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心拒“感化”
长江南岸的镇江金山寺,始建于东晋,三面环水,庙宇依山势而建,素以参禅悟道和规模宏大的水陆法会著称于世,民间更流传着《白蛇传》水漫金山的动人传说,以及妙高台苏东坡赏月起舞等历史典故。然而,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将其“国防部训导所”迁到镇江,这里就变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国防部训导所所长欧阳瑛、副所长秦远润都是军统特务头目,其主要任务就是对被俘的解放军、被捕的共产党员以及政治嫌疑犯集中囚禁,施以“感化教育”,妄图化革命力量为反革命力量,以维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
高波被解到训导所后,被编入第一训练中队。他刚到一中队,就成了队里的“大麻烦”。在训导所,被关押的人员一律要求换穿国民党的军服。但高波认为这是要强行将他们编入国民党部队,因而坚决不换装,仍然穿着自己那身早已破烂不堪的解放军军装。按照训导所的规定,新来的“犯人”只要是识字的,每人都要先写一份详细的自传,填写“学员调查表”,一式两份。高波认为共产党人只有向党写自传的义务,因此拒绝填写。叫他出操、上课,他也根本不予理睬,坚决不去。所里要找他谈话,他就说:“没什么可谈的!”此外,被“管训”的人每天都被要求写日记和反省书,他也拒绝,坚决不给敌人留下只言片语。
高波和一起被解到训导所的秦明再次并肩战斗,他们通过秘密串连,建立起地下党支部,并分别任正、副党支部书记,领导难友们对敌人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他还设法与狱中从外地解来的同志建立联系,以壮大对敌斗争的力量。高波因此结识了由郑州解来的共产党员李常田。
李常田
李常田比高波小两岁,是河南修武县北霍村人,被捕前在第一次解放后的焦作市任市政府秘书,后任焦作市市内区代区长。1946年10月,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突袭包围了撤到长岭村办公的焦作市政府,李常田被俘,先后被关押在焦作监狱、郑州绥靖公署俘虏总队(即青训总队)。1948年3月29日,李常田等18人被押送到镇江国民党国防部训导所。到镇江后,李常田领导郑州去的同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高波、秦明与李常田一起携手战斗,他们领导支部成员有力驳斥了敌人的错误言论,严厉打击了投降变节分子,积极开展了革命宣传并伺机组织了狱中暴动。
国民党国防部训导所以软化政策为主,主要通过采取各种所谓“训导”措施,如训话、辩论、讲课等,妄图从思想上、心理上瓦解共产党人的防线。
高波等人到训导所不久,所长欧阳瑛就将“学员”集中起来训话。他当众大放厥词:“诸位过去误入歧途,中毒很深。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找到了光明之路……这次请诸位来,就‘谁是内战的发动者’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哪一个适合中国之国情’,和诸位谈谈……”
高波突然站起来,问道:“所长先生,请问:双十协定墨迹未干,是谁开了第一枪?是谁把中国人民再一次抛入内战的深渊之中?难道,所长大人真的不知道吗?事情很清楚了,挑起内战的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至于说三民主义,你们早就篡改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变成了你们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
高波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他义正词严的论说,狠狠击中了敌人的要害。欧阳瑛气急败坏地嚎叫:“住口,住口,是我训导你,还是你来教训我……”
高波当众反驳,让欧阳瑛对他恨之入骨,会后亲自批注:高波,捣乱秩序,影响极坏,应严加管教。
训导所的训导主任名叫张启魁,军简三阶(相当于上校),专门从事对被俘的共产党和解放军中级干部的“感化”与“训导”,极尽反共反人民之能事。他亲自制定了训导计划,主持“辩论会”“演讲会”“精神讲话”,妄图“感化”训导所的“学员”。
5月的一天,张启魁特意请来托派头子叶青到狱中“讲课”,他满以为叶青这个高明的“理论家”准能叫高波等“顽固分子”口服心服。结果叶青上台还没讲上几句,高波就站起来,指出他的叛徒嘴脸。接着高波又和秦明、李常田等人轮番提问质询,弄得叶青张口结舌,十分狼狈,演讲会只得不欢而散。会后,张启魁将高波禁闭起来,强迫他好好阅读反动书籍,转化思想。结果他把这些书一页一页撕下来,都做了手纸。敌人对此也无可奈何。
面对敌人一贯的利诱和高压,有些同志意志坚定,经受住了考验,而有些同志却堕落变节,站到国民党一边,与人民为敌。在兰州时,王正川和高波、秦明等一起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可到了金山,他却选择向敌人“自首”!王正川变节后,虽然没有供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但在难友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高波对他深恶痛绝,怒斥道:“你太没出息了!你给陕北丢了人,给共产党丢了人!”(1)
更令人厌恶的是,以王正川为代表的这一小撮自甘堕落、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的“学员”,常常穿着国民党赏给的军服招摇过市,洋洋自得。邵国华(原名杨铭敦)、何佛邨二人变节降敌后,通过出卖同志,当上了训导所区队副,参与迫害抵制“感化教育”的革命志士。每次看到这些出卖了自己灵魂的“软骨头”,高波就会和秦明、李常田等一道,严厉批评,大声呵斥。这些家伙自知理亏,每次远远看到他们几个就会故意避开,不敢和他们打照面。
张启魁还让叛徒朱筠、吴满有、何佛邨等8人现身说法,进行反革命宣传。高波等坚定的共产党员,则通过高唱《国际歌》《蒋介石这个坏东西》等革命歌曲予以回击,并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些“软骨头”哪里是高波他们的对手,三句两句就败下阵来。高波等人硬是将敌人进行反革命宣传的集会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舞台,沉重打击了那些投敌变节的“软骨头”,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的斗争勇气。
针对训导所通过办墙报、黑板报及编印《训导月刊》《新动力》等反动刊物,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的做法,高波、秦明和李常田利用一切机会,在墙壁、床头、门板上书写标语口号,张贴革命传单,宣传革命主张,欢呼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大家的斗志。由于高波等人组织严密,行动神速,他们的活动一直没有被敌人发现。
与此同时,高波等人还通过挑选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同志参加狱中的伙食委员会及墙报、文艺、篮球等组织,努力在训导所占领斗争阵地。
1948年6月,国民党准备在南京搞一个“庆祝”活动,企图利用一些变节分子为其做反动宣传,同时要镇江训导所组织被关押的人员参加活动,以此来壮大声势,好趁此机会大做文章。高波、李常田等人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他们严正声明:“我们是来坐牢的,决不参加你们的什么‘庆祝’活动!如果强迫我们参加,身子嘴巴是我们的,出大乱子,概由你们负责。”在他们的影响下,大部分被关押人员都拒绝参加活动。训导主任张启魁通过集体训话、个别谈话方式劝说无果后,又采取威胁、恐吓手段逼迫高波顺从,依然遭到高波的严词拒绝。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
这次事件后,张启魁向所长欧阳瑛等人报告说:“高波、秦明等人乱放炮,捣乱秩序,影响极坏,应严加管教。”随后,训导所将高波等最坚决的“顽固分子”20余人集中到第三训练中队,实行武装看管,严密监视。
金山训导所第三训练中队,又称“顽固中队”,队长为袁克南,中队副欧阳杰,指导员臧天璋,均为军统特务出身。中队的牢房设在金山半山坳的放生寺里,由武装人员看守,门禁更为森严,活动的自由就更少了。
监牢的铁窗,只能锁住高波的身躯,但锁不住他向往党、向往革命胜利的一颗红心。放生寺集中营四面环水,仅一面有独木桥出入。桥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真可谓插翅难飞。但高波仔细观察了放生寺的环境后,认为仍有机会脱离虎口。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让同志们逃出牢笼。他对大家说:“优秀的共产党员不屈服敌人是好的,更重要的是设法跑出去,拿起枪到战场上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党现在需要的是用武装力量去消灭敌人,解放人民,能出去一个,就给革命增添一份力量。”
高波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敌人对难友李魁子看管较松,便和秦明商量后,决定组织李魁子越狱。高波想办法与李魁子取得联系,将他们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将自己的两支金星钢笔送给李魁子作为越狱后的路费,嘱咐他出去后要尽快找到部队,以便设法营救更多同志出去。接下来,他们就是等待合适的时机。
1948年8月,南京要召开体育运动会,训导所为给本单位争光,决定从关押人员中选拔一些运动员参赛,秦明也在被选之列。高波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乘运动员决赛时让秦明带领一些同志逃跑。不巧的是,就在决赛前夕,秦明由于突然患病而未能参加比赛。
虽然出现突发情况,但高波等人仍然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组织了越狱暴动。李魁子按照原定计划,乘敌不备率先跳入长江中。敌人随即慌忙跟踪追捕。此时,高波便发动被关押的同志一起呐喊掩护,并乘敌人忙乱之机鼓动其他难友们一道越狱逃跑。于是,他们高呼口号,一同冲出了监狱,弄得敌人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四面开枪追捕。混乱中,张汉辉、王会文、李贵支等人也乘机跳入江中,逃出了虎口。
李魁子等人成功逃出后,高波、李常田被抓捕押回,并与另外6位“特别危险分子”一起关入地牢。
高波被抓回后,敌人对他百般拷打,施以各种酷刑,但他始终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敌人强迫他写自首书,他就写下“回解放区”4个大字,气得所长欧阳瑛咆哮道:“像高波这样冥顽不化的共党分子,再不送走,我无法训导别人!”
敌人看来是硬的不行,就再来软的。在高波病重的时候,敌人企图用金钱来软化他,但被高波严词拒绝。训导主任张启魁还不死心,又来亲自训话,想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张启魁劝说道:“走自新之路,可以量才录用。”高波对此嗤之以鼻。张启魁继而又威胁、恐吓他说:“如不守纪守法,将送国防部严惩。”高波毫不畏惧,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任凭他耍什么手段都不为所动。于是敌人把高波列入“教化不开”的人,禁止其出入走动。
高波像一只山雀,即便是被关在笼子里,也还是要放声歌唱。他与同狱的黄家熊,一个拉二胡,一个吹口琴,合奏《三潭映月》(2) 《苏武牧羊》等曲子。高波还经常放声高唱边区歌谣。他的歌声和乐曲让难友们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感受到了片刻的幸福时光。
1948年10月,眼看着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国民党政府为“安全”计,决定将“国防部训导所”由镇江金山迁往江西。11月8日临行前,考虑到高波等人很有可能在路上组织暴动,训导所便将情况上报国防部政工局,请示处理办法。政工局接到报告后,指定上解,并将他们转送到军统保密局作最后处理。就这样,高波、李常田、秦明等斗争最坚决的18人,被训导所以“长期感化无效,越狱暴动分子”的名义秘密送往了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