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英名传
高波作为烽火剧团的第二任团长,在继承剧团优良传统的同时,又对剧团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他的带领下,烽火剧团除用陕甘宁部队和民众最喜爱的秦腔和郿鄠(7) (眉户)这两种地方曲调演出外,还加入了京戏、山西梆子、河北大鼓、话剧、陕北道情、陕北秧歌,还有原创的小歌剧等多种演出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剧团的节目不仅体现了抗战的时代主题,还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有效地配合了党的政治工作的开展,受到广大官兵和群众的喜爱,同时在团结和统战友好人士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波对于剧团的建设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他常说:“咱们部队宣传队,跟地方剧团不一样。地方剧团搞一种地方戏,能够适合当地群众就行了;部队的战士江西的、湖南的、福建的、山西的,哪儿的人都有,他们正在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我们要想办法,让所有的战士都爱看我们的演出。”在他看来,部队宣传队就是要精干,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每个人都要一专多能才行。
高波自己就是一专多能的代表。他会唱京戏,又会唱秦腔、郿鄠、碗碗腔(8) ,还会唱山西梆子和河南梆子。此外,他还会拉京胡、板胡,会京、秦两剧种的全部打击乐器。即便是这样,他仍然勤学不辍,常常一大早就跑到远处的山头上刻苦练习乐器。每当同志们听到悠扬的琴声,就知道高团长又在练习了。也正因为一专多能,高波成了团里的“救火队员”。每次演出,他都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出现什么突发情况,他就立刻顶上去。不论什么角色,他都能演;不论什么戏种,他都能唱;不论什么乐器,他都能拉,真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团员们经常说:“高团长就是剧团的‘定海神针’。”
为了让剧团的作品真正受欢迎,高波除鼓励队员们勤学苦练外,还号召大家积极发挥聪明才智,努力推陈出新,争取创作出好的作品。他对队员们说:“根据地很多群众不识字,无文化,也要看戏、唱歌、听音乐,我们要通过创作、演出,使他们振奋起来,推动他们团结进步。”
高波是这样说的,自己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自从进入烽火剧团从事文艺工作那天起,他就在不断探索部队官兵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为了创作节目,他常常通宵不睡,在昏黄如豆的油灯下,戴着将近1000度的近视眼镜搞创作。他大胆试验,常常运用传统形式反映新内容,宣传抗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主动与人合作,用京剧形式创作《平型关大战》,表现出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大锯缸》则表现了游击队员的机智勇敢;他用快板说唱形式编排的《花子拾金》,成了许多连队俱乐部热衷排演的节目;他用双簧形式编排的《小精怪》,成为每次晚会必演的保留节目;他用流行的中国小歌舞形式创作的《小放牛》,一上演就引起共鸣。此外,他还用秦腔、郿鄠等形式,创作了不少反映军民抗战的剧目,深受部队官兵和老百姓的欢迎。就拿经他改编的《小放牛》来说,由于主题鲜明,形式活泼,音乐动听,一时颇为流行,传遍了整个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也看过好多遍,他曾开玩笑地对当时的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说:“劲光啊,你老请我看《小放牛》。”
高波专注于剧社业务工作的同时,还十分善于做队员们的思想工作。有一次,剧社到野战医院的窑洞里为伤病员慰问演出,女队员李强由于紧张,演出时忘了几句词。李强出现失误后,高波就特别关注她,发现她情绪一直不高,因此演出一结束他就来到李强住的窑洞。当他看到李强闷闷不乐地缩在炕角,低垂着脑袋,先是严肃地批评了她,继而又耐心地开导她。他问李强:“你可知道,咱们这烽火剧社的前身是红军宣传队,是既能打仗,又能搞宣传鼓动?红军的传统咱可不能丢了。战士们就是咱们的亲兄弟,慰问战士,怎么能不高兴,耷拉着个脑袋呢?”
这一番话让李强感到羞愧,她稍稍抬高了脑袋,但还是一声不吭。高波进一步开导她:“要记住,不管拿武器的还是拿乐器的,都一样是战士。”
李强有点不解,问道:“拿乐器的只管吹拉弹唱,整天演出蹦蹦跳跳的,怎么又是战士了呢?”
高波说:“这叫文艺战士。咱们这剧社,拿笔的、画画的、演戏的、跳舞的,都是文艺战士。你呢?你是什么?”
“噢,我明白了。我是文艺战士。瞧,还穿着军装呢!”李强一下子兴奋起来。
“不!”高波立刻高声说道:“别看你现在穿着军装,你还算不上真正的战士!”
李强很不服气,反问道:“我怎么就不是?”
高波见她噘着嘴,就说:“既然是战士,你怎么见了战士抬不起头来?”他的声音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不论是拿枪的战士,还是拿乐器的战士,最重要的是看思想是不是武装起来了。思想武装起来,才是真正的战士,永远是战士。他不论在什么战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坚持战斗。”
高波的一席话,说得李强心服口服,她抬起头,目光变得坚定而执着。随后,高波带着李强到窑洞外的河边散步,向她讲述许多红军宣传队的故事。李强深受教育,也备受鼓舞,对高波也是打心眼里充满了敬佩之意。李强后来回忆往事时讲,这天夜里,她老是睡不着。“拿武器的,拿乐器的,都是战士”这句话,老是在她耳边响起。(9) 在她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句话也一直陪伴着她,激励她勇往直前。
剧社在外演出时,往往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高波就常常教导队员们:“咱们烽火剧社的老底子是红军宣传队,我们要保持红军宣传队的战斗传统。”在他的带领下,剧社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精神。由于他有勇有谋、临事不惧,因此即便在面临困难甚至危机时,他也总是能沉着、灵活地应对,化危为安。
高波有一次率剧社到陇东一带(甘肃省庆阳、宁县、镇原等地)演出,要经过国统区,那时候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但国民党顽固派时常跟八路军闹摩擦,进攻八路军的部队,暗杀八路军的干部,因此这一路危机四伏。这天,太阳已经偏西,剧社行进到一个村庄附近,高波让大家就地休息,他派人先进村打探一下情况。这时,村里有几个人走过来,鬼鬼祟祟地打听队伍的情况:“你们是什么部队啊?有多少人,多少枪?那些个布套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警觉的高波感到情况不对。经过调查,得知这几人是国民党的保甲长。他们显然是奉命前来收集情报的。
此时,全剧社只有高波随身携带了一支左轮枪,处境十分危险。高波知道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军心。他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分队长听从指挥,稳定各队队员的情绪。随后,集结队伍,高波在队前作动员讲话:“同志们,马上就要进村了!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要拿出八路军精兵强将的威风来。大家的手要特别爱护‘重武器’,擦‘枪’时别走火,伤了老百姓,要注意群众纪律啊!”讲了几句后,高波故意停顿了一下,朝向几个保甲长站立的地方看了看,右手按在腰间的左轮枪枪套上,声音响亮地说道:“现在,周边情况还很复杂,我们的思想不能解除武装。大家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我指到哪里,大家打到哪里!”队员们心领神会,高波说一句,大家就高声应和一句,士气高昂,俨然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简短的动员讲话后,高波发出指令:“立正,‘枪’上——肩!”大伙儿立马将蒙上布套的提琴、三弦、二胡、手风琴等扛到肩上,并做出很沉重的样子,好像肩上扛的不是机关枪,就是掷弹筒。但剧社带的大鼓、小鼓等乐器没有蒙上布套,那几个保甲长早已看到。正当大家担心这会暴露真相时,忽然听见高波下达命令:“军乐队打头,齐步走!”于是,携带大鼓、小鼓的同志走到队伍前面,敲起洋鼓,吹起洋号,威武地走进村庄。保甲长们被这个阵势吓住了,以为真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未敢轻举妄动。晚上,为了防止他们给附近国民党顽军送消息,高波让队员拿着演戏的道具整夜站岗放哨。
第二天不等天亮,高波就带着队伍出发了。为了尽早脱险,在队员们穿过村子后,高波就下令急行军,带领部队快速通过国民党统治区。陇东高原,多是光山秃岭和支离破碎的沟沟峁峁。站在高处放眼眺望,都是一条条大深沟。要通过这些深沟,那比翻越大山还费劲儿。快到目的地时,队员们个个大汗淋漓,张着嘴巴,呼哧呼哧地喘个不停。进村前,高波让队伍停了下来,对大家说:“咱们得学红军宣传队。长征期间,他们跟战士一样行军,战士们休息,他们还要搭起宣传鼓动棚,鼓舞大家的士气。咱们总不能像打了败仗的样子去见部队的战士。”于是,大家重新整理了绑腿,互相帮着整理好军容风纪,然后就像每次到宿营地那样,奏着军乐,踏着齐步,走进村庄。
高波工作上一丝不苟,对同志要求严格,生活中则细致入微,对同志关心备至。团里有几个红小鬼,由于他们年纪小,高波对他们分外照顾。天冷了,高波会提醒他们添加衣服;肚子饿了,高波会把自己的食物省下来给他们吃;衣服破了,高波又会帮他们缝补。这些红小鬼心里早就把高波当成了自己的亲哥哥,什么烦恼都愿意向他倾诉,什么快乐都愿意和他分享。
剧社到甘肃庆阳府演出时,队员李章想去看望在曲子工作的父亲,可是庆阳到曲子距离有一百多里,因此很是犯难。高波得知情况后,二话不说,笑眯眯地牵来一匹马,招呼道:“小鬼,跟我走吧!”说完,他把李章抱上马背,自己随即翻身上马,两腿一夹,马儿就向曲子方向飞奔。
高波就是这样,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一丝官架子,因此全社同志都视他为先生、兄长,大家都喜欢和他亲近。
1940年5月,烽火剧社去陇东演出前,高波接到去留守兵团政治部任文艺科长(10) 的调令。全社同志都舍不得高社长,他们选派代表向萧劲光和莫文骅两位首长提意见,想要把高波同志留下来。可是,首长要把高波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队员们只好恋恋不舍地与高社长分别。
剧社演出回来后不几天,高波就来看望大家。见到高波,好多小队员都哭了,李长华哭得最厉害。高波见状,安慰大家说:“这都怎么啦?我又不是远走高飞了,就在北门外,你们想去就去,我想来就来,这不是很好嘛!”
李长华嘟囔着说:“那也不如在一起好。”
高波走了过去,在李长华耳边悄声说:“我知道你的心事,你的党籍问题,我和任协理员都说好了,他会和你说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来找我,我一定帮你。”
李长华把一个小布口袋往桌上一放,悻悻然地说:“你先把这东西收下吧!”
高波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李长华说:“合水县一个老乡送你的。”
站在一旁的任思忠笑呵呵地说:“本来是满满一口袋,路上被我们吃了些。”
高波接着问道:“可不是啥不义之财吧?”
任思忠打趣道:“你是名角哟,人家想攀高枝才送你的,啥子不义之财嘛!”
高波有点不好意思,忙说道:“哎呀,错怪了,错怪了哇!”
看着高社长的囧样,队员们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本沉闷压抑的气氛瞬间欢快起来。
高波虽然已经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但他的一言一行早已对剧社的队员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让他们积蓄了继续前行的无穷力量。
(1) 1936年6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的瓦窑堡创立。为活跃学校的文艺生活,成立了一个小型宣传队,隶属于宣传科,蔺子安任队长,队员多数当过红军中的宣传员。党中央迁移到保安后,将“红大”内的第三科和“游击营”合并,成立了一个红军步兵学校,原来的宣(转下页)
(2) (接上页)传队便改由步兵学校领导。西安事变后,红军步兵学校进驻陇东的庆阳,并改为红军教导师,宣传队也随之改属教导师领导,继续在部队中开展文艺宣传活动。1937年10月,教导师宣传队奉命奔赴延安,接受新的任务。
(3) 《小放牛》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为牧童,女角为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答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
(4) 李伟主编:《摇篮情 军旅爱——延安、东北、中南部队艺术学校纪念文集》,第26页,长征出版社,1995。
(5) 报道原载于《新中华报》1939年7月14日,转载自:《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527—52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6) 李长华:《抹不掉的记忆》,第112页,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7) 郿鄠,读音[méihù],也写作“眉户”,西北人民最喜爱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又叫“曲子”“迷胡子”,由郿县(今眉县)、鄠县(今户县)的民歌小调发展而成,流行于陕西、山西、甘肃一带。
(8) 碗碗腔是陕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又称“灯碗腔”“阮儿腔”。
(9) 参见李强《高波同志在烽火剧团》,《雨花》2016年第9期。
(10) 李长华回忆文章《社长高波同志》(刊载于:李长华《抹不掉的记忆》,第103—104页,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中写道“他被调去留守兵团政治部当了文化科长”,本文依据众多文献资料改为“文艺科长”。