧三就号召大家回去好好琢磨,一定要起个响亮顺口又很贴切的名字。几天后,王地子提出用“杂技”二字比较合适。他的提法得到了高波等参与讨论同志的一致赞同。就这样,团名定为“延安业余杂技团”,其成员主要来自文化、青年两个俱乐部和部队艺术学校、鲁艺、评剧院等单位。
毛主席知道“杂技”这个名字后,十分赞赏,说:“这名字好,可以包罗万象。”后来,1943年周恩来副主席回到延安观看演出时,也称赞“杂技”这个名字起得好。(4)
1941年4月20日,延安业余杂技团正式挂牌成立。柯仲平、丁玲、张庚、吕骥、安波、胡绩伟、金紫光、吴雪、陈荒煤、马健翎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延安业余杂技团章程》,民主选举产生了领导班子:王地子任团长,宗池、石畅为副团长,钟灵为秘书长,张金奎为团委会成员兼教练。杂技团的团址就设在延安文化沟(即大砭沟)的青年俱乐部,团员有高波等30余名主要演员,其中绝大多数演员和高波一样是兼职,而非杂技团的固定演出人员。他们的本职工作都分散在延安各党政机关和院校。有演出任务时,他们招之即来,来之即演,演后即散。高波在担任演员的同时,还与杨啸空、李长华一起负责团里的道具制作。
业余杂技团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正式公演是在五四青年节,演出地点在延安城新市场后沟的露天剧场。说是露天剧场,其实就是一个土台子,两侧立着两根挂幕布和挂汽灯的高杆,条件相当简陋。演出当天,延安部队战士、机关干部、妇女儿童以及山村农民,像赶集一样涌到露天广场,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演出伊始,人们就被紧张刺激的杂技表演深深地吸引了,叫好声不断,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演出结束后,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高波、王地子、杨啸空、张金奎等人又加演了一场,一连演出了30多个节目,持续演了4个多小时,观众热烈喝彩,掌声迭起。其中,张金奎的硬功头顶砸石,王地子自编自演的数来宝,高波、马瑜的口技,杨啸空的小魔术等,展示了杂技艺术的新风尚,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外,高波和张松涛还合作表演了相声,钟灵即兴表演了带有讽刺漫画色彩的《作报告》等,这些都成为日后该团经常演出的节目。
延安新市场
就在同一天,高波还出席了延安业余剧团的成立大会。抗大文工团的团长缪正心担任剧团团长,成员为中央青委、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央医院、自然科学院等单位的戏剧爱好者40余人。剧团设立了常务委员会,共有7人,除了团长缪正心外,还有高波、陈明、陈振球、章炳南、汪鹏、王志成等6人。剧团成立后,除了组织演出活动之外,还经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和研究戏剧技术、理论、戏剧运动等问题,并以独立团体名义,参加边区剧协组织的各种活动。一年后,团员即发展到80多人。整风运动普遍展开后,团员们没有更多时间进行排练演出,剧团的活动便渐告结束。
业余杂技团5月4日演出后,名震延安。于是,从中央机关到地方部队都争相邀请杂技团去演出。杂技团也利用演出的机会,从各单位陆续吸收了一批同志入团,壮大了力量。
《解放日报》多次报道了延安业余杂技团的演出盛况,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延安有个杂技团”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陕北根据地,甚至传到敌占区。晋西北行署听闻后还专门派人来,要求延安业余杂技团帮助他们建立晋西北分团。杂技艺术作为革命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杂技团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杂技团的发展进入相关领导的视野。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指出:杂技团应该变娱乐为工作,要充实杂技的政治内容,还应当突破延安的圈子,组织下乡,做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他还建议,杂技团应该逐步走向职业化。
1942年,延安业余杂技团与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青年文化工作团”合并,改建为“延安杂技团”,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直属文艺团体。杂技团的队伍也随之壮大了,团员有150多人。此后,延安杂技团除逢年过节的表演和为一些机关团体的集会助兴外,还不断深入基层,走进农村,为工人、部队战士和农民演出,深受欢迎。
1942年6月5日,延安文化俱乐部邀请延安爱好民族音乐的10多人举行座谈。经过讨论,决定筹备成立“延安业余国乐社”,并推选高波、李鹰航、梁寒光等负责筹建工作。
延安文化俱乐部正在开展活动
延安文化俱乐部成立于延安青年文化沟内,属边区文协领导,萧三任主任。该俱乐部不仅是一个群众自由参加的文化活动场所,而且还是一个组织和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团体,要为各种会议提供场所,并组织和建立各种文化训练班和业余文艺社团,举办各种晚会等。
李鹰航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有师生之谊,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革命音乐家,他与高波等人协商后,拟定了征收社员的《延安国乐社启事》,并张贴在俱乐部外面。很快就有20多人报名参加。高波等人随即开始组织社员练习《小桃红》《一代艺人》等10多首广东音乐名曲,准备在国乐社举办成立典礼时演奏。
6月27日,延安业余国乐社成立典礼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并举行了首场民族音乐演奏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延安业余国乐社20多名社员和高波一样都是各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练习。虽然训练时间有限,但在高波等人的细心指导下,大家进步很快,演奏水平不断提高。8月1日,延安业余国乐社为纪念“八一”举行了国乐演奏会。随后国乐社又陆续参加了延安文化俱乐部为招待在延国际友人举行的音乐晚会、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各业余文化团体联席夏季茶会和文化俱乐部在文化沟口修建的艺术台的开幕式等活动。
10月下旬以后,国乐社每隔几周就在延安文化沟口艺术台举行一次公演。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国乐社社员们的本职工作和学习任务日渐紧张,其活动便逐步减少直至结束。
在延安,高波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作为一名“音乐活动家”(5) ,他吹拉弹唱演无所不能,为推动部队文艺工作的兴旺发达而辛勤劳作,也为发展边区革命文艺工作而殚精竭虑、奔走忙碌,被誉为“延安四大忙人之一”(6) 。在繁忙的文艺工作和演出活动中,由于饮食不规律,高波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经常发作,有时候疼得满头大汗,他也不肯停下手中的工作休息片刻。父亲高桂荣去世,他回乡选好墓地,安葬好父亲,就立刻返回了工作岗位。这是高波第三次回到家乡米脂。此后,他再也没能抽出时间回到家乡看望亲人。
(1)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鲜明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
(2) 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号召下,1942年4月14日,由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成立,统一领导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边区总学委会还按照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组织了3个学习委员会,即由陈正人负责的党和民众团体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和谢觉哉负责的政府系统学习委员会、由萧劲光负责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系统学习委员会,分别领导各系统的整风运动。
(3) 李长华:《抹不掉的记忆》,第14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4) 李长华:《抹不掉的记忆》,第14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一书中,高波是以“音乐活动家”身份被列入军旅音乐家名录的。参见李双江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第68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6) 张国全:《陕北文化通览》,第45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