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建支部
四川会馆的集中营情况十分复杂,关押的人员有共产党员,有无辜的群众,有杂牌军的反动军官,还有一些无耻的叛徒。初到集中营,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高波就通过多种方式对被关押的人员进行摸底,初步摸清了狱中的情况。大部分党员思想坚定,斗争性强,但由于狱中相互联系非常困难,因而斗争力量分散。为了把大家的力量组织起来,更有效地同敌人斗争,高波决定在狱中成立党支部。
在与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秘密串联的过程中,高波结识了共产党员秦明,并对他不屈的斗争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气节钦佩不已。
秦明
秦明原名乔映淮,1916年2月生于靖远县乔家庄,为“乔门四杰”之一。1946年10月,秦明被甘工委从靖远调往环县任中共环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主持环县周围敌占区的地下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侵入陇东地区,时任环县武工队政委的秦明和县委副书记王保民一直在环县南部坚持游击斗争。5月中旬,武工队驻地被敌人包围,突围中,秦明因腿部受伤被捕。国民党对其具体身份并不清楚,只是认定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干部,于是将其先后关押在宁夏中卫、甘肃平凉等地,企图通过不断转移和施加酷刑逼迫他就范,但均未得逞。6月,秦明被押到兰州,先是关押在位于兰州畅家巷附7号的青训大队第一中队,后转押至二中队。刚到二中队时,秦明由于刑伤未愈,加之长途跋涉,身体非常虚弱。尽管如此,敌人的威胁恫吓,疲劳审讯等手段都没有使秦明屈服,“政治感化”对他也是无济于事。于是,敌人找来叛徒魏振桐,让他利用同学关系对秦明进行诱降。秦明依然不为所动,当面斥责了魏振桐这个出卖组织、充当特务的无耻叛徒。魏振桐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狼狈离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联,以高波为书记,王正川和秦明为副书记的狱中党支部成立了。党支部下设三个党小组:安(边)定(边)组、八团组、盐池组(2) 。
狱中党支部成立后,高波明确了党支部的主要任务:领导党员、团结同志,与敌人斗争;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野蛮残暴,瓦解敌军;反对打骂,争取人权,要求改善生活;收缴党费,集零为整,接济难友及伤病员;监视、抨击敌特和叛徒的言行;设法与兰州地下党取得联系。
从此,在高波等人的领导下,狱中的30多位党员不定时地过组织生活,讨论对敌斗争的方案和策略,广泛团结身边的难友,有组织有计划地同敌人展开斗争。有了党组织的领导,大家虽然身陷囹圄,但都对狱中斗争充满了必胜信心。
为了更好地同敌人进行斗争,高波还与未暴露身份的苏杰儒建立起联系。
苏杰儒原名苏自强,榆林子洲县西庄乡驼耳巷村人。他和高波早年相识于西安杜斌丞处,后来二人先后前往三边地区,工作中多有交集。抗战胜利后,苏杰儒担任了安边县公安局长、三边军分区保安处干事等职。1947年4月初,他在定边战役撤退途中被马鸿逵部抓捕。由于敌人没有搜到什么证据,他又一直坚称自己就是个盐商老板,因此始终未暴露身份。
苏杰儒被转押至兰州集中营后,高波一眼就认出了他。当得知苏杰儒还没有暴露身份时,高波就叮嘱他“设法迷惑敌人,以保护自己”。为了稳妥起见,高波还让苏杰儒与他单线联系,减少暴露的风险。敌人审问苏杰儒时,他就坚称自己只是个小商人,稀里糊涂地被抓进了监狱,其余什么也不知道,并且有时候还故意语无伦次,所答非所问,以此来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自己脑袋有问题。
回到牢房后,苏杰儒就把审讯情况告诉了高波。高波马上意识到,这可是个大做文章的好机会。为了麻痹敌人,高波给苏杰儒起了个外号叫“憨人”,并且让大家都喊他“憨人”。时间一长,监狱的看守也喊苏杰儒“憨人”,并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看管,后来干脆让苏杰儒去伙房帮厨做饭。这样一来,苏杰儒就有了一点来回走动的自由。这正是高波所希望的。
此后,高波就利用苏杰儒能自由走动的这个便利条件,给苏杰儒布置了一些任务,让他注意敌人有什么动态,看看敌人办的墙报上都写了些什么,是谁写的,解放战争有什么新进展等等。苏杰儒按照高波的指示,每次帮厨做饭时,都会注意观察,细听牢记,尤其路过贴墙报的地方时,他总是故意放慢脚步,看一看谁写了什么文章,敌人有什么新动向。他把看到的、听到的都一一记下,然后再找合适的时机向高波单独汇报。有了苏杰儒提供的各种情报,高波在带领难友们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就能有的放矢,增加胜算。
高波作为支部书记除了带领大家积极与敌人斗争外,还想办法利用狱中有限的条件开展生产自救。
深秋的一天,高波招呼苏杰儒等几个烟瘾大的同志来抽水烟。苏杰儒告诉大家,高波靠一天少吃一个馒头,省出钱来给大家换烟抽。大家听后都非常感动,而高波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我饭量小,没什么。”高波见难友老郝不停地低头将羊皮袄上的毛扯下来,便问他:“你干啥?”老郝说:“天冷了,想打个毛袜子穿。”高波听了,“哦”了一声就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眨巴着眼睛,陷入了沉思。
晚上,高波联系上秦明,一起研究起这个问题来,他说:“这倒是个办法,大家都有皮袄,打个毛袜子可以御寒。咱们要是想法子能搞点生产自救,换点钱为病号们买点吃的就好了。”秦明听了,说道:“我倒有个主意。苏杰儒那一身驼毛衣服,可以打不少东西,是不是想办法和他商量一下?”讲到这里,他停了一下,问道:“我看这个群众很左,是不是党员?”高波严守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对此不置可否,只是说:“边区的人民心都是红的,当然左,我和他商量去!”
高波找到苏杰儒等同志,大家欣然答应。于是,在党支部组织下,许多难友都打起毛线来。高波他们将砖磨圆了做线搓子的砣,用扫把上的杆子做打毛线的针。大家一有时间就搞起副业生产来。集中营一下子变成了个“手工作坊”。众人拾柴火焰高,没有多久这个“手工作坊”就生产出了不少袜子、手套之类的产品。
有了产品还要想办法卖出去,才能换回一些必需品。于是高波想办法做通了一个看守的工作,由他把产品拿出去卖,然后帮他们买回挂面、面饼、药品之类的必需品和毛线等原材料。那段时间,正值秋冬换季之时,伤寒病流行,狱中的同志几乎人人被传染。高波等人一方面发动同志们相互照顾,一方面通过看守从外面购买食品和药品实行自救,这才使一些重症的同志转危为安。敌人担心如果在押人员死亡过多会引起上级的责罚,所以他们对高波等人的副业生产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干预。可是后来,这个看守因贩卖枪支的罪名被抓了起来,这条“生产线”只得光荣地结束了它的使命。在高波等人的带领下,难友们安然度过了这场肆虐的流行病危机,为日后与敌斗争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